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四十九卷 第五十七章 浦江晨雾
一九〇六年一月八日，清晨。
上海的冬天潮湿阴冷，黄浦江上笼罩着灰蒙蒙的雾。外滩的欧式建筑在雾中若隐若现，海关大钟敲了六下，钟声沉闷，像被雾气裹住了传不远。码头上已经忙碌起来：苦力们扛着麻袋、木箱，喊着号子；小贩推着早点车叫卖：“大饼油条——豆浆粢饭——”；早班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驶过，车上挤满了睡眼惺忪的工人。
叶开在上海北站附近的一家小客栈住下了。房间在三楼，推开窗就能看到铁道上冒着黑烟的火车。一晚上只要一角钱，床板硬，被子薄，但还算干净。
他洗漱完毕，换上干净的棉袍——这是回国前特意做的，深灰色，厚实，适合上海的冬天。把重要的文件、信件、笔记本放进贴身的布袋里，系在腰间。然后下楼吃早饭。
客栈一楼兼营早点，几张油腻的木桌，几条长凳。叶开要了一碗豆浆，两根油条，坐在角落里慢慢吃。邻桌几个工人模样的在聊天：
“听说了吗？杨树浦那家纱厂又罢工了。”
“为啥？”
“工钱呗。老板说要减薪两成，工人不干。”
“能成吗？上次虹口码头罢工，不是让巡捕房给压下去了？”
“这次不一样，听说有读书人帮忙，教工人写申诉书，还联络了报馆。”
叶开竖起耳朵。这半年在上海，工人运动似乎有新发展。
“读书人？哪来的读书人？”
“不知道，说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懂法律，会写文章。”
“留学生肯帮咱们工人？”
“谁知道呢，看看吧。”
吃完早饭，叶开决定先去浦东找老铁头。半年没见，不知识字小组怎么样了。
坐摆渡船过黄浦江。江面上雾气更浓，对岸的浦东几乎看不见。船舱里挤满了人：挑着担子的小贩，提着篮子的农妇，扛着工具的工人。空气里混合着汗味、鱼腥味和煤烟味。船夫喊着号子，摇着橹，木船在混浊的江水中缓缓前行。
叶开站在船头，望着雾中的上海。这座他生活多年的城市，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景象：外滩的洋楼，江上的轮船，码头的喧嚣；陌生的是气氛——似乎有一种躁动在酝酿，像地下岩浆在奔涌。
船靠浦东码头。叶开踏上熟悉的土地。还是那些低矮的棚户区，泥泞的小路，破旧的木板房。但仔细看，有些变化：路边多了几个识字班招贴，虽然纸张粗糙，字也歪歪扭扭，但确实是识字班的广告：
“工人夜校，每晚七点到九点，教识字、算账、写信。免费。”
下面有地址：浦东张家弄15号。
这不就是老铁头识字小组的地点吗？但原来没有这么正式的招贴。
叶开按地址找去。张家弄是条狭窄的弄堂，两边挤满了低矮的平房。15号是一间稍大些的屋子，门口挂着块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工人夜校”。
门开着，叶走进去。屋里比半年前宽敞多了，摆着二十几张简陋的课桌和长凳。墙上贴着几张字画：一张是“工农团结”，一张是“知识就是力量”，还有一张是中国地图，上面用红笔圈出了几个地方。
一个年轻人正在扫地，看见叶开，停下问：“您找谁？”
“我找铁头叔。”
年轻人打量他：“您是……”
“我叫叶开，半年前在这里教过书。”
年轻人眼睛一亮：“您就是叶先生？铁头叔常提起您！快请坐，铁头叔去印刷所了，一会儿就回来。”
年轻人叫阿福，是附近纱厂的工人，也是夜校的学生兼助手。他给叶开倒了杯热水，两人聊起来。
原来这半年，识字小组发展很快。从最初的一个点、十几个学生，发展到现在的八个点、三百多学生。老铁头把几个进步工人培养成教师，轮流去各点上课。教材也更新了，不再是简单的《三字经》《百家姓》，而是结合工人生活的实用教材：教认工钱单上的字，教算每天的工钱，教写简单的申诉书和家信。
“上个月还出了件事，”阿福兴奋地说，“杨树浦有家纱厂老板克扣工钱，工人不识字，算不清。我们夜校几个学生去帮他们算，发现老板每个月少算每人两到三块钱。工人们联合起来去理论，老板起初不认账，但看到工人能拿出白纸黑字的账目，没办法，只好补发了。这件事传开后，来夜校报名的工人更多了。”
叶开很欣慰：“铁头叔辛苦了。”
“铁头叔说，这多亏您打下的基础。”阿福说，“您教的方法好：从工人实际需要出发，学了就能用。工人们觉得有用，就愿意学。”
正说着，门外传来脚步声。老铁头回来了。
半年不见，老铁头瘦了些，但精神很好，眼睛亮亮的。看见叶开，他愣住了，然后大步走过来，紧紧握住叶开的手：“叶先生！你回来了！”
“铁头叔，我回来了。”叶开也很激动。
两人坐下，阿福知趣地出去了，说要“去买点菜，中午请叶先生吃饭”。
“这半年怎么样？”叶开问。
“好，好！”老铁头连声说，“按你走时说的，我们坚持下来了，还发展了。现在八个点，三百多学生，有十个工人教师。教材也编了三套：初级识字、实用算账、简单写作。”
他拿出几本油印的小册子。纸张粗糙，油墨也不太均匀，但内容很实用。叶开翻看着，频频点头。
“还有，”老铁头压低声音，“我们和杨树浦、虹口几个工厂的进步工人联系上了，互相支持。上个月纱厂那件事，就是几个点联合行动的。现在工人们开始明白：团结起来力量大。”
“官府没找麻烦？”
“怎么没有？”老铁头苦笑，“巡捕房来过几次，说我们‘聚众闹事’。但我们有准备：一有动静就转移，教材藏起来，上课说是‘联谊会’‘同乡会’。再说，法不责众，我们现在人多了，官府也不敢轻易动。”
叶开把在日本的情况简单说了，特别是同盟会成立、自己负责教育工作的事。
老铁头听得认真：“同盟会？孙中山先生的团体？那好啊！有了组织，力量更大。”
