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二十八章：风雨兼程：纺织工业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中前行
1961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北京刚进十月就飘起了雪花。纺织工业设计院的院子里，几棵槐树的叶子还没落完，就被白雪覆盖了。
刘仲卿站在办公室窗前，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他的办公桌上摊着一份刚送来的报表——1961年全国纺织工业产量统计。数字令人揪心：棉布产量比1960年下降了28%，丝绸下降35%，毛纺下降42%…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下滑。
门被轻轻推开，秘书小周端着一杯热茶进来：“刘院长，您已经站了一个小时了。喝点茶暖暖身子吧。”
刘仲卿转过身，接过茶杯：“小周，通知各科室负责人，下午两点开会。”
“是。”
下午的会议气氛凝重。工艺科长老李先发言：“刘院长，现在各地都在反映原料供应问题。河北、山东的棉花减产，新疆的羊毛收购量只有去年的一半。没有原料，工厂只能半开工，甚至停产。”
设备科长接着汇报：“更严重的是设备维修问题。大跃进时期建设的很多工厂，为了赶工期，设备安装不规范，现在问题集中爆发。郑州国棉三厂的三千锭细纱机，因为基础不牢，整排机器都歪了，必须停产大修。”
基建科长补充：“还有厂房质量问题。西安国棉二厂的织造车间，屋顶漏水，冬天冷，夏天热，工人意见很大。但要维修，又没有资金…”
一个个问题摆到桌面上，像一块块石头压在每个人心上。
刘仲卿听着，眉头越皱越紧。他知道，这是“大跃进”冒进后果的集中体现。去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就是要纠正这些偏差。
“同志们，”他缓缓开口，“困难是严重的，但我们要看到，这是前进中的困难。中央的八字方针，就是解决问题的钥匙。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唉声叹气，而是研究具体措施，落实调整方针。”
他站起身，走到墙上的全国纺织工业分布图前：“我提几个思路。第一，调整生产布局。对那些原料供应困难、产品质量差、长期亏损的工厂，该关停的关停，该合并的合并。”
“第二，充实重点企业。把有限的原料、资金、技术力量，集中到那些基础好、有潜力的大型骨干企业，让它们吃饱开足。”
“第三，巩固现有成果。对已经建成的工厂，要完善配套，填平补齐，提高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
“第四，提高管理水平。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经济核算，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他的思路清晰，措施具体，与会人员的脸上重新有了光彩。
“刘院长，那设计院的工作重点怎么调整？”有人问。
刘仲卿回到座位上：“设计院要立即调整工作方向。从现在起，停止所有新项目的设计，集中力量做三件事：一是对已建成的工厂进行技术诊断，提出改造方案；二是总结十年建设经验教训，修订设计规范和标准；三是研究新技术、新工艺，为今后的发展做准备。”
散会后，刘仲卿留下几位骨干继续讨论。窗外，雪越下越大，会议室里的气氛却热烈起来。
老李说：“刘院长，我建议成立几个工作组，分赴重点地区调查研究。只有摸清真实情况，才能对症下药。”
“我同意。”刘仲卿点头，“老李，你带一个组去华北，重点是河北、山东的棉纺厂。设备科长去西北，看看毛纺厂的情况。基建科长去西南…”
安排完工作，已经是晚上八点。刘仲卿回到办公室，打开台灯，开始起草给轻工业部的报告。他要系统地反映纺织工业面临的困难，提出具体的调整建议。
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窗外的雪映着灯光，一片静谧。这一刻，刘仲卿想起了三十年前的上海，想起了昌盛厂在战火中艰难生存的日子…那时的困难，是外敌入侵、社会动荡造成的；现在的困难，是建设中的偏差、前进中的曲折。性质不同，但都需要坚韧和智慧去克服。
报告写到凌晨两点才完成。刘仲卿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看着窗外。雪停了，月亮从云层中露出脸来，银光洒在雪地上，一片洁白。
他想起明德来信说，上海纺织机械厂也在调整，从追求产量转向提高质量，研发工作遇到了困难…儿子在信中说：“爸爸，有时候我觉得很累，但想到您常说‘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就又有了力量。”
