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章结束】

第六十九章：滋长·在扶疏与剪伐之间

四月的北京，彻底被新绿主宰。编译馆院子里的老槐树，嫩叶已舒展成片，在阳光下油亮亮的，筛下满地晃动的光斑。后海沿岸，柳丝如烟，桃花如霞，空气中混杂着青草、花香和湿润的泥土气息。生命的力量，以一种近乎蛮横的姿态，在每一个角落里蓬勃滋长。

沈静舟的学术“园地”，也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扶疏”景象。卫礼贤专著的修改稿，在经过最后一轮精细打磨后，终于在四月中旬正式定稿，并按照“国家社科基金·青年学者文库”的要求，提交了全套申报材料。望着那封装订整齐、凝聚了数年心血的文稿被送去评审，沈静舟长舒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尽管终点还在前方，但最艰苦的赛段已经过去。

几乎是专著送审的同时，上海陈教授筹办的“翻译与跨文化理解”工作坊的正式邀请函也到了。时间定在五月中旬，会期三天，规模不大，但与会者都是该领域的中坚力量。沈静舟需要准备一篇高质量的发言稿。他决定以正在进行的“术语对译研究”为基础，结合卫礼贤案例，探讨近代中西概念对接过程中出现的“意义偏移”与“文化协商”现象。这篇发言稿的构思，促使他将个案研究与更宏观的思想史问题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也促使他进一步思考翻译活动在塑造现代中国知识体系中的关键作用。

研究室的术语对译课题，进展比预想的要慢。资料浩如烟海，线索纷繁复杂，小周和小林虽然勤奋，但经验有限，常常陷入细节而难以把握整体脉络。沈静舟不得不投入更多时间进行指导，帮助他们建立分析框架，区分主次材料。他自己也常常沉浸其中，为一个术语在晚清多种文献中不同译法的细微差别而反复查证、辨析。这项工作琐碎至极，却让他对近代思想转型的“毛细血管”有了前所未有的切近感受。他意识到，这或许才是真正夯实学术根基的“笨功夫”。

更让他感到“扶疏”甚至有些“蔓生”的，是外部学术联系的增多和日常事务的繁杂。除了上海的工作坊，他还陆续收到了几个学术会议和稿约邀请。杜馆长也开始将更多编译馆涉及外文资料审定和学术规划方面的事务交给他处理。研究室的日常管理、年轻人的培养、与馆内外各部门的协调……这些行政和事务性工作，开始占据他越来越多的时间。他发现自己常常在一天之内，需要在研究者、导师、项目协调人、行政管理人员这几个角色之间频繁切换。精力被分散，专注思考的大块时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

他开始感到一种隐隐的焦虑。学术生命的“滋长”，固然可喜，但若不加“剪伐”，任其“扶疏”乃至“蔓生”，是否会走向杂乱无章，甚至耗尽根本？他想起苏文蕙信中提到的“深恐名实难副”和“唯愿你我皆能于‘事上磨练’中，护持学问初心”。是的，“事上磨练”是必要的，但“护持初心”更需要自觉的警醒和主动的选择。

他决定进行一次自我“剪伐”。首先，他认真评估了手头所有外部邀请和额外事务，婉拒了几项与核心研究方向关联不大或时间冲突明显的邀约，并向杜馆长说明了情况，请求减少一些非紧急的行政事务分担。杜馆长表示理解，同意尽量为他创造相对安静的科研环境。

其次，他对研究室的工作进行了调整。明确了术语对译课题的阶段目标，要求小周和小林集中精力完成第一阶段的资料长编工作，暂时不追求过早的理论提炼，而是先把基础打牢。他自己则严格控制投入该课题的时间，确保主要精力仍能放在个人核心研究（专著后续工作、上海发言稿）和必要的理论阅读上。

最重要的“剪伐”，是针对内心的。他提醒自己，学术的根本在于深度的思考和有创见的写作，而非活动的数量和头衔的累积。他重新规划了自己的作息，强制留出每天上午精力最充沛的三小时，作为雷打不动的“核心研究时间”，关闭研究室的门，不处理任何杂事，专心阅读或写作。只有守住这个“内核”，外面的“枝叶”才有意义。