“铁头叔，我想把浦东的夜校作为同盟会教育工作的一个试点。”叶开说，“系统总结你们的经验，编写更完善的教材，培训更多的教师，然后推广到其他地方。”
“好啊！”老铁头眼睛发亮，“需要我做什么？”
“第一，整理这半年的经验教训：怎么组织，怎么教学，遇到问题怎么解决；第二，帮我了解工人的实际需求，他们最需要学什么；第三，介绍可靠的工人骨干，培养他们成为教师和组织者。”
“没问题。”老铁头一口答应，“今晚就有课，你来听听，看看现在的样子。”
中午，阿福买了菜回来，在老铁头屋里做了几个简单的菜：红烧豆腐，炒青菜，咸鱼，还有一盆米饭。三个人边吃边聊。
阿福才十九岁，江苏盐城人，十三岁来上海做工，在纱厂当了六年童工。去年偶然路过夜校，好奇进来听了一课，就迷上了。
“以前我觉得，我们工人就是命苦，生来就该受苦。”阿福说，“但学了识字，懂了道理，才知道不是这样。老板剥削我们，官府欺负我们，是因为我们不团结，没知识。现在我们团结了，有知识了，他们就怕了。”
“怕什么？”叶开问。
“怕我们知道自己的权利，怕我们联合起来。”阿福说，“上次纱厂老板补发工钱后，对工人态度好多了，再不敢随便打骂克扣。他知道工人不是好欺负的了。”
叶开点头。这就是教育的力量：让被压迫者认识到自己的处境，获得反抗的勇气和能力。
“阿福现在是我们最好的教师之一。”老铁头夸道，“他理解工人，讲课生动，工人们都爱听。他还自己编了些顺口溜，教工人记字：‘工人’的‘工’字，一横一竖一个人，工人也是人；‘权’字，木旁一个又，团结起来才有权……”
阿福不好意思地笑了：“我瞎编的，工人们说好记就行。”
下午，叶开帮老铁头整理材料。夜校的记录很详细：每节课的内容，学生的进步，遇到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半年来积累了厚厚几大本。
叶开一边看一边记笔记。这些来自实践的经验，比任何理论都宝贵。
傍晚，工人们陆续来了。先是附近工厂下班的工人，洗了脸，换了干净衣服，带着笔记本和铅笔——这是夜校发的，虽然简陋，但很珍贵。接着是更远些的工人，走路来的，骑自行车来的，还有女工，结伴而来。
教室里很快坐满了。二十几个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都穿着打补丁但整洁的衣服。看见叶开，有些老学生认出来了，惊喜地打招呼：“叶先生回来了！”
叶开点头微笑，坐在后排听课。
今晚的课是阿福上，讲“工人的权利”。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先问：“大家说说，我们在工厂里，都有哪些苦？”
工人们纷纷举手：
“工钱低！”
“工时长！”
“动不动就扣钱！”
“监工打人！”
阿福在黑板上一条条记下，然后问：“那你们觉得，我们应该有什么权利？”
沉默了一会儿，一个老工人说：“干活拿钱，天经地义。”
“对！”阿福写：“第一，按时足额领取工钱的权利。”
“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累死人。”一个年轻女工说。
“第二，合理工时的权利。”阿福写。
“病了不准请假，请了就开除。”又一个工人说。
“第三，生病休息的权利。”
一条条，都是工人们亲身的体验。阿福引导大家思考：这些权利为什么被剥夺？怎样才能争取？
最后，他总结：“权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斗争来的。单个工人斗不过老板，但如果我们团结起来，一起行动，老板就怕。上个月纱厂的事就是证明。”
工人们点头，眼神里有思考的光芒。
课间休息时，叶开和老工人们聊天。一个五十多岁的老钳工说：“我活了半辈子，最近半年才活明白了。以前总觉得命苦，现在知道，苦不是命，是可以改变的。”
一个纺织女工说：“我女儿十岁了，我每晚学了字回去教她。我不能让她像我一样，当睁眼瞎。”
这些话，朴素而深刻。叶开一一记下。
课后，叶开和老铁头、阿福又聊到深夜。确定了下一步计划：叶开在上海待一个月，系统总结夜校经验，编写教材和教师手册；同时联络上海的其他进步团体，扩大影响；一个月后去湖南，把经验带到农村。
“湖南农民苦啊。”老铁头说，“我老家就是湖南的，十年前逃荒来上海。农民比工人更苦，更没文化。叶先生，你去那里，要多加小心。”
“我会的。”叶开说。
夜深了，叶开要回浦西。老铁头送他到码头。
江上雾气散了，月光清冷。对岸上海的灯火，在夜色中闪烁，像无数眼睛。
“叶先生，”老铁头忽然说，“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什么事？”
“我可能活不长了。”老铁头平静地说。
叶开心一紧：“铁头叔，你……”
“我有肺病，医生说是痨病，治不好了。”老铁头笑了笑，“但我很高兴，在死之前，能做点有意义的事。夜校交给你，我放心。”
叶开说不出话，只能紧紧握住老铁头的手。那双手粗糙，布满老茧，但温暖有力。
“别难过。”老铁头说，“人总有一死。我活了六十年，前五十年浑浑噩噩，最后十年，特别是这半年，才活得明白。值了。”
船来了。叶开上船，回头看着岸上的老铁头。月光下，老人的身影瘦小而挺拔，像江边的一棵老树。
船开了，老铁头还在挥手。
叶开站在船尾，直到那身影消失在夜色中。
江水滔滔，东流不息。
有些人像这江水，默默流淌，滋养土地。
有些人像江边的树，扎根土壤，遮风挡雨。
而教育，是连接水和土的桥梁，让生命生长，让希望发芽。
回到客栈，已是午夜。
叶开点亮煤油灯，铺开纸笔，开始写：
