难忘少小上学时

                                     李千树

        近日连续听了两天课，忽然又勾起了我过去上学听课的回忆，特别是儿时初上学的情节，更是历历在目，骤然清晰了起来。

        我上小学的时候，正好是“文革”后期，全国开始安静了下来。毛主席一句“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就将全国的适龄儿童都统统归笼进了学校里。许多农村的所谓“街孩子”突然就老实了起来，如入了笼子的鸟，都变得规规矩矩的了。

        我上学的那年虚岁八岁。因为父母忙，是我大姐送我去的。

        当时，我们大队里已经有了完小。可由于场地狭小，不能盛下所有的孩子。于是，一个学校就分作了两块:主体在河的南岸大场边，初入学的低年级孩子则被安排在河北边村东头的东庵子上。

        东庵子这处学堂，又分上下两个院落。原是谁家的两个场院，被临时改作校园。上边的院落有四五间房，被用高粱杆混合着泥土隔成了两个空间，以便可分成两个班。我初上学的时候，就是在上边的这个院子里上学。先在靠近里头的那间，后在靠近外头的那间。教室里没有桌椅板凳，只有用石头和泥垒成的垛子上安放的长条木板。我们就和一群小燕子一样，并排地坐在这些木板之间。夏天还好，冬天就特别凉。老师教我们的取暖方式就是跺脚。于是，满屋都是尘土飞扬，直呛人肺管子。关键是孩子小还调皮，一拥挤，就可能将木板从石头垛子上挤下来，于是还得麻烦老师给使劲搬上去。

        我们的老师有三个。基本都是临时抓来的代课老师。一个是解放前的私塾先生，是我同学的父亲，嘴里有颗大金牙。一个是个子特别小的侏儒，也是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特别喜欢讲笑话，开玩笑。另一个就是六队里的小队会计，人长得很高大，但就是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好训斥人。他冬天喜欢扎一条又宽又长的布腰带，因经常松动便不住捆扎。只要他捆扎一回，必定就会瞪眼训人。我就被他训斥过。

        那次，做算术题。这个老师让每个同学都将算题写在各自的石板上，依次上讲台让他看。我因为在靠墙的木板的最里面，出入不便，就想让同学给代交。结果就惹得这个老师不高兴了。他横眉怒对，对着小小的我怒斥说:“你看你就像过着六十亩地的老地主一样，架子还不小呢！”我只好从木板上跨过去，自己再重复送一遍。

        这个老师不仅对我凶，对别的同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某次，下了大雪，我的一个小同学来晚了。他就不让这个小同学进教室，而是站在院子里。雪越下越大，小同学都变成一个雪小孩了，还是不让进。此情此景被从此路过的一个大人看见，就在外面大声吼:“哪个老师这么狠心啊，这是要冻死这个小孩吗？”这个老师这才叫这个小同学进屋。但却还不让他归位，而是等他讲完了课，让他作检讨，说为什么迟到了？这个小同学又惊又怕，并且早就冻得浑身哆嗦，便打着牙巴骨说:“天长了，夜短了，我睡不醒，起晚了。”老师一瞪眼:“净找客观理由！人家怎么就没有迟到！”于是，这个小同学就很深刻的检讨说:“都是被某某某的流毒毒害的我，缠住我了。”满屋同学登时哄堂大笑。那位老师也笑了。这才饶了他，让他归了座。

        过了年，来年春天的时候，我们下到了下面的院子。在这里的记忆没有别的，就是夏日午休，学校不让在家里睡，都要回学校。结果有一次，我就从桌子上掉下来，摔得满腮帮子的土。值守的同学不仅不同情，反而还用教杆打我，说我故意破坏纪律，竟从桌子上掉下来了。

        到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就转移到了河南边的完小里。可是，这个年级，对于我来说，却都是厄运。因为与我同桌的那个同学是个小霸王，不学习还脾气特别暴躁。他嫌我学习比他好，经常得老师表扬，就经常偷偷揍我。他还在桌子上划一条竖线，只要是我稍微越界，他就马上一记重拳。这让我曾一度噩梦联翩。

        当然，也有可乐的事情发生。比如，有一个同学，脑瓜子不大好使。老师让用“狠狠”一词造句，他就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珍宝岛胜利了，狠狠地抓住了蒋正光。”乍看没问题，但却足足让我们和老师笑了许久。因为这个“蒋正光”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村里的一个人。你说可笑不可笑！

        还有，我另一个同学因气恨自己的父母让他干活，在数学老师让他编应用题的时候，他就这样借机编排自己的父母:“我父母这对老地主和地主婆，一天到晚压迫我干活，早上挑两桶水，中午挑两桶水，下午挑两桶水，试问:我一天共挑几桶水？”数学老师读罢，笑得前仰后合，读给我们，全体笑疯。

        三年级基本无事可表。四年级时，我遇到了一个好老师，是我们四小队的一个会计。他当班主任，看我学习刻苦而老实，就让我当学习委员。从此，我就开启了自己当学生时代的“仕途”。自那以后，一直到高中，我都是班干部，不是学习委员，就是劳动委员等。

        五年级那年，我在全管区和全考点的考试比赛中得了第一名。学校张榜公布表扬了我。然后，让我在某大批判会议上，代表全体“红小兵”发言。结果，惹得我一些同学不高兴了，质问我有何资格代表他们？我说:“我是不想代表你们啊，但学校让我代表啊！你们如果有意见，可以去找校长嘛！”他们这才无话可说了。

        那一年，我因品学兼优，还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虽然只有三块钱，但足足令我激动了许久。为此，我开始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而第一篇日记，记得就是拿奖学金这件事。那时，我就懂得了什么叫“感恩”。

        初中，我继续当班干部，并加入了中国共青团。那时，我还不到十五岁，只有十四岁。

        而且，正赶上全国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新的一轮全民消除文盲活动。我因在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出色，竟被评为“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全县的“模范小先生”。

        1979年夏，我怀着极其忐忑不安的心情，参加了全国高考，并考上了山东煤矿师范。从此，我也就离开家乡，离开大山，开始了我的漫漫人生路，直到今天。

        今天，在这花甲之年，已然退休数年后，我坐在济南市中区区委党校的大教室里，听着全国著名诗词大家们的课程讲授，我忽然想起来了儿时的上学时光，禁不住感喟良多。是啊，没有昨天，哪来今天，没有少小时候的那些青葱岁月，无数的磕磕绊绊，又哪里有今天的我们？愿我们走遍天涯海角，归来依旧是少年！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童年和少年！

                  2025年12月17日于济南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