他将这些调整和思考写信告诉了苏文蕙。不久，他收到了回信。苏文蕙在信中写道：“……读信知你近况，颇有同感。学界渐开，杂务丛生，若无定力，极易迷失。你之‘剪伐’，实为明智。我于此亦深有体会，新课题启动，会议邀约不断，行政琐事缠身，常感心力交瘁。近日始学‘断舍离’，非关紧要之事务、应酬、甚至部分资料，皆敢暂搁或婉拒。学问如植树，非剪其繁枝，不能养其主干；非限其蔓生，不能成其栋梁。愿与君共勉，守静笃，致专精。”

“守静笃，致专精”。这六个字，像一剂清凉散，让沈静舟纷扰的心绪顿时安定了许多。他感到，在这学术的春天里，他们不仅是同行者，更是相互镜鉴、相互砥砺的知己。

五月初，上海的发言稿初具雏形。沈静舟在核心研究时间里，继续对它进行锤炼。窗外，槐荫已浓，鸟鸣清脆。研究室里，只有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和他偶尔起身查阅资料的轻微响动。

滋长是生命力的证明。

但唯有经过审慎的剪伐，生命力才能导向正确的方向，结出饱满的果实。

在扶疏的诱惑与剪伐的决断之间，沈静舟努力寻找着那个既能吸纳春光雨露、又能保持主干挺立的平衡点。

他知道，这平衡的艺术，将伴随他整个学术生涯。

而他，正在学习。

【第六十九章结束】

第七十章：南窗·在对话与内省之间

五月的上海，空气里已经漂浮着浓郁的、属于南方的潮湿与暖意，夹杂着梧桐树特有的气息和黄浦江淡淡的腥味。沈静舟下榻的宾馆离江边不远，房间的窗户朝南，推开便能望见不远处一片青灰色的屋顶和更远处现代楼宇的轮廓。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层洒进来，房间里明亮而安静。

“翻译与跨文化理解”工作坊的会场，就在宾馆附近一所大学的会议室里。规模确实不大，只有二十几位与会者，但正如陈教授所说，都是“真正在做事情的人”。没有繁冗的开幕式，主持人简单介绍后，便直接进入了主题发言和研讨环节。气氛务实而专注。

沈静舟的发言被安排在第二天上午。他走上讲台，面对着台下那些熟悉或陌生的、专注而敏锐的面孔，心情反倒比在上海那次大型会议上更加平静。或许是因为这次的主题更集中，与会者彼此更了解，也或许是因为经过这段时间的“剪伐”与沉淀，他对自己要讲的内容更有把握。

他的发言题目是《意义的旅行：近代中西术语对译中的“偏移”与“协商”》。他从“科学”、“民主”、“社会”等几个关键术语在晚清民初的译名演变入手，展示了这些西方概念在进入中文语境时，并非简单的“移植”，而是经历了复杂的意义筛选、添加、改造甚至扭曲的过程，其中既有对西方原意的“误解”和“偏移”，也包含着中国知识人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诉求的主动“协商”与创造性转化。接着，他引入卫礼贤翻译中国经典的案例，说明这种“意义的旅行”是双向的，西方译者在诠释中国概念时，同样存在着基于自身文化前见的“偏移”与“协商”。最后，他试图从中提炼出一些关于跨文化翻译与理解的一般性思考：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意义的重新定位和文化的协商谈判；绝对的“忠实”或许是一种幻象，“创造性误读”或“生产性偏离”往往是跨文化理解的常态和动力；理解和评价历史上的翻译活动，需要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其“协商”的过程与效果，而非简单地以“对错”论之。