“平民教育实践初步总结——基于浦东工人夜校的经验”
窗外，上海的冬夜，寒冷而深沉。
但屋里，灯光温暖，笔尖沙沙。
新的一天，新的工作，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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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卷 第五十八章 沪上风云
在上海的这一个月，叶开像上了发条一样忙碌。
白天，他穿梭于浦东的各个夜校点，听课、访谈、记录。晚上，整理材料，编写教材。还要抽空联络上海的其他进步团体：于右任的《民立报》社，蔡元培主持的爱国女校，张謇在南通的实业教育机构……每个地方都有志士在探索中国教育的出路。
一月十五日，叶开拜访了于右任。
《民立报》社在福州路一栋石库门房子里，楼下是印刷所，机器轰隆作响；楼上是编辑部，摆着几张旧桌子，堆满稿件和报纸。于右任四十出头，留着短须，穿着长衫，正在校对清样。
“叶先生，久仰。”于右任很热情，“黄兴兄来信提到你，说你在日本研究教育，很有见地。”
“于先生客气。”叶开递上《民立报》最近几期，“我每期都读，办得很好。特别是这篇《论国民教育之迫切》，写得深刻。”
于右任眼睛一亮：“你也关注教育？”
“是的。我现在负责同盟会的教育工作，想在上海做些试验。”
两人坐下深谈。于右任不仅是报人，也是教育家。他早年就读于震旦学院，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办报办学，一直倡导“教育救国”。
“中国之病，病在民愚。”于右任说，“四万万人，识字者不到一成，能明事理者更少。如此国民，如何建设现代国家？所以教育是根本。”
“但教育如何普及？”叶开问，“官办学堂太少，私塾陈旧，教会学校有文化侵略之嫌。”
“所以需要民间力量。”于右任说，“像你在浦东办的工人夜校，就是很好的尝试。工人是城市的重要力量，教育工人，就是教育城市的脊梁。”
他拿出一份计划书：“我正筹划办一所‘中国公学’，专门招收贫寒子弟，免学费，提供食宿。课程要革新：不仅教国文算学，还要教科学、历史、公民知识。培养新一代国民。”
叶开仔细看计划，很受启发：“于先生，我们可以合作。我在浦东的经验，可以作为平民教育的一部分；你的公学，可以作为中等教育的试验。我们互通有无，共同探索。”
“好！”于右任当即同意，“我聘你为中国公学的特约讲师，每周来上几节课，讲讲劳工问题、社会问题。也让公学的学生了解民间疾苦。”
离开《民立报》社，叶开又去了爱国女校。这是蔡元培、蒋观云等人在一九〇二年创办的女子学校，提倡女权，培养新女性。
校长钟佩芳是位四十多岁的女士，短发，穿深色上衣和裙子，干练而温和。她带叶开参观学校：整洁的教室，小小的图书馆，还有家政课教室和操场。
“我们现有学生一百二十人，年龄从十岁到二十岁不等。”钟校长介绍，“课程设置很全：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科学、音乐、美术、家政、体育。目标是培养独立、自强、有知识的新女性。”
“有毕业生了吗？她们都做什么？”
“有三届毕业生了。有的继续深造，有的当教师，有的从事医护，还有的参与社会活动。”钟校长自豪地说，“我们有个毕业生叫徐宗汉，现在在广州办女子学堂，和林随缘女士是同事。”
林随缘的名字让叶开心里一动：“钟校长认识林女士？”
“认识，通过书信。她的《女声》办得很好，我们每期都读，还在课堂上讨论。”钟校长说，“女子教育，不仅是教知识，更是教权利意识。要让女孩子知道，她们和男孩子一样，有读书的权利，有工作的权利，有选择人生的权利。”
叶开深有同感。他把在日本对女子教育的思考说了，特别提到日本女子教育也有局限性：虽然普及，但目的是培养“贤妻良母”，服务家庭和国家，而不是让女性成为独立个体。
“这个问题我们也意识到了。”钟校长说，“所以我们在课程中特别强调公民教育、权利教育。告诉学生：你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有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
叶开决定，把爱国女校也作为教育试验的合作伙伴。女子教育是中国教育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最需要突破的环节。
一月二十日，叶开收到林随缘从广州的来信。信很短，但信息重要：
“叶兄如晤：
广州形势日紧，《女声》被迫停刊。我决定离开广州，拟于二月初抵沪。闻你在上海，盼一见。有要事相商。
另，湖南有同志来讯，言当地农民运动需教育支持。你可否前往？若去，我可同往。我虽女子，亦愿为乡村教育尽绵薄。
随缘 匆匆
一月十日”
叶开立即回信，告知自己在上海的地址和计划，表示欢迎她来沪，并同意一起去湖南。
同时，他加快了工作进度。白天在浦东，晚上写教材，还要抽空去中国公学讲课，去爱国女校交流。
一月二十五日，浦东工人夜校的第一本正式教材完成了。书名很朴实：《工人识字读本》。共三册：第一册是基础识字，三百个常用字；第二册是实用读写，教看工钱单、写简单信函；第三册是常识启蒙，讲工人权利、卫生知识、团结互助。
叶开请老铁头和几个工人教师试用，根据反馈修改。教材的特点是：
一、从工人生活出发，课文内容都是工场、家庭、市井的常见事物；
二、语言通俗，多用口语，便于理解；
三、渗透进步思想，但不生硬，通过故事和事例自然体现；
