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椒肉里的岁月沉香

南步忠

      窗外，启明星正与黎明交接，细微的光在天际闪闪烁烁。老伴轻声嘱咐：“记着，今天去市场买几斤大肉和一斤辣面子。”“辣子和大肉”五个字，像块沉石落在心湖，激起六十载光阴的涟漪。我闷头不语，老伴慌忙凑近询问，我摆了摆沉重的右手示意勿扰——让思绪飞回那不堪回首的岁月里。

      1966年夏天，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雨席卷而来，姥爷家被社教工作组定为“漏划地主”，受其牵连，村里的红卫兵司令部认为父亲是“走资派“，涌去公社“请愿”，要求罢免父亲的党支部书记职务。万幸当时县里风气不如姥爷所在的市里极端，公社迫于压力免去了父亲职务，却挡不住接踵而至的批斗会，昼夜不休，无片刻安宁。父亲一度被关在村西头学校的爷庙里，每天清晨要和其他“黑五类”一起扫街；傍晚时分，红小兵便在我家门前敲锣打鼓喊口号，屋门和墙壁上刷满刺眼的大字报，门两边贴着不堪入目的白对联。

      一次我忍无可忍，冲上去撕掉门上的对联，当即被一个红卫兵狠狠扇了耳光。怒火瞬间烧遍全身，我抓起墙角的铁叉就要扑上去，年迈的爷爷急忙抱住我，用他瘦弱却坚硬的脊背挡住要继续动手的红卫兵，颤抖着用衣袖擦去我脸上的泪水，声音沙哑却坚定：“好男儿流血不流泪，让他们贴吧，咱少不了啥，听话。”

       可这事又给父母添了“教子不严”的罪状，夫妻俩再次被拉去批斗。姐姐南素华在四公里外的咸阳市六中读中学，每晚徒步回家，既要帮母亲操持家务、照顾六个月大的妹妹南维华，还要陪着父亲对着毛主席语录反复修改检讨，常常熬到后半夜才能合眼。爷爷因公双腿落下残疾，走路十分困难；姥爷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以死自证清白；姥姥被车轮式批斗得失语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同住的大姨精神崩溃，被送往医院。深陷狂风暴雨中的母亲，扛着沉重的精神压力与窘迫的生活重担，活着是生不如死的煎熬，死又放不下两家老小，多少个漆黑之夜，无助的她独自坐在村北一公里外的北湾黄土地上以泪洗面，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姐姐一次次寻她回家。姥爷的坟头，更成了母亲夜间倾诉的去处。最险的一次是1967年姥爷去世一周年，后半夜姐姐醒来不见母亲，拉着我疯了似的找到姥爷坟头，发现母亲趴在坟头已昏迷，黄土裹满头发与衣衫，双手在坟前掘出深深的坑凹。姐姐怀抱母亲擦去她脸上的泥污，母亲苏醒后，冰凉的手拉着我们，红肿的眼缝里透着微弱的光。姐姐泪如泉涌：“妈妈，你走了，这个家可咋办？妹妹还那么小！学校已经停课，我和你一起撑这个家。”母亲盯着我们满是泪痕的脸，许久才发出微弱的声音：“娃，妈不离开你们，让你们有个家，走，回。”单薄的肩膀，终究撑起了塌了一半的家。

       六十年代的风刮过黄土塬，吹得庄稼东倒西歪，却吹不弯母亲一米六六的脊梁。三十四岁的她留着齐耳短发，瘦削的身子裹在洗白的粗布衣里，浑身透着庄稼人特有的精干利落——那是日复一日的农活与家务磨出的韧劲儿，是西北女子刻在骨子里的烈与柔。她脸庞清俊，颧骨微凸，眉眼不算艳丽，却藏着明亮的刚直与智慧：纳鞋底时针脚细密如织，织布机上翻梭疾如蝶，麦场上动作稳快利落，剪纸绣花栩栩如生，照顾失明的祖爷爷、脚有残疾的公公更是细心周到、毫无怨言。性子刚烈却从不争强斗狠，所有锋芒都化作扛起生活的力气，在风雨里为我们撑起一把安稳的伞。

