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笔底深浅：文学境界的四重维度​

作者：杨 东

“一流的作家写人性，二流的作家写人生，三流的作家写经历，不入流的作家歌功颂德。” 这句断言恰似文学江湖的境界标尺，穿越时空照见创作者的格局与初心。

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镜像，其价值高低，终究取决于笔尖触达的深度 —— 是停留在表层的现象罗列，还是潜入灵魂的本质叩问。​

一流作家的笔，是解剖人性的手术刀，直抵灵魂最幽微的褶皱。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从不堆砌传奇，却以大观园的日常勾勒出人性的复杂光谱：薛宝钗的圆融里藏着疏离，林黛玉的敏感中裹着赤诚，王熙凤的精明下掩着惶恐。

他写的从不是某个人的命运，而是人类共通的欲望、挣扎与救赎，所以 “满纸荒唐言” 能穿越三百年，让每个时代的读者都在其中看见自己的影子。

国外亦然，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没有简单评判婚外情的对错，而是剖开安娜对爱情的炽热与虚荣，卡列宁的虚伪与懦弱，列文的迷茫与求索，将人性的光明与幽暗、崇高与卑劣赤裸裸地呈现在文字里。

这类作家深知，人性是永恒的母题，它超越时代、地域与身份，是文学能够跨越时空的密码。

他们不提供标准答案，只展现人性的多棱镜，让读者在沉思中完成自我观照。​

二流作家则将目光聚焦于人生的轨迹，书写时代洪流下的个体命运。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奋斗史，铺展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乡村青年的人生图景：他们在贫困中坚守尊严，在变革中寻找方向，在爱情中经历悲欢。

作品记录的是特定时代的人生选择与生存困境，充满了生活的质感与时代的烙印，让读者在共鸣中感受人生的重量。

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亦是如此，从主人公的童年苦难到成年后的奋斗与救赎，勾勒出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风貌与个体命运的交织。

这类作品以人生为载体，展现时代的变迁与个体的挣扎，虽未触及人性的本质内核，却以其真实感与时代性打动人心。​

三流作家的创作，往往停留在个人经历的简单复述。

他们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直接诉诸文字，缺乏对生活的提炼与升华，更无对人性或人生的深度思考。

比如某些流水账式的自传，或是记录日常琐事的随笔，文字或许流畅，却缺乏思想的重量与艺术的感染力。

这类作品就像未经打磨的原石，虽有生活的底色，却无文学的光泽，难以引发广泛的共鸣与长久的流传。他们的写作更像是自我表达的宣泄，而非对文学价值的追求，读者读完便忘，难以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令人遗憾的是不入流的作家，他们将文学沦为歌功颂德的工具，放弃了作家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

古时有迎合帝王喜好的宫廷文人，写下大量粉饰太平、堆砌辞藻的应制之作，内容空洞无物，只为博取权贵的欢心；近现代也有部分作家，背离文学的良知，一味歌颂虚假的美好，回避社会的矛盾与问题。

这类作品缺乏真实的情感与独立的思想，沦为权力的附庸，不仅无文学价值可言，更丧失了文学应有的社会担当。

文学的生命力在于真实与真诚，当创作沦为刻意的吹捧与迎合，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能被时代所淘汰。​

文学的境界，终究取决于创作者的眼界与初心。

一流作家以人性为根，二流作家以人生为枝，三流作家以经历为叶，而不入流的作家则放弃了文学的灵魂。

无论是曹雪芹与托尔斯泰的人性叩问，还是路遥与狄更斯的人生书写，都因坚守了文学的本质而被铭记。

而那些只知复述经历或歌功颂德的作品，终究只是文学长河中的浮沫，转瞬即逝。

愿每个创作者都能守住初心，以笔为舟，在人性的深海中探寻，在人生的旷野上耕耘，写出真正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文字。

作者简介：

杨东，男，汉族；中共党员；2016年12月31日退休；笔名 天然，主任记者。出生于甘肃民勤县农民之家，20世纪60年代初随母亲落户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三团，务农两年，服兵役两年，当教师六年，在地省报当记者编辑十余年；历任中国新闻社新疆分社采编中心主任、兵团支社社长、《兵团新闻网》总编辑。新疆作协会员，曾当选为新疆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著有报告文学集《圣火辉煌》、《共同拥有》、《湘军出塞》、《天之业》、《石城突破》《永远的眺望》和散文通讯特写集《阳光的原色》、《风儿捎来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