四、有练习，有插图，生动有趣。
“这比我们原来用的好多了。”阿福试教后说，“工人们学得更快，也更有兴趣。”
老铁头更关心的是教师培训手册。叶开编写的《平民教育教师指南》，详细讲了如何组织夜校、如何备课上课、如何与学生交流、如何处理各种问题。
“有了这个，新教师就能很快上手。”老铁头说，“我们可以培养更多教师，把夜校办到更多工厂去。”
一月二十八日，叶开组织了第一次上海平民教育工作者交流会。地点在浦东夜校，参加的有：浦东各点的工人教师，中国公学的两位老师，爱国女校的钟校长和两位女教师，还有几位来自杨树浦、虹口工人团体的代表。
二十几个人，挤在夜校教室里，热烈讨论。
叶开先介绍了同盟会教育工作的总体设想，然后请大家分享经验。
浦东的工人教师讲了夜校的发展过程、遇到的困难和解决办法；
中国公学的老师谈了正规学校教育如何与社会教育结合；
爱国女校的老师分享了女子教育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工人团体的代表则提出，教育要与工人运动结合，不能脱离实际斗争。
讨论持续了三个小时。最后达成共识：
一、成立“上海平民教育促进会”，作为松散的合作组织，交流经验，协调行动；
二、编写统一的平民教育教材系列，分工人版、农民版、妇女版、儿童版；
三、建立教师培训机制，定期举办培训班；
四、创办内部刊物《平民教育通讯》，交流信息和经验。
叶开被推选为促进会的临时负责人。他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但也更有信心。上海的平民教育力量正在集结，从分散走向联合。
交流会结束后，钟校长特意留下和叶开谈话。
“叶先生，我有个想法。”钟校长说，“爱国女校想办一个‘女子师范速成班’，招收有志从事女子教育的青年女性，培训半年，然后派往各地办女子学堂。但缺乏合适的师资和教材，你能不能帮忙？”
“当然可以。”叶开说，“我可以来讲课，教材也可以共享。不过，我可能不久就要去湖南。”
“没关系，我们可以先筹备，等你从湖南回来再具体实施。”钟校长说，“女子教育是中国教育的短板，补上这块短板，整个教育体系才能完整。”
叶开深以为然。他想起了林随缘，想起了广州那些渴望读书的女孩子，想起了中国千千万万被剥夺教育权的女性。
“钟校长，等我从湖南回来，一定全力支持这个计划。”
一月三十日，叶开收到陈天华从东京的来信。信很长，讲了东京的情况：同盟会成立后，各项工作在推进；《民声》第二期已经出版，反响很好；日本政府对留学生的管控越来越严，一些同志可能被迫提前回国。
信的末尾，陈天华写道：
“叶兄，近日读梁启超之《新民说》，深有感触。梁氏言：‘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此论与吾等‘教育救国’之理念相通。然梁氏主张改良，吾等主张革命，此根本分歧也。
但无论改良革命，教育新民皆为要务。望兄在国内扎实工作，积累经验，待时机成熟，推广全国。教育之事，急不得，须如农夫耕田，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然亦慢不得，因国家危急，民众苦难，等不起也。
此中分寸，兄自把握。弟在东京，当继续呐喊，为兄之建设擂鼓助威。
天华 顿首
一月十五日”
叶开把信读了好几遍。陈天华的思考越来越深刻了，他看到了教育和革命的辩证关系，看到了急进和渐进的矛盾统一。
是啊，教育如耕田，急不得，也慢不得。要掌握好节奏和分寸。
窗外，上海又下雨了。冬雨淅淅沥沥，敲打着屋檐。
明天就是二月了。
林随缘快来了，湖南之行也要准备了。
叶开整理好这个月的工作总结：教材初稿，教师手册，平民教育促进会章程，还有厚厚一叠访谈记录和实践心得。
这些都是种子，要带到湖南，撒在更广阔的土地上。
夜深了，他吹灭灯，躺下。
听着雨声，想着即将到来的重逢和远行。
心中很踏实，因为每一步都踩在实处。
教育救国，不是口号，是行动。
是编写一本教材，是培训一名教师，是办好一所夜校，是唤醒一个灵魂。
点点滴滴，汇聚成河。
终将改变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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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卷 第五十九章 重逢·二月
二月三日，上海下起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
不是北方的鹅毛大雪，而是江南特有的细雪，像盐粒，像柳絮，飘飘洒洒，落地即化。街道湿漉漉的，行人撑着油纸伞匆匆走过，黄包车的轮子溅起泥水。
叶开在十六铺码头等候。从广州来的客轮“粤安号”今天到港，林随缘就在船上。他已经一个月没收到她的信了，不知她在广州最后的日子如何，路上是否顺利。
上午十点，汽笛长鸣，“粤安号”缓缓靠岸。乘客涌下舷梯：穿西装的商人，穿长衫的文人，穿旗袍的女士，还有挑着担子的小贩，扛着行李的苦力……叶开在人群中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
终于，在舷梯末端，他看到了她。
林随缘穿一件深蓝色棉袍，外面罩着灰色斗篷，头发剪短了，齐耳，戴一顶黑色呢帽。手里提着一只藤箱，肩上挎着布包。半年不见，她瘦了些，但眼神依然明亮坚定。
她也看见了他，微微点头，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叶开挤过去，接过她的藤箱：“路上辛苦了。”
