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风骨之树常青
——中国士人精神的淬炼与升华
李千树
论及“风骨”“风度”“风格”“风流”四者,窃以为风骨为其根基与魂魄,它如地之坤厚,承载并孕育了后三者之光芒。风骨,乃是人格的硬核,是面对天地正气与人间道义时所持守的凛然不屈之精神脊梁。其余三者,或为风骨之外化气象,或为其投射于不同领域的独特光晕。欲探究华夏精英人格之奥秘,必自风骨始。
何谓风骨?它并非流于表面的刚硬,而是内植于心的道义坐标与担当勇气。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此大丈夫气节,便是风骨的千古注脚。北宋范仲淹,一介书生,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愿。当他目睹朝政积弊,不顾个人荣辱,屡次直言进谏,虽屡遭贬谪,从西北边陲到东南水乡,足迹所至,兴利除害,泽被百姓。其《岳阳楼记》不仅铸就文学丰碑,更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昭示了超越个人得失、系念苍生的精神高度。这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永恒忧患与不息担当,正是士大夫风骨的巍然矗立。近代史中,陈寅恪先生于烽火连天、颠沛流离之际,双目几近失明,仍以惊人毅力,凭借口述完成《柳如是别传》等不朽著述。他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时代剧变中守护学术与文化的命脉。其风骨,是文化托命之自觉,是在历史惊涛中锚定价值的不灭灯塔。
风度,常是风骨在言行举止、待人接物中自然流露的气韵与格局。《世说新语》载,东晋谢安于淝水之战捷报传来时,正与人弈棋,闻信后“意色举止,不异于常”。这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沉稳,是内在强大风骨与高度智慧所外化的从容气度。其举重若轻,源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担当与对局势的透彻把握。北宋苏轼,一生坎坷,屡贬至黄州、惠州、儋州等荒远之地。然其风度超然,能于黄州“长江绕郭知鱼美”,于岭南“日啖荔枝三百颗”,将困顿生涯点化为诗意栖居。这份豁达非消极遁世,而是建立在对人生本质深刻洞察(内在风骨之通达)基础上的主动超越与审美转化,故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风格,则是风骨、学识、性情在特定领域(如文艺、学术、行事)凝结成的独特创造与鲜明印记。唐代颜真卿,其楷书丰腴雄浑,行书《祭侄文稿》更是悲愤郁勃,血泪交织。这“颜体”背后,是他忠烈刚直的品性。安史之乱中,其兄与侄英勇殉国,他满腔悲愤化入笔墨,书法成为其人格的直接外显。所谓“书如其人”,颜体之风格,正是其忠义风骨在艺术维度的磅礴展开。近人鲁迅,其杂文如匕首投枪,犀利冷峻,于嬉笑怒骂中直指国民性痼疾与时代黑暗。这种独一无二的“鲁迅风”,根植于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深沉风骨——对民众的大爱,对敌人与旧文化的决绝战斗精神。
至于风流,常被误解为轻浮才情,其本真意味,实为风骨、智慧、才华与真性情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绽放的卓荦光彩与超凡魅力。魏晋名士如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临刑前索琴弹奏《广陵散》,慨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其风流,是对个体生命自由与艺术极致追求的最高礼赞,背后是对虚伪礼教的蔑视与对独立人格的坚守,是风骨在高压下的诗意抗争与悲剧性升华。唐代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其诗歌想象瑰丽,飘逸不群,展现了蔑视权贵、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风貌。此般风流,亦有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风骨为底蕴。
四者之中,风骨为魂魄,为基石。无风骨之“正”,则风度易流于虚浮作态,风格易沦为技巧卖弄,风流易堕入轻薄佻达。风度、风格、风流,皆可谓风骨这棵精神大树在不同季节、不同角度所散发的芬芳、结出的果实、摇曳的姿态。
欲兼备此四者,修为之道,首在“立其骨”。需深植家国情怀与文化使命感,于经典阅读中汲取先贤智慧,于世事磨砺中培养道德勇气与担当精神。如昔年西南联大师生,在国难方殷、陋室箪食之际,仍弦歌不辍,学术报国,此即风骨之彰显。在此基础上,涵养学识,博观约取,形成独立判断(以成风格之基);淬炼心性,做到荣辱不惊、从容中道(以展风度之华);保有真我,在恪守底线的前提下,让生命创造力自由挥洒(以现风流之韵)。
具备此四者的士人,其成就往往超越一时一事之功利。他们或如文天祥,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成就民族气节的千秋标杆;或如顾炎武,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学其行,开启经世致用之新风。他们生命的最高成就,在于以自身的人格光辉与创造性贡献,丰富了民族的精神谱系,在历史长河中树立起不朽的人格典范与文化丰碑,如星辰般照亮后世的迷途。
概言之,风骨为中华士人精神之根柢,它使风度不失其重,风格不坠其魂,风流不掩其真。在价值多元的今日,重提风骨,并非泥古,而是召唤一种深植于传统、又能回应现代的刚健有为、敢于担当、有所坚守的主体人格。唯有根植风骨之正,个人的才华与魅力方能获得深沉的力量与永恒的价值,在时代浪潮中既特立独行,又真正承载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这,或许便是古老智慧对当代精神建构最为珍贵的馈赠。
2025年12月9日晨于济南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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