他的发言条理清晰，例证扎实，既有具体的史实钩沉，也有初步的理论提升。讲完后，会场里响起了掌声。接下来的讨论非常热烈。有学者赞同他的观点，并补充了其他术语的案例；有学者质疑“协商”概念是否过于美化了翻译中的权力不平等和文化不对称；还有学者从当代翻译理论的角度，对他的分析框架提出了补充建议。沈静舟认真听着，不时记下要点，并坦诚地回应了一些疑问。他感到自己提出的问题确实切中了这个领域的要害，引发了真正的思考与对话。这种高质量的学术互动，让他受益匪浅。

工作坊期间，除了正式的研讨，茶歇和晚餐时也是交流的好机会。他与几位研究翻译史和思想史的学者相谈甚欢，交换了许多研究心得和资料信息。陈教授特意安排了一次小范围的晚餐，席间大家谈论的话题更加广泛，从具体的学术问题延伸到对八十年代中国文化思潮、知识界动态乃至社会变迁的观察与思考。沈静舟大多时候是倾听者，他从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的交谈中，感受到了这个时代思想脉搏的强劲与多元，也意识到了自己身处北京编译馆那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可能存在的视野局限。

工作坊最后一天下午，议程结束后，他没有立刻离开。回到宾馆房间，他推开南窗，让带着湿气的暖风涌进来。远处传来隐约的城市喧嚣，更衬出房间里的安静。他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望着窗外那片新旧杂陈的都市景观，心中却不像上次离开上海时那样充满对外部世界的兴奋与展望，反而陷入了一种更深沉的内省。

这次工作坊，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学术对话。他的思考得到了同行的认可，也收获了宝贵的批评和建议。他更加确信自己选择的研究路径是有价值的，也看到了进一步深化的可能。

然而，对话之后，是更深切的内省。通过与这些活跃在学术前沿的学者的交流，他更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的研究，长处在于历史细节的扎实和个案分析的深入，弱项在于理论框架的建构和与更宏大时代命题的勾连。他像一位技艺精湛的古董修复师，能细致地复原一件器物的原貌，但对于这件器物在整个文化史脉络中的意义和位置，阐释得还不够充分、不够有力。

方研究员之前提出的“理论对话”挑战，在这次工作坊的讨论中，再次被印证。许多年轻学者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符号学、话语分析、后殖民理论等工具来解剖翻译现象，其分析往往更具穿透力和批判性。他虽然对此保持一定的审慎态度（警惕理论的空转和脱离历史语境），但不得不承认，缺乏有力的理论工具，可能会限制自己研究的解释力和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他感到自己的研究与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激动人心的思想文化变革之间，似乎隔着一层薄纱。他研究的是历史中的跨文化对话，而窗外这个真实的上海，这个正在飞速变化、各种思潮激烈碰撞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正在进行中的“跨文化理解”现场。他的研究，能否为理解这个现场提供一些历史的洞见或理论的参照？还是仅仅停留在书斋里的“故纸堆学问”？

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们像种子一样，落在了他因对话而变得松软的心田上，等待着未来的萌发。

傍晚，他给苏文蕙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描述了工作坊的情况，也坦诚地分享了自己会后的内省与困惑。他写道：“……此行收获颇丰，然欢聚之后，独对南窗，反生茫然。学如积薪，后来居上，常恐己之耕耘，止于匠艺，未臻道境。尤感时代波澜壮阔，书斋学问，似隔岸观火，虽清晰却无力。此惑盘桓心头，亟待化解。”

他知道，苏文蕙一定也在她的领域里，经历着类似的对话与内省，面临着类似的困惑与挑战。他们的通信，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信息交换，成为彼此精神跋涉中最重要的参照与慰藉。

夜色渐浓，华灯初上。上海的夜晚，流光溢彩，充满了诱惑与可能。但沈静舟关上了南窗，将喧嚣与光影关在外面。他打开台灯，摊开笔记本，开始整理这次工作坊的收获和思考要点。