“还好。”林随缘的声音有些沙哑，“就是海上风浪大，有点晕船。”
两人走出码头，叫了一辆黄包车。车夫拉起车，在细雪中跑起来。林随缘把斗篷裹紧些，看着车外的上海街景。
“和广州很不一样。”她轻声说。
“更繁华，也更冷漠。”叶开说。
到了叶开住的客栈，林随缘要了一间房，在叶开隔壁。安顿好后，两人到楼下茶馆坐下，要了一壶热茶。
“《女声》停刊了？”叶开问。
“嗯。”林随缘点头，“官府说我们‘煽动女权，破坏纲常’，发了禁令。最后一期，我们登了一篇《告读者书》，说：‘《女声》可以被禁，但女子追求知识、追求权利的声音，永远不会沉默。’”
她说得很平静，但叶开听得出话里的不甘和坚定。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跟你去湖南。”林随缘直接说，“广州待不下去了，其他地方也需要女子教育。湖南的同志来信，说当地有些开明士绅愿意支持办女学，但缺乏懂行的人。我想去试试。”
“湖南农村很苦，条件很差。”
“我知道。但正因为苦，才需要教育。”林随缘看着叶开，“你在日本学了很多，我也在广州实践了两年。我们应该把知识和经验带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叶开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在上海这一个月，总结了浦东工人夜校的经验，编了教材和教师手册。我们可以把这些带到湖南，结合农村实际改造。”
“我还带了些东西。”林随缘打开布包，里面是几本手稿，“这是《女声》两年来的精华文章，我选编了一下；这是女子学堂的教学大纲和教案；还有这个，”她拿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女子识字歌谣》，我用广东童谣的调子改编的，教女孩子识字，她们很喜欢。”
叶开翻阅着，很佩服林随缘的用心。这些材料，都是宝贵的实践结晶。
“对了，”林随缘想起什么，“我在船上遇到一个人，你猜是谁？”
“谁？”
“秋瑾。”
叶开吃了一惊。秋瑾，那个留学日本、创办《中国女报》、倡导女权和革命的女杰，他听说过但没见过。
“她也在这艘船上？”
“嗯，去绍兴。我们在船上聊了很久。”林随缘眼睛发亮，“她真是个奇女子。说话铿锵有力，见识高远。她说：‘女子不仅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国家。因为国家不解放，女子解放也是空谈。’”
“她有什么计划？”
“回绍兴办女学，培养革命女性。她还说，可能要去联络会党，准备起义。”林随缘压低声音，“她认为，温和改良救不了中国，必须革命。”
叶开沉默。秋瑾的路更激进，更危险。但这样的女性，在中国太少了。
“她给了我一个地址，说如果需要帮助，可以找她。”林随缘说，“她还说，希望我们的女子教育能和她那边的革命活动互相呼应。”
两人又聊了很久，交换了各自这半年的见闻和思考。叶开讲了同盟会的成立，自己在其中的角色，对教育救国的系统思考。林随缘讲了广州女子教育的进展和挫折，对乡村教育的设想。
越聊越发现，两人的想法很契合：都认为教育要扎根民众，要结合实际，要启发民智，要培养新人。
“我们可以合作。”林随缘说，“你侧重理论和方法，我侧重女子教育和教材编写。到了湖南，你负责总体规划和农民教育，我负责女子教育和儿童教育。”
“好。”叶开同意，“但要注意安全。湖南官府对革命活动查得很严。”
“我会小心的。”林随缘说，“我做的是教育，不是革命。当然，教育本身就有革命性。”
第二天，叶开带林随缘去浦东看夜校。老铁头和阿福热情接待。看到工人们晚上来学习的场景，林随缘很感动。
“工人这么辛苦，下班还来学习，真不容易。”
“因为他们尝到了学习的甜头。”老铁头说，“识字后，能看懂工钱单，能算账，能写信，不再受欺负。这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林随缘听了阿福讲的“工人的权利”课，很受启发：“这个方法好，从工人实际体验出发，引导他们思考权利问题。我们教女子时也可以借鉴：从女孩子日常生活中的不公平待遇出发，引导她们思考女性权利。”
晚上，叶开和林随缘参加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第二次会议。这次林随缘的加入，让讨论更丰富了。她分享了广州女子教育的经验，特别是如何争取家庭支持、如何设计适合女性的课程、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很多家长不让女孩读书，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而是觉得‘女子无才便是德’。”林随缘说，“我们要说服他们，告诉他们：有知识的女子，能更好地持家、教子，也能工作养家。这是对家庭有益的事。”
“但有些老顽固就是不听呢？”一个工人教师问。
“那就先从他家的男孩入手。”林随缘说，“教男孩识字，让他们回家教姐妹；或者让已经上学的女孩回家展示学到的东西，让父母看到变化。慢慢来，急不得。”
这些来自实践的经验，让大家都很受益。
会议决定，叶开和林随缘去湖南后，上海的工作由老铁头、于右任、钟校长等人负责。定期通信，交流进展。
二月十日，叶开和林随缘准备出发去湖南。船票买好了，二月十二日从上海出发，经长江到武汉，再转陆路去长沙。