是的，困难是暂时的。刘仲卿相信，只要按照中央的方针踏实工作，纺织工业一定能走出低谷。
第二天，报告送到了轻工业部。部领导高度重视，很快批复同意，并指示设计院尽快组织实施。
工作组出发了。刘仲卿没有坐镇北京，而是选择去了最困难的华北地区。他要亲眼看看实际情况。
第一站是石家庄国棉一厂。这是“一五”期间的重点项目，设计产能五万锭，但实际只开了三万锭。厂长是个老红军，姓赵，一脸愁容。
“刘院长，您看看。”赵厂长领着刘仲卿走进车间，“细纱车间三百台机器，只开了一百五十台。不是我们不想开，是没有棉花啊！”
车间里，一半的机器静静停着，上面落满了灰尘。开着的机器旁，工人们无精打采地操作着，纱锭上的棉纱断头频频。
刘仲卿拿起一根棉纱，轻轻一拉就断了：“强力不够，质量不行。”
“是啊。”赵厂长叹气，“配棉质量差，有好的棉花要优先保证上海、天津的老厂。我们这些新建厂，只能吃‘粗粮’。”
“工人的情绪怎么样？”
“能怎么样？半开工，拿半工资。有的技术好的工人，跳槽去别的厂了。留下的也是人心不稳。”
刘仲卿的心情沉重。他问：“如果原料供应有保障，设备全部开动，需要多长时间？”
“设备要全面检修，工人要重新培训…至少三个月。”
“好，我给你三个月时间。”刘仲卿说，“原料问题我来协调，但你必须在三个月内让工厂恢复正常生产。”
“真的？”赵厂长的眼睛亮了，“刘院长，只要原料有保证，我立军令状！”
接下来几天，刘仲卿走访了华北地区的十几家棉纺厂。情况大同小异：原料短缺，设备失修，人心浮动。但也有一些好的典型——天津国棉三厂通过加强管理，在原料减少的情况下，产品质量反而提高了；青岛国棉一厂开展技术革新，用低级棉纺出了合格纱…
刘仲卿记下了这些经验。晚上在招待所里，他整理调研笔记，思考解决方案。
原料供应是关键。他给北京打电话，请求部里协调，从国家储备棉中调拨一批给华北地区。同时，建议华北各省加强对棉花收购的管理，杜绝虚报、瞒报。
设备维修是基础。他联系上海纺织机械厂，请他们派技术骨干来华北，帮助检修设备。又联系纺织院校，请求派教师和学生来工厂实习，既帮助维修，又培养人才。
人员培训是保证。他建议各厂利用半开工时间，组织技术培训、文化学习，提高工人素质。
这些建议得到了部里的支持。一个月后，当刘仲卿再次来到石家庄国棉一厂时，情况已经开始好转。
车间里，停开的机器被拆开检修，工人们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清洗零件、更换磨损部件。厂里的空地上，办起了技术培训班，老工人给青年工人讲解操作要领。食堂门口的黑板上，写着每天的原料到货情况——棉花正从新疆、湖北陆续运来。
赵厂长的脸上有了笑容：“刘院长，您说到做到！昨天到了一车皮新疆棉，质量真好！工人们看到原料来了，干劲都上来了！”
刘仲卿也很欣慰，但他提醒：“老赵，原料有了，但不要急着全部开动。先开一部分，把质量抓上去，把工人培训好。宁可慢一点，也要稳一点。”
“我明白！现在我们是先开一万锭，等这一万锭生产稳定了，质量达标了，再开第二万锭。步步为营。”
这种务实的态度，正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所要求的。刘仲卿在华北地区推广这个经验，要求各厂不要盲目追求开工率，要追求产品质量和生产稳定性。
三个月后，华北地区的棉纺厂生产基本恢复正常。虽然产量还没达到设计水平，但产品质量提高了，消耗降低了，工人的技术水平提升了。这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回到北京，其他工作组也陆续回来了。西北组的情况更复杂——那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一些工厂的管理问题严重。
设备科长汇报：“新疆第一毛纺厂，设备保养极差。我们检查了五十台梳毛机，有三十台需要大修。工人操作不规范，损耗率高达15%，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
“原因是什么？”
“主要是管理问题。厂领导不懂技术，瞎指挥；技术人员有意见不敢提；工人缺乏培训。还有就是…民族关系问题。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工人之间有隔阂。”
刘仲卿沉思片刻：“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新疆。”
“刘院长，您刚回来，身体…”
“没事，我身体好着呢。”刘仲卿摆摆手，“新疆的问题不光是技术问题，还有民族问题、管理问题，需要综合解决。”
1962年春天，刘仲卿再赴新疆。这一次，他不是为了设计新厂，而是为了解决老厂的问题。
新疆第一毛纺厂在乌鲁木齐郊区。走进厂区，刘仲卿就感觉到了异样——厂房破旧，垃圾遍地，工人们三五成群地聊天，机器声稀稀拉拉。
厂长是个汉族干部，姓王，四十多岁，看起来老实巴交，但显然缺乏管理能力。
