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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诗学与记忆的地理
——论赵培光《行于红色大道》的叙事革新与精神重构
文/静川
我与赵培光先生相识，是在吉林日报“东北风”栏目最富盛名的年月。那时他作为主编，以其独到的文学眼光与深厚的文化情怀，将这片黑土地上的风物人情编织成一张张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文学地图。记得我的第一本诗集出版时，正是培光先生欣然提笔作序，他以“行走于文字与土地之间”来形容我的写作——这个评价，如今想来，恰似一粒深埋的种子，在多年后读到他的《行于红色大道》时，突然破土而出，绽放出理解的光芒。培光先生自己，才是那位真正将行走升华为美学、将道路书写成史诗的实践者。
《行于红色大道》看似是一篇沿着G334国道展开的红色文化寻访记，实则是一次关于记忆、地理与书写的深刻实验。在这篇长达五千余字的文本中，赵培光完成了一次三重意义上的穿越：穿越地理空间，从龙井到桦甸，用脚步丈量红色记忆的分布；穿越时间维度，从1907年到今天，用文字连接历史的断层；穿越文体边界，将散文的灵动、评论的锐利、诗歌的凝练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崭新的非虚构叙事形态。
二、道路作为叙事结构：线性与辐射的辩证
赵培光的写作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其对“道路”这一意象的结构性运用。G334国道不仅是物理通道，更成为文本的内在骨骼。这种以道路串联叙事的策略，看似是简单的线性排列——龙井、和龙、桦甸，实则蕴含着精妙的叙事智慧。
在传统红色叙事中，时间顺序往往占据主导，事件按照发生先后被组织成进步史的序列。赵培光却选择了空间逻辑作为首要组织原则。这一选择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暗示着红色记忆不是封存在历史档案中的过去式，而是镶嵌在大地肌理中的活态存在，等待着行走者的发现与激活。每一个“红色点位”都是一个记忆的枢纽，当作者抵达那里，故事才被唤醒，历史才获得讲述的契机。
细读文本会发现，每一个点位的叙述都呈现为“A+B”的双层结构：A部分是历史事实的梳理，B部分是个人体验的融入。在龙井部分，A段详述“三一三”反日示威的历史细节，B段则转向古树·咖啡屋的私人邂逅；在和龙部分，药水洞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朴相活烈士的故事构成A段，崇善元峰渠畔的歌唱体验成为B段；桦甸部分亦然，魏拯民的事迹与夹皮沟金矿的历史交替呈现。这种结构创造了独特的阅读节奏：历史的沉重与个人的轻盈交替出现，集体的宏大与私己的微妙相互映照，形成一种呼吸般的叙事韵律。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道路叙事”打破了封闭的历史观。G334国道是一条开放的道路，它向两端延伸：一端伸向历史深处，连接着那些被尘封的往事；一端伸向未来可能，预示着记忆传承的无限路径。作者在文中写道：“来的来，去的去，一程来去一程情。”这既是道路的物理特征，也是记忆传承的隐喻——红色精神正是在一代代人的“来去”中被传递、被诠释、被赋予新的生命。
三、身体作为认知方式：行走美学的革命性
赵培光的写作最根本的创新，在于将“身体”重新置于认知的中心。在传统历史书写中，身体往往是被忽略的——历史是思想的历程，是事件的序列，身体不过是承载这些思想的偶然容器。但在《行于红色大道》中，身体成为理解历史的关键媒介。
作者不断强调“行走”这一动作：驾车延长高速，步入崇善，奔跑于山岗，抚摸书籍的封面……这些看似琐碎的身体实践，实则是认知方式的革命。当作者站在药水洞苏维埃政权诞生地的石碑前，那棵百年柳树不仅仅是被观看的物体，而是通过身体的在场被“感受”的历史见证。他写道：“看上去苍莽、苍劲、苍桑，且带几分苍凉。”这四个“苍”字的递进，不是理性的分析，而是身体与环境交感产生的诗意直觉。