出发前夜，叶开在客栈房间里整理行李。除了衣物和书籍，最重要的是一箱文稿：教材手稿，教师手册，实践总结，还有各地同志的联络信函。
敲门声响起，是林随缘。
“还没睡？”她问。
“整理东西。你呢？”
“也睡不着。”林随缘走进来，在椅子上坐下，“有点紧张，也有点兴奋。”
叶开理解这种心情。湖南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土地，是新的挑战。
“我在想，”林随缘说，“我们到湖南后，从哪里开始？”
“我有一个初步计划。”叶开拿出地图，铺在桌上，“我们先到长沙，找黄兴、宋教仁介绍的同志，了解当地情况。然后选择一两个县作为试点：一个选在交通便利、有一定基础的地方，容易开展工作；一个选在偏僻艰苦的地方，检验我们的方法是否真的适应农村。”
“试点做什么？”
“办三件事：农民夜校，女子识字班，儿童学堂。”叶开指着地图，“夜校教成年农民识字算账，了解自身权利；女子班专门教妇女和女孩，内容要结合她们的生活；儿童学堂白天上课，让贫苦孩子也能读书。”
“教师从哪里来？”
“本地培养。我们可以办短期教师培训班，招收本地有文化的青年，教他们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然后让他们回自己村里办学。”叶开说，“这样成本低，可持续，也更容易被当地人接受。”
林随缘点头：“这个思路好。外来人终究是客，要让本地人成为主力。我们只是播种者，种子要靠他们自己培育。”
她顿了顿，又说：“不过，湖南农村封建思想很重，特别是对女子教育，阻力会很大。”
“所以你的经验很重要。”叶开说，“怎么说服，怎么变通，怎么坚持原则又灵活处理。”
两人又讨论了一些细节：教材如何本土化，经费如何筹措，安全如何保障……不知不觉，夜深了。
窗外的雪已经停了，月光照在积雪上，反射着清冷的光。
“时间不早了，你休息吧。”林随缘起身。
“你也早点休息。”
走到门口，林随缘忽然回头：“叶开。”
“嗯？”
“谢谢你。”她轻声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邀请我一起去湖南。这让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叶开微笑：“我也要谢谢你。你的加入，让我们的教育工作更完整了。”
两人对视，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林随缘走了，轻轻带上门。
叶开站在窗前，看着月光下的上海。这座城市，他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每一次离开，都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这一次离开，不知何时能回。
但无论去哪里，做什么，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教育救国，开启民智。
他想起陈天华，想起老铁头，想起于右任，想起钟校长，想起无数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们。
他们像夜空中的星星，虽然相隔遥远，但彼此照耀，共同点亮黑暗。
而他和林随缘，即将成为这星空中的两颗新星，去照亮另一片土地。
月亮渐渐西沉，东方泛白。
新的一天，新的征程，即将开始。
叶开吹灭灯，躺下。
睡吧，养精蓄锐。
明天，就要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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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卷 第六十章 长江东去
二月十二日，清晨。
上海还在沉睡，十六铺码头已经忙碌起来。开往汉口的客轮“江安号”停靠在泊位，烟囱冒着黑烟，船员在做最后的准备。
叶开和林随缘提着行李，走上舷梯。他们的舱位在二等舱，两人一间，有窗，可以看到江景。比三等舱宽敞些，但价格也贵一倍。
放好行李，两人到甲板上看风景。黄浦江上晨雾弥漫，对岸的浦东隐约可见。远处传来海关钟声，悠悠扬扬，像是在送别。
“上次离开上海，是去日本。”叶开说，“这次离开，是去湖南。每次离开，都带着新的使命。”
“使命……”林随缘重复这个词，“有时候觉得这个词太重了，我们承担得起吗？”
“承担不起也要承担。”叶开说，“因为总得有人去做。如果我们不做，谁做呢？”
汽笛长鸣，船缓缓离开码头。上海的外滩建筑群在晨雾中渐渐远去，像一幅水墨画。
船驶入长江口，江面豁然开阔。浑浊的江水浩浩东去，两岸是平坦的田野和零星的村庄。虽然是冬天，田野荒芜，但仍能想象春夏时的绿色。
回到船舱，叶开拿出笔记本，开始写航行日记。林随缘则整理她的女子教育材料，准备到湖南后使用。
中午，两人去餐厅吃饭。船上乘客形形色色：有去汉口做生意的商人，有回家的学生，有探亲的妇人，还有几个看起来像官员的人，高谈阔论。
邻桌两个商人在聊天：
“听说湖南最近不太平。”
“怎么？”
“有革命党在活动，官府抓得紧。长沙、岳州都戒严了。”
“又是革命党……这些人就不能消停点？闹来闹去，生意都没法做。”
“可不是嘛。不过听说这次不一样，革命党联合了会党，人很多。”
叶开和林随缘对视一眼，默默吃饭。
饭后，两人在甲板上散步。江风凛冽，吹得脸生疼。但视野开阔，心情也舒畅。
“湖南形势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林随缘说。