“刘院长，欢迎欢迎。”王厂长搓着手，“我们这里条件差，您多包涵。”
“先看看车间吧。”刘仲卿说。
细纱车间里，机器轰鸣，但纱锭上的毛纱粗细不匀，断头频频。一个维吾尔族女工正在接线头，手法生疏，接了三次才接上。
“你叫什么名字？进厂多久了？”刘仲卿用刚学的维吾尔语问候。
女工惊讶地抬起头：“我叫阿依古丽，进厂…一年了。”
“培训了多久？”
“培训…一个月。然后就上岗了。”
刘仲卿皱起眉头，问王厂长：“新工人培训时间是多长？”
“按规定是三个月，但…任务紧，就缩短了。”
“胡闹！”刘仲卿生气了，“技术工人不培训好就上岗，这是对产品质量不负责任，也是对工人不负责任！”
王厂长低下头，不敢说话。
接下来的调查更让刘仲卿痛心。工厂的管理混乱：原料入库不检验，车间消耗不核算，产品质量不检查…财务账目一塌糊涂，去年亏损了五十万元。
晚上，刘仲卿召开干部会议。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汉族干部坐一边，少数民族干部坐另一边，界限分明。
“今天不开批评会，开诸葛亮会。”刘仲卿说，“大家说说，工厂的问题出在哪里？怎么解决？”
沉默了很久，一个维吾尔族副厂长开口了，他叫买买提·艾沙，是厂里少数的少数民族干部：“刘院长，我说实话。工厂的问题，首先是领导问题。王厂长人好，但不懂生产，不敢管。我们提意见，他说‘研究研究’，就没下文了。”
王厂长脸红了：“我…我是怕管严了，影响民族团结。”
“这才是影响民族团结！”买买提激动地说，“因为你是汉族，就不敢管我们少数民族工人，这是看不起我们！觉得我们不讲道理！真正的民族团结，是对所有人都严格要求，一视同仁！”
这话说得掷地有声。刘仲卿带头鼓掌：“买买提同志说得对！民族团结不是无原则的迁就，而是在共同标准下的平等相待。在工厂里，这个共同标准就是规章制度，就是技术要求！”
汉族干部们也纷纷发言，指出管理中的问题。气氛渐渐热烈起来。
会议开到深夜，形成了几条决议：第一，整顿领导班子，王厂长调离，由懂技术的干部接任；第二，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严格执行；第三，加强职工培训，特别是少数民族职工的技术培训；第四，开展劳动竞赛，评选先进，不分民族。
刘仲卿特别强调：“要大胆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和技术骨干。买买提同志，我建议你担任生产副厂长，主管技术工作。”
买买提愣住了：“我？我能行吗？”
“为什么不行？”刘仲卿说，“你懂技术，敢说话，有威信。我相信你！”
“好！我干！”买买提的眼睛亮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新疆第一毛纺厂发生了巨大变化。机器全面检修，职工分批培训，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刘仲卿没有立即离开，而是住在厂里，指导工作。
他亲自给职工上课，讲技术，也讲民族团结的道理：“在车间里，没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区别，只有纺织工人的共同身份。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把工厂办好，为国家生产优质产品，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
这话说到工人们心坎里。一个哈萨克族老工人说：“刘院长，您说得对！在旧社会，我们少数民族被人看不起。在新社会，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是工厂的主人！我们要为主人翁争气！”
劳动竞赛开展起来了。车间里挂起了竞赛表，每天公布产量、质量、消耗指标。汉族工人和少数民族工人结对子，互帮互学。工厂的喇叭里，开始播放劳动竞赛的捷报和好人好事。
一个月后，当刘仲卿要离开时，工厂的生产已经走上正轨。产量提高了30%，质量合格率达到95%，消耗降低了20%。更重要的是，工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在欢送会上，买买提握着刘仲卿的手，热泪盈眶：“刘院长，谢谢您！您不仅救活了一个工厂，更教会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族团结，什么是主人翁精神！”
“这是你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刘仲卿说，“买买提同志，记住，工厂交给你们了。要把它建设成民族团结的模范，建设成边疆工业的标兵！”
“我们一定做到！”
回到北京，已是盛夏。设计院里，各科室正在总结调研成果，修订设计规范。刘仲卿听取了汇报，感到很欣慰——经过这次调整，设计院的工作更加务实了。