这种身体认知在“古树·咖啡屋”一幕中达到高潮。作者原本疲惫浮躁，却在咖啡香气中意外邂逅自己作序的书籍。他“抚摸着，掂量着，渺渺坠入爱河”，这种反应近乎本能，是身体记忆被意外激活的瞬间。书籍作为物质存在，通过触觉与视觉唤醒与之相关的创作记忆，进而连接起更广阔的文化传承网络。作者不无自豪地追问：“算不算是我贡献给G334国道的一点点‘红’呢？”这里的“红”已超越政治象征，成为个体生命与集体历史交织的痕迹。
赵培光的身体书写令人想起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我们不是通过抽象思维认识世界，而是通过身体在世界中的存在、移动、感知来理解世界。当作者在元峰渠畔奔跑，“仅仅是与‘元峰渠’留个纪念吗？不，我要好好咀嚼一番那上面的铭文”。咀嚼——这个充满身体感的动词，将阅读铭文这一智力活动转化为感官体验。历史不再是被动的认知对象，而是需要通过身体实践去消化、吸收、转化为生命能量的存在。
四、语言作为记忆材料：散文的诗化与历史的温度
作为资深的文学编辑与散文家，赵培光的语言功力在《行于红色大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既有史志的准确严谨，又有散文的自由灵动，还时常迸发出诗歌的意象密度。
开篇第一句便定下基调：“延边最风情了。云朵、舞蹈、歌声，飘起来，落下去，宛如彩练。”这种跳跃的、充满韵律的短句，打破了传统红色叙事的庄重板滞，赋予文本以轻盈的动感。然而轻盈之下是厚重的历史支撑：在描绘风情之后，笔锋立即转向“一条国道”，转向“烽火，鲜血，惊天地、泣鬼神的序章”。这种由轻入重、举重若轻的语言能力，正是赵培光散文的独特魅力。
他对数字的运用尤为精妙。红色记忆往往涉及大量历史数据：1318公里、838公里吉林段、5370余名烈士、占吉林省十分之一、每三户一人参军、每五户一名烈士……这些数字在官方叙述中容易沦为枯燥的统计，但在赵培光笔下，它们获得了叙事功能与情感重量。他不仅呈现数字，更诠释数字：“烈士总数近乎占吉林省的十分之一”——“近乎”一词的模糊性，反而强化了真实感，因为历史记忆本就无法完全精确量化；“每三户就有一人参军、每五户有一名革命烈士”——将抽象比例转化为具体家庭关系，让读者能够想象社区层面上的牺牲密度。
赵培光还擅长运用“重复与变奏”的修辞策略。文中多次出现“红色，红色，红色的……”这样的叠词句式，以及“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这样的对仗结构。这些重复不是冗余，而是通过语言的节奏感创造记忆的仪式感。当某种表达被反复吟诵，它便从信息传递升华为情感共鸣，从事实陈述转化为集体认同的符号。
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历史细节的诗意提纯。描述魏拯民赠杨靖宇《共产党宣言》、杨靖宇回赠手枪时，他只用“个中情味与深意，可想而知”轻轻带过，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写朴相活烈士用罐头皮锯刀锯掉冻伤的脚，细节残酷却以冷静笔触呈现，反而更具冲击力。这种节制中的深情，这种细节中的宏大，正是文学处理历史题材的最高境界。
五、记忆作为文化实践：红色叙事的当代转型
《行于红色大道》的深层价值，在于它示范了红色记忆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路径。赵培光敏锐地捕捉到红色文化传播的范式转变：从单向灌输到互动体验，从殿堂供奉到日常浸润，从历史缅怀到价值重构。
文本中呈现了多种记忆实践的当代形态。古树·咖啡屋代表着“记忆空间的生活化转型”：红色记忆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的肃穆空间，而是融入咖啡香气、图书陈列、文艺装饰构成的休闲场景。这种转型不是对历史的消解，而是记忆载体随时代变迁的自然演化。正如作者所言，这里“知道你的思念”——“思念”一词的选用极富深意，它将被动的历史教育转化为主动的情感追怀。
《红太阳照边疆》的传唱则展示了“记忆媒介的艺术化转换”。一首创作于1966年的歌曲，因为旋律的优美、情感的质朴、与地方景观的深度融合，超越了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成为连接几代人的情感纽带。作者描写众人“歌也歌不休，舞也舞不止”，正是集体记忆通过艺术形式获得生命力的生动写照。歌曲在这里不是宣传工具，而是自发的文化表达，是人民对土地、劳动、生活的真挚礼赞。