      一个深秋的夜晚，万籁俱寂，连虫鸣都消了声息。母亲半夜把我摇醒，压低声音说：“走，接你姥姥去。”我们各自攥着一把镰刀防身，拉上架子车悄悄出了村。走到村南的西壕沟时，坡上漆黑一片，风声穿过沟壑嘶吼得骇人。距姥姥家村口百米处，母亲让我蜷在架子车上，用玉米秆盖得严严实实，塞给我一捆干玉米叶和一盒火柴：“万一遇上狼，就点火，千万别离开火堆，等我回来。”

      我紧紧捏着火柴盒，屏住呼吸盯着黑暗的坡顶，心脏在胸腔里狂跳。不知熬了多久，黑暗中忽然传来一声轻咳，借着微弱的星光，我看见母亲背着姥姥一步步挪过来，腰弯成了一张弓。我们小心翼翼把姥姥安置在架子车上，母亲在前拉车，我在后面撅着屁股使劲推。上坡时脚步沉重，每一步都陷进松软的黄土里；下坡时更难，抬辕刹车怕摔了姥姥，放平车辕车子又会失控。母亲索性把拉车绳系在腰上，背起姥姥，让我在后面拽着绳子辅助稳车身。我年纪小力气弱，拽着绳子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心磨出了红印。母亲解下绳子，背着姥姥坐在坡道上，双手撑着地面一点点往下挪，用自己的身体做刹车，粗糙的黄土把她的裤腿磨得破烂不堪。

     直到天际泛起微光，我们才下到坡底。母亲抬手拍了拍裤腿，尘土簌簌落下，混着暗红的血迹格外刺眼——粗布裤子早已磨成碎布条，每道布绺都浸着血珠，贴在腿上黏腻生疼。她顾不上擦拭伤口，拉起架子车就往村西头赶，把姥姥又悄悄地送到贫农南志敏大伯家。大伯大妈心善：“放在我家，娃他大姨你就放心！我们会把老人当亲娘一样对待。”大妈慈善亲切的叮嘱，让母亲含泪紧紧抱住了她。即便大伯家的两个儿子分别是红卫兵丑娃哥和红小兵靖靖哥，也憨厚懂事，从不亏待姥姥，默默保护着她的安全。安顿好姥姥赶回家时，生产队上工的铃声已经响了，母亲来不及换干净衣服，抓起农具就往地里跑。

      那晚没有月亮，但母亲裤脚上暗红的血迹，比任何光芒都更能刺破黑暗，让我过早懂得“活着”的代价，以及“家人”的全部含义。

       那段日子，母亲像活在电焊场里，四处都是飞溅的污言秽语火星，稍有不慎便会被灼伤。一次麦场劳动，一个妇女故意当众羞辱已故的姥爷，母亲实在忍不下去上前阻拦，对方竟举起盛满麦子的木斗狠狠砸过来，母亲躲闪不及，手臂瞬间肿起老高，青紫色的瘀伤蔓延开来。第二天清晨，我看见母亲摇辘轳打水时手臂发颤，才知道她受了重伤。怒火再次涌上心头，我抓起院角的抬水棍就要去找那妇女评理，却被母亲死死拉住。她叹了口气，声音满是无奈：“她家人多势众，又是贫农成分，咱们惹不起。你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学进了城，就能离开这片是非地了。”

      1967年春节，生产队杀猪分肉，家家户户都盼着这口荤腥。我兴冲冲端着搪瓷盆去排队，眼看着就要轮到我家，队长却忽然转过身含糊其辞：“肉不够分了，你家的明年再补。”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故意欺负我们“走资派”家庭。我气得把搪瓷盆摔在炕上，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母亲却异常平静，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让我进屋帮忙收拾碗筷，语气里藏着不易察觉的委屈。