“嗯。既要开展工作，又要避开官府注意。”叶开说，“好在黄兴、宋教仁给了我们一些可靠的关系。到了长沙，先找他们。”
“你说，农民真的需要教育吗？”林随缘忽然问，“他们最需要的是土地，是温饱。教育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太奢侈了？”
叶开想了想：“温饱是生存的需要，教育是发展的需要。没有温饱，教育确实奢侈；但只有温饱没有教育，人就永远在生存线上挣扎，无法改变命运。而且，”他顿了顿，“教育可以帮助他们争取温饱。识字了，能看懂地契，能算清租税，能明白自己为什么穷。这就是力量。”
林随缘点头：“有道理。就像工人识字后，能发现老板克扣工钱。农民识字后，也能发现地主盘剥。”
“所以教育不是奢侈品，是必需品。”叶开说，“只是这个道理，很多人不明白，包括一些农民自己。”
船在长江上航行，白天黑夜，日夜兼程。经过镇江、南京、芜湖、安庆……每个码头都有上下客，有装卸货。长江就像中国的动脉，流动着商品、人流、信息，也流动着希望和苦难。
叶开在船上认识了几个人。一个是芜湖来的小学教师，叫王明山，去汉口参加教育研讨会。听说叶开研究平民教育，很感兴趣。
“我在芜湖乡下教了十年书，深深感到：农村教育太落后了。”王明山说，“学堂少，教师缺，教材旧。很多孩子上了几年学，还是半文盲。”
“你们用什么教材？”
“还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那一套。也教点算术，但脱离实际。”王明山叹气，“我想改革，但上面不准，家长也不理解。他们说：‘祖祖辈辈都这么学，改什么改？’”
叶开把《工人识字读本》给他看。王明山翻阅后，眼睛亮了：“这个好！贴近生活，实用。不过农村和城市不同，要改改。”
“所以我们去湖南，就是要试验适合农村的教材和方法。”叶开说，“王先生如果有兴趣，可以保持联系。我们试验成功了，可以推广。”
“好！一定！”王明山很高兴，留下地址。
另一个认识的是汉口的女学生，叫周淑英，在汉口女中读书，放假回长沙老家。她听说林随缘办女子教育，很崇拜。
“林先生，我能跟您学习吗？”周淑英问，“我中学毕业后，也想办女学，教穷人家的女孩子读书。”
“当然可以。”林随缘说，“不过这条路很苦，你要想好。”
“我想好了。”周淑英坚定地说，“我母亲就是没读过书，一辈子受苦。我不想让更多女孩子像我母亲一样。”
林随缘很感动，答应到长沙后，可以让周淑英参与女子识字班的工作。
船行三天，二月十五日傍晚，抵达汉口。要在汉口过一夜，明天换小船去长沙。
叶开和林随缘下船，在码头附近找了家客栈住下。汉口比上海更内陆，但因为是长江和汉江交汇处，九省通衢，也很繁华。街上店铺林立，人来人往，各地方言混杂。
晚上，两人去江边散步。汉口的江滩没有上海外滩那么洋气，但更热闹：有卖小吃的摊贩，有说书的艺人，有挑担的货郎，还有乞丐和流浪儿。
看到一个老乞丐带着两个小乞丐在讨饭，孩子脸上脏兮兮的，眼睛却很大很亮。林随缘买了几个烧饼给他们。
“谢谢阿姨。”大点的孩子说，口音是湖南的。
“你们是哪里人？”叶开问。
“岳阳的。发大水，家没了，跟爷爷出来讨饭。”
“想读书吗？”
孩子茫然：“读书？读书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
这个问题很残酷，也很真实。对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来说，读书确实是奢侈的。
“读书不能当饭吃，”叶开蹲下，看着孩子的眼睛，“但读书能让你明白，为什么没饭吃，怎样才能有饭吃。”
孩子听不懂，只是啃着烧饼。
林随缘轻声说：“所以我们的工作，要从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出发。教农民识字算账，教妇女持家育儿，让孩子们明白知识的力量。一点一点来。”
第二天，他们换乘小火轮去长沙。长江支流湘江的水更清，两岸是典型的湖南丘陵地貌。虽然是冬天，山还是绿的，是松树和竹子。
周淑英和他们同船，一路上介绍湖南的风土人情。
“湖南人脾气倔，认死理，但重情义。”她说，“你们要办教育，最好找本地人帮忙，不然很难打开局面。”
“你有什么建议？”叶开问。
“我有个堂叔，在长沙教育界有些名望，思想也开明。到了长沙，我可以引荐。”
“那太好了。”
船行一天，傍晚时分，长沙在望。
长沙城依湘江而建，城墙高大，城楼巍峨。码头上桅杆林立，船只穿梭。虽然是内陆城市，但因为是湖南省会，也很繁华。
下船时，周淑英的家人来接她。她记下叶开和林随缘住的客栈地址，说第二天带堂叔来拜访。
叶开和林随缘在城南找了家客栈住下，名叫“悦来客栈”，干净整洁，价格适中。安顿好后，两人到街上走走，熟悉环境。
长沙的街道比上海窄，店铺多是木结构，古色古香。街上行人多穿棉袍或短褂，说话是湖南口音，嗓门大，语气冲。
“果然和上海不一样。”林随缘说。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性格。”叶开说，“我们要适应这里的性格，才能开展工作。”
回到客栈，叶开拿出黄兴、宋教仁写的介绍信，研究明天要拜访的人。
第一封信是给长沙明德学堂的校长胡元倓。明德学堂是湖南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胡元倓是开明教育家，支持革新。
第二封信是给岳麓书院的学监王闿运。王闿运是经学大师，思想保守，但在湖南学界威望很高，需要争取。