夹皮沟金矿的案例更耐人寻味。这里红色记忆与工业遗产、地方经济、生态景观多重交织。从1820年土法开采到今天的科学精进，“黄金”既是物质财富，也是精神象征——艰苦奋斗的品质如黄金般珍贵，历经时间洗礼而光芒不减。在建的中国黄金博物馆预示着记忆形态的又一次升级：从口传、文字到多媒体沉浸式体验，记忆技术在与时俱进，但其核心始终是“人的故事”。
赵培光通过这些案例暗示：红色记忆的传承，关键在于找到历史精神与当代生活的接合点。当记忆实践能够回应现代人的情感需求、审美趣味、价值追问时，它才能获得持续的生命力。这种思路超越了简单的“保护”观念，进入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深层探索。
六、不足与可能：行走书写的限度与延伸
当然，《行于红色大道》作为一种探索性写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首先在空间覆盖上，文本集中于延边核心区域的几个点位，对于G334国道吉林段838公里沿线的其他红色遗存难免有所遗漏。这虽是由写作篇幅与深度探索的矛盾所致，但也提示我们：任何行走都是选择性的，任何叙事都是视角性的。或许这正暗示着红色记忆的丰富性需要无数行走者从不同路径共同书写。
其次在历史叙述的客观性上，个人体验的深度融入虽增强了感染力，但有时也模糊了史实与感悟的界限。例如对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推测性描写，虽基于史料与情理，但仍属文学想象范畴。这引发了非虚构写作的根本伦理问题：我们如何在保持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文学创作？赵培光通过明确区分“事实陈述”与“个人感悟”的双层结构，部分回应了这一问题，但平衡点仍需每个写作者谨慎把握。
再者，文本对红色记忆的复杂性处理略显单一。历史中的矛盾、困境、人性的多面性在追求精神升华的叙述中有所淡化。真正的历史记忆不应只有光辉的一面，也应包含对曲折、错误、苦难的深刻反思。只有包容完整的历史真实，记忆才能成为滋养未来的完整营养。
这些局限同时也指明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数字技术为红色记忆的呈现提供了全新维度：虚拟现实可以复原历史场景，增强现实可以在现实景观中叠加历史信息，交互叙事可以让读者成为历史探索的参与者。但无论技术如何演进，赵培光所确立的“身体在场、情感融入、文学表达”的核心原则仍将不可替代。因为记忆最终是关于人的，只有通过人的感官、情感、思考的全身心投入，历史才能真正“活”在当下。
七、结语：大地上永不结束的行走
合上《行于红色大道》，耳边仿佛还回响着文末的萨克斯曲《回家》。这曲调的选择意味深长：对于历史中的漂泊者，家是牺牲捍卫的故土；对于当代的行走者，家是精神归属的文化原乡。G334国道连接的，正是这双重意义上的“回家”之路。
赵培光以他三十余年散文创作的深厚积淀，以他对东北大地刻骨铭心的热爱，以他作为文学编辑对时代精神的敏锐把握，完成了这篇里程碑式的作品。它不仅仅是红色题材的文学创作，更是一次关于如何书写历史、如何传承记忆、如何在个体生命与集体精神之间建立有机联系的方法论演示。
多年前，培光先生为我作序时写道：“真正的写作，是行走于文字与土地之间的修行。”如今读罢《行于红色大道》，我方真正领悟这句话的深意。对他而言，写作早已不是书斋中的文字排列，而是用双脚丈量历史、用身体感知记忆、用生命对接精神的修行之路。这条红色大道，既是地理意义上的G334国道，也是文化意义上的记忆通道，更是美学意义上的创作之路。
大道通青天，我辈皆能行。当更多的写作者踏上这样的行走之旅，当更多的读者通过这样的文字重识历史，红色记忆便不再是尘封的档案，而成为流动的江河，从过去流向现在，从现在流向未来，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思考、创造的人们。
这条路，没有终点。因为记忆在每一次行走中被重新发现，精神在每一次阅读中被重新点燃，历史在每一次书写中被重新生成。这，或许就是赵培光《行于红色大道》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启示：真正的传承，永远在路上；真正的记忆，永远在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