      没过多久，街上传来卖肉小贩的吆喝声，我猛地抓起搪瓷盆冲出门，朝着小贩大喊：“大叔，给我留一块肉！”可小贩抬头看见站在贴满大字报门墙下的我，眼神躲闪了一下，推着车子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愣在原地，搪瓷盆从手里滑落，“哐当”一声砸在地上，满心委屈再也忍不住，眼泪吧嗒吧嗒砸在脚面上。“珠领，别哭。”东邻的南新春二爷爷从门口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明天下班后，二爷在咸阳给你们家买块肉回来，可别告诉别人。”

      第二天下午，二爷爷的大妹妹南玉芳——我喊大姑婆的，悄悄站在两家之间的墙头递过来一个油纸包，母亲连忙接住，油纸包里裹着二斤新鲜猪肉，还带着淡淡的温热。这道不算高的墙头，早已成了二爷爷和大姑婆暗中接济我家的“秘密通道”，无数个艰难日夜，都是靠着这份邻里温情撑过来的。

      年夜饭的土炕桌上，总算见了荤腥，那点肉香像太阳似的，暖透了每个人的心窝。母亲把二斤肉仔细分配，分成三碗摆上桌：一碗红亮的辣椒炒肉，单独给能吃辣的爷爷；一碗温润的肉臊子烩菜，给不能吃辣的姥姥；最后一碗是切碎的肉沫，留给我、姐姐和妹妹。我不解地看着母亲，她却露出久违的、略带神秘的微笑：“肉沫炒在菜里，每片菜叶都能粘到肉香；放进饭锅里，满锅都飘着肉味，看着就像肉变多了，这样咱们一家人，人人都能吃上肉味。”

      过了正月十五，家里连刷肉沫碗的水都舍不得倒，全掺进饭锅的糁子面里，哪怕只有一丝微弱的肉香，也能让饭菜多几分滋味。一天中午，爷爷颤巍巍地打开那只漆色斑驳的大板柜，小心翼翼地捧出那碗几乎没动过的辣椒炒肉，放在桌上时，碗沿还在轻轻晃动。“孩子们还小，长身体需要营养，这肉给娃们吃。”爷爷声音沙哑，布满皱纹的脸上满是慈爱，“我老了，说不定哪天就见祖先去了，吃不吃肉都无所谓。”全家人盯着桌上那碗辣面子拌肉，红油裹着小肉块，香气早已淡去，却看得每个人喉头发紧。母亲的眼眶瞬间红透，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强忍着没掉下来。爷爷又拿起筷子，轻轻拨了拨碗里的肉：“把肉在开水里涮一下，去掉辣味给娃们吃，辣汤留给我就行。”

     “大，您别这么说。”母亲的声音带着哽咽，“有您在，咱们这个家就有主心骨，您可不能垮。娃们以后有的是机会吃肉，好日子总会在后头的。”

     爷爷没再说话，拿起筷子夹起一块肉，在自己碗里的清水里涮了涮，放进我的碗里。母亲狠狠瞪了我一眼，我立刻会意，把肉夹回爷爷碗里，小声说：“爷爷，我怕辣。”爷爷看着我，眼里满是欣慰，夹起那块肉咬了一小口，慢慢咀嚼着说：“不辣，香得很。”从那以后，桌上偶尔会出现一碗辣子肉汤，汤里沉着几粒小小的肉块；再后来，母亲把那几粒肉块也切成碎沫混在饭里，让每个孩子都能分到一点。辣味无穷，肉香留齿，这份谦让与牵挂，深深烙进了岁月里。

     上世纪八十年后，父亲到龄卸任村干部，我和姐姐、妹妹先后都考学参加工作，想接父母亲进城，怎么动员都不肯。后来父亲终于开口，带着商量的语气提了条件：“你们姊妹俩现在都是县处级领导干部，咱村雨天满是泥，晴天全是灰，种庄稼出入不方便，群众还是搬着辘轳吃含氟量高的地表水……”我瞬间懂了，他们心里装的从来都是乡亲。姐姐帮助村上把街道和连接西兰公路的土道修成砂石路；几年后，我又帮村上把路升级为水泥路，打了两眼机井，通上了自来水。

