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笔底深浅:文学境界的四重维度
作者:杨 东
“一流的作家写人性,二流的作家写人生,三流的作家写经历,不入流的作家歌功颂德。” 这句断言恰似文学江湖的境界标尺,穿越时空照见创作者的格局与初心。
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镜像,其价值高低,终究取决于笔尖触达的深度 —— 是停留在表层的现象罗列,还是潜入灵魂的本质叩问。
一流作家的笔,是解剖人性的手术刀,直抵灵魂最幽微的褶皱。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从不堆砌传奇,却以大观园的日常勾勒出人性的复杂光谱:薛宝钗的圆融里藏着疏离,林黛玉的敏感中裹着赤诚,王熙凤的精明下掩着惶恐。
他写的从不是某个人的命运,而是人类共通的欲望、挣扎与救赎,所以 “满纸荒唐言” 能穿越三百年,让每个时代的读者都在其中看见自己的影子。
国外亦然,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没有简单评判婚外情的对错,而是剖开安娜对爱情的炽热与虚荣,卡列宁的虚伪与懦弱,列文的迷茫与求索,将人性的光明与幽暗、崇高与卑劣赤裸裸地呈现在文字里。
这类作家深知,人性是永恒的母题,它超越时代、地域与身份,是文学能够跨越时空的密码。
他们不提供标准答案,只展现人性的多棱镜,让读者在沉思中完成自我观照。
二流作家则将目光聚焦于人生的轨迹,书写时代洪流下的个体命运。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奋斗史,铺展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乡村青年的人生图景:他们在贫困中坚守尊严,在变革中寻找方向,在爱情中经历悲欢。
作品记录的是特定时代的人生选择与生存困境,充满了生活的质感与时代的烙印,让读者在共鸣中感受人生的重量。
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亦是如此,从主人公的童年苦难到成年后的奋斗与救赎,勾勒出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风貌与个体命运的交织。
这类作品以人生为载体,展现时代的变迁与个体的挣扎,虽未触及人性的本质内核,却以其真实感与时代性打动人心。
三流作家的创作,往往停留在个人经历的简单复述。
他们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直接诉诸文字,缺乏对生活的提炼与升华,更无对人性或人生的深度思考。
比如某些流水账式的自传,或是记录日常琐事的随笔,文字或许流畅,却缺乏思想的重量与艺术的感染力。
这类作品就像未经打磨的原石,虽有生活的底色,却无文学的光泽,难以引发广泛的共鸣与长久的流传。他们的写作更像是自我表达的宣泄,而非对文学价值的追求,读者读完便忘,难以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令人遗憾的是不入流的作家,他们将文学沦为歌功颂德的工具,放弃了作家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
古时有迎合帝王喜好的宫廷文人,写下大量粉饰太平、堆砌辞藻的应制之作,内容空洞无物,只为博取权贵的欢心;近现代也有部分作家,背离文学的良知,一味歌颂虚假的美好,回避社会的矛盾与问题。
这类作品缺乏真实的情感与独立的思想,沦为权力的附庸,不仅无文学价值可言,更丧失了文学应有的社会担当。
文学的生命力在于真实与真诚,当创作沦为刻意的吹捧与迎合,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能被时代所淘汰。
文学的境界,终究取决于创作者的眼界与初心。
一流作家以人性为根,二流作家以人生为枝,三流作家以经历为叶,而不入流的作家则放弃了文学的灵魂。
无论是曹雪芹与托尔斯泰的人性叩问,还是路遥与狄更斯的人生书写,都因坚守了文学的本质而被铭记。
而那些只知复述经历或歌功颂德的作品,终究只是文学长河中的浮沫,转瞬即逝。
愿每个创作者都能守住初心,以笔为舟,在人性的深海中探寻,在人生的旷野上耕耘,写出真正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文字。

作者简介:
杨东,男,汉族;中共党员;2016年12月31日退休;笔名 天然,主任记者。出生于甘肃民勤县农民之家,20世纪60年代初随母亲落户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三团,务农两年,服兵役两年,当教师六年,在地省报当记者编辑十余年;历任中国新闻社新疆分社采编中心主任、兵团支社社长、《兵团新闻网》总编辑。新疆作协会员,曾当选为新疆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著有报告文学集《圣火辉煌》、《共同拥有》、《湘军出塞》、《天之业》、《石城突破》《永远的眺望》和散文通讯特写集《阳光的原色》、《风儿捎来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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