对话开阔了视野。

内省校准了方向。

在南窗之下，在收获与困惑交织的静谧里，他继续着自己孤独而必须的思考。

明天，他将北归。

带着新的问题，回到那间熟悉的、堆满书籍的研究室。

路，还很长。

但每一步，都算数。

【第七十章结束】

【作者简介】胡成智，甘肃会宁县刘寨人。中国作协会员，北京汉墨书画院高级院士。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投身文学创作，现任都市头条编辑。《丛书》杂志社副主编。认证作家。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大专预科班学习，并于作家进修班深造。七律《咏寒门志士·三首》荣获第五届“汉墨风雅兰亭杯”全国诗词文化大赛榜眼奖。同时有二十多篇诗词荣获专家评审金奖，其军人题材诗词《郭养峰素怀》荣获全国第一届“战歌嘹亮-军魂永驻文学奖”一等奖；代表作《盲途疾行》荣获全国第十五届“墨海云帆杯”文学奖一等奖。中篇小说《金兰走西》在全国二十四家文艺单位联合举办的“春笋杯”文学评奖中获得一等奖。“2024——2025年荣获《中国艺术家》杂志社年度优秀作者称号”荣誉证书！

早期诗词作品多见于“歆竹苑文学网”，代表作包括《青山不碍白云飞》《故园赋》《影畔》《磁场》《江山咏怀十首》《尘寰感怀十四韵》《浮生不词》《群居赋》《觉醒之光》《诚实之罪》《盲途疾行》《文明孤途赋》等。近年来，先后出版《胡成智文集》【诗词篇】【小说篇】三部曲及《胡成智文集【地理篇】》三部曲。其长篇小说创作涵盖《山狐泪》《独魂记》《麦田里的沉默》《尘缘债海录》《闭聪录》《三界因果录》《般若红尘录》《佛心石》《松树沟的教书人》《向阳而生》《静水深流》《尘缘未央》《风水宝鉴》《逆行者》《黄土深处的回响》《经纬沧桑》《青蝉志异》《荒冢野史》《青峦血》《乡土之上》《素心笺》《逆流而上》《残霜刃》《山医》《翠峦烟雨录》《血秧》《地脉藏龙》《北辰星墟录》《九星龙脉诀》《三合缘》《无相剑诀》《青峰狐缘》《云台山寺传奇》《青娥听法录》《九渊重光录》《明光剑影录》《与自己的休战书》《看开的快乐》《青山锋芒》《无处安放的青春》《归园蜜语》《听雨居》《山中人》《山与海的对话》《乡村的饭香》《稻草》《轻描淡写》《香魂蝶魄录》《云岭茶香》《山岚深处的约定》《青山依旧锁情深》《青山遮不住》《云雾深处的誓言》《山茶谣》《青山几万重》《溪山烟雨录》《黄土魂》《锈钉记》《荒山泪》《残影碑》《沧海横流》《山鬼》《千秋山河鉴》《无锋之怒》《天命箴言录》《破相思》《碧落红尘》《无待神帝》《明月孤刀》《灵台照影录》《荒原之恋》《雾隐相思佩》《孤灯断剑录》《龙脉诡谭》《云梦相思骨》《山河龙隐录》《乾坤返气录》《痣命天机》《千峰辞》《幽冥山缘录》《明月孤鸿》《龙渊剑影》《荒岭残灯录》《天衍道行》《灵渊觉行》《悟光神域》《天命裁缝铺》《剑匣里的心跳》《玉碎京华》《九转星穹诀》《心相山海》《星陨幽冥录》《九霄龙吟传》《天咒秘玄录》《璇玑血》《玉阙恩仇录》《一句顶半生》系列二十六部，以及《济公逍遥遊》系列三十部。长篇小说总创作量达三百余部，作品总数一万余篇，目前大部分仍在整理陆续发表中。

自八十年代后期，又长期致力于周易八卦的预测应用，并深入钻研地理风水的理论与实践。近三十年来，撰有《山地风水辨疏》《平洋要旨》《六十透地龙分金秘旨》等六部地理专著，均收录于《胡成智文集【地理篇】》。该文集属内部资料，未完全公开，部分地理著述正逐步于网络平台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