      母亲这下更忙了。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不少后生不会扬场，只要夜里起风，她就像回到当年做妇女队长时，喊东家叫西家，唤醒年轻人，放下自家的活手把手教：教他们辨风向，教他们握木锨的力道，麦糠在她身后扬成均匀的弧形，红麦一堆堆干净地落在一边。至今人们都说她“有神力”，精神总是那么饱满。直至生命的最后那一年，八十三岁的她拄着棍子，既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又四处动员群众集资；既亲自跑市场买建材，又亲临现场监督施工，不仅建好了老年人活动室，还牵头办起每年“二月二”的开春文艺活动和交易大会。一切落成后，她老人家己是精疲力尽了，却永远离开了我们，弥留之际，还牵挂着堂弟媳的生活安排。

     父亲则自筹资金组建村民锣鼓队，刚卸任村干部，就被大伙推荐为队长。一时间锣鼓震天响，震出了村上的生机，震出了秧歌队、红旗队，后来受影响坡东、坡北各组建一支锣鼓队。在礼泉县正月十五的锣鼓赛上夺得冠军称号。父母亲在世时，我家的土炕总坐满母亲的乡邻姐妹，就连出嫁的姑娘回家，都要来找她们爱戴的老大嫂聊天寻安慰；门前围着父亲的乡亲更是热闹非凡。当年的红卫兵红着脸上门致歉：“大嫂，文革期间把你家折腾成那样，你还为村上做这么多事，我们都不好意思见你们。”母亲淡淡一笑，笑容似菊花绽放，又似二月春风吹散十年恩怨：“过去了就不提了，当年也是形势所迫，往前看，都是搬不走的乡里乡党。”

     如今父母亲已化作星河朗月，那碗辣椒肉，早已成了我记忆里最沉的念想。它裹着黄土塬的风霜，藏着家人间不离不弃的暖，也刻着那个特殊年代的疼。每一粒切碎的肉沫，每一口浸着谦让的辣汤，都比后来吃过的山珍海味更刻骨——那是绝境里的光，是撑着我们熬过苦难的底气，是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都不会褪色的牵挂。

     不知不觉间，太阳已爬至一竿高，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屋里，暖融融的。老伴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柔声安慰：“都过去了，门槛早就跨过来了。咱爸爸妈妈寿终正寝，受乡亲爱戴，含笑九泉；姥爷姥姥也早还清白；姊妹们也没让老人失望，都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发光发热。”我点点头，心里的郁结渐渐散去。是啊，正是在母亲的守护与引领中，文革这方苦难熔炉，淬炼我一身铮铮傲骨，也让姐姐如凤凰般涅槃绽放。现在随着祖国的富强，人民生活水平地提高，可当年那份藏在肉里的温情与坚韧，早已融进血脉，代代相传。父母亲的宽厚与格局，我无以为报，唯有继承。

     太阳的光芒愈发炽热，把屋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照亮了。我站起身，拿起菜篮——是时候去买肉和辣子面了，今天，做一碗红亮的辣椒肉，炒出一锅香喷喷的肉沫，把岁月的沉香，再盛进碗里。

      2025年12月10日深夜

作者简介：南步忠，网名“务本堂”，陕西礼泉人，《世界文学》签约作家。

   曾执鞭讲台十余载，以师者初心播撒知识；后历乡镇领导岗位十余春秋，深耕基层解民生之困；再赴区级党政机关领导岗位履职，恪尽职守践为民之责。

   退休后初心未改，仍心系乡土、寄情田园、关注教育、素爱阅读，每遇心绪激荡或乡土感悟生发，便援笔抒怀，将对故土的眷恋、对生活的思考凝于笔墨，偶成小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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