第三封信是给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的成员刘揆一。华兴会是黄兴创立的革命团体，现已并入同盟会，但在湖南仍有很大影响。
这三个人，代表三种力量：新式教育、传统学界、革命组织。都需要接触，都需要争取支持。
“我们的工作，要从哪里开始？”林随缘问。
“先从胡元倓开始。”叶开说，“他是教育家，最容易理解我们的想法。争取他的支持，以明德学堂为基地，开展教师培训。”
“然后呢？”
“然后通过刘揆一，了解湖南农村的实际情况，选择试点地点。同时争取王闿运的理解，至少不反对。传统力量虽然保守，但在农村影响很大，不能忽视。”
计划定下，两人早早休息。明天将开始湖南的工作。
夜深了，长沙城安静下来。只有打更人的梆子声，在街巷中回荡。
叶开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更声，想着即将展开的工作。
湖南，这片土地，孕育了曾国藩、左宗棠那样的名臣，也孕育了谭嗣同、唐才常那样的维新志士，现在又孕育着黄兴、宋教仁这样的革命者。
这片土地，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也有变革的强烈渴望。
在这里开展平民教育，既有优势：文化底蕴深厚，人民重视教育；也有挑战：封建思想顽固，社会结构僵化。
如何破局？需要智慧，需要耐心，更需要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深刻理解。
他想起了松本教授的话：“教育要扎根土壤。”
湖南的土壤是什么？是湘江的水，是洞庭的稻，是岳麓的书香，是农民的汗水，是妇女的辛劳，是孩子的渴望。
他要像农民一样，了解这片土壤，适应这片土壤，然后播下种子。
窗外，传来湘江的涛声。不息的江流，像时间的脚步，像历史的脉搏。
在这涛声中，叶开渐渐入睡。
梦中，他看见金黄的稻浪，看见孩子们在田埂上读书，看见妇女们聚在祠堂里识字，看见老人们摸着新编的教材，眼里闪着光……
那是他希望看到的未来。
虽然遥远，但值得为之奋斗。
夜深了，长沙睡了。
但有些人，已经醒来。
有些种子，即将播下。
有些改变，悄悄开始。
（第四十九卷 完）
【作者简介】胡成智，甘肃会宁县刘寨人。中国作协会员，北京汉墨书画院高级院士。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投身文学创作，现任都市头条编辑。《丛书》杂志社副主编。认证作家。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大专预科班学习，并于作家进修班深造。七律《咏寒门志士·三首》荣获第五届“汉墨风雅兰亭杯”全国诗词文化大赛榜眼奖。同时有二十多篇诗词荣获专家评审金奖，其军人题材诗词《郭养峰素怀》荣获全国第一届“战歌嘹亮-军魂永驻文学奖”一等奖；代表作《盲途疾行》荣获全国第十五届“墨海云帆杯”文学奖一等奖。中篇小说《金兰走西》在全国二十四家文艺单位联合举办的“春笋杯”文学评奖中获得一等奖。“2024——2025年荣获《中国艺术家》杂志社年度优秀作者称号”荣誉证书！
早期诗词作品多见于“歆竹苑文学网”，代表作包括《青山不碍白云飞》《故园赋》《影畔》《磁场》《江山咏怀十首》《尘寰感怀十四韵》《浮生不词》《群居赋》《觉醒之光》《诚实之罪》《盲途疾行》《文明孤途赋》等。近年来，先后出版《胡成智文集》【诗词篇】【小说篇】三部曲及《胡成智文集【地理篇】》三部曲。其长篇小说创作涵盖《山狐泪》《独魂记》《麦田里的沉默》《尘缘债海录》《闭聪录》《三界因果录》《般若红尘录》《佛心石》《松树沟的教书人》《向阳而生》《静水深流》《尘缘未央》《风水宝鉴》《逆行者》《黄土深处的回响》《经纬沧桑》《青蝉志异》《荒冢野史》《青峦血》《乡土之上》《素心笺》《逆流而上》《残霜刃》《山医》《翠峦烟雨录》《血秧》《地脉藏龙》《北辰星墟录》《九星龙脉诀》《三合缘》《无相剑诀》《青峰狐缘》《云台山寺传奇》《青娥听法录》《九渊重光录》《明光剑影录》《与自己的休战书》《看开的快乐》《青山锋芒》《无处安放的青春》《归园蜜语》《听雨居》《山中人》《山与海的对话》《乡村的饭香》《稻草》《轻描淡写》《香魂蝶魄录》《云岭茶香》《山岚深处的约定》《青山依旧锁情深》《青山遮不住》《云雾深处的誓言》《山茶谣》《青山几万重》《溪山烟雨录》《黄土魂》《锈钉记》《荒山泪》《残影碑》《沧海横流》《山鬼》《千秋山河鉴》《无锋之怒》《天命箴言录》《破相思》《碧落红尘》《无待神帝》《明月孤刀》《灵台照影录》《荒原之恋》《雾隐相思佩》《孤灯断剑录》《龙脉诡谭》《云梦相思骨》《山河龙隐录》《乾坤返气录》《痣命天机》《千峰辞》《幽冥山缘录》《明月孤鸿》《龙渊剑影》《荒岭残灯录》《天衍道行》《灵渊觉行》《悟光神域》《天命裁缝铺》《剑匣里的心跳》《玉碎京华》《九转星穹诀》《心相山海》《星陨幽冥录》《九霄龙吟传》《天咒秘玄录》《璇玑血》《玉阙恩仇录》《一句顶半生》系列二十六部，以及《济公逍遥遊》系列三十部。长篇小说总创作量达三百余部，作品总数一万余篇，目前大部分仍在整理陆续发表中。
自八十年代后期，又长期致力于周易八卦的预测应用，并深入钻研地理风水的理论与实践。近三十年来，撰有《山地风水辨疏》《平洋要旨》《六十透地龙分金秘旨》等六部地理专著，均收录于《胡成智文集【地理篇】》。该文集属内部资料，未完全公开，部分地理著述正逐步于网络平台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