这时，他收到了明德的来信。儿子在信中说，上海纺织机械厂成功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高产梳棉机，效率比老式机器提高了一倍。更让刘仲卿高兴的是，明德在信中提到：“爸爸，通过这次调整，我深刻理解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以前我们追求高指标，结果产品质量下降，浪费严重。现在扎扎实实搞研发，虽然慢一点，但成果实实在在。”
刘仲卿回信：“明德，你能有这样的认识，我很欣慰。社会主义建设是长期的事业，不能急于求成。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往前走。”
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纺织工业经过两年调整，逐渐恢复元气。这一年，全国棉布产量比1962年增长了15%，质量显著提高。
设计院的工作重点也从调整转向了发展。刘仲卿组织编制了《纺织工业十年发展规划（1963-1972）》，提出了新的目标：到1972年，全国纺织工业要实现机械化、自动化，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设计院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攻关。刘仲卿亲自挂帅，成立了“纺织新技术研究室”，重点研究气流纺纱、无梭织布、自动控制等前沿技术。
研究是艰苦的。资料缺乏，设备简陋，人才不足…但刘仲卿鼓励大家：“万事开头难。当年我们设计第一座纺织厂时，也是一穷二白。现在条件好多了，有什么理由不成功？”
他联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科研院所，寻求合作；他派出技术人员出国考察，学习先进经验；他组织工厂、学校、科研单位“三结合”攻关，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技术。
1964年秋天，第一台国产气流纺纱样机在天津试制成功。刘仲卿专程去天津观看试车。
车间里，样机轰隆作响。洁白的棉条从一端喂入，经过高速气流的作用，变成均匀的纱线从另一端输出。速度之快，质量之好，让在场的人都惊叹。
天津国棉二厂的老工人摸着纱线，激动地说：“我干了三十年纺织，从没见过这么快的纺纱机！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造的！”
刘仲卿也很激动，但他提醒技术人员：“样机成功只是第一步。要尽快完善，尽快定型，尽快推广。要让全国纺织厂都用上我们自己的先进设备！”
就在纺织工业稳步发展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暴正在酝酿。1965年，报纸上开始出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文章。设计院里，一些年轻人在私下议论，说老专家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
刘仲卿觉察到了这种苗头。在党委会上，他严肃地说：“技术工作有它的规律。老专家有经验，年轻人有闯劲，各有所长，要互相学习，不能互相否定。设计院是搞技术的地方，不是搞政治运动的地方。”
但形势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料。1966年春天，“文化-革命”开始了。大学报铺天盖地，批判会一个接一个。设计院也受到了冲击。
一天，一群红卫兵闯进设计院，要揪斗“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他们冲进刘仲卿的办公室，指着墙上的全国纺织工业分布图说：“这是‘利润挂帅’的产物！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
刘仲卿平静地说：“这是新中国纺织工业建设的成果图。每一座工厂，都是工人们一砖一瓦建起来的，都是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
“你狡辩！你是走资派！是反动权威！”
“我是不是走资派，群众说了算，党说了算。”刘仲卿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十六岁进工厂当学徒，二十八岁经营民族企业，四十岁参加革命，今年六十三岁。我一生的追求，就是发展中国的纺织工业，让老百姓穿上暖和的衣服。如果这有错，我愿意接受任何批判。”
他的坦荡让红卫兵们一时语塞。这时，设计院的工人们闻讯赶来，把刘仲卿保护起来。
老工人赵师傅对红卫兵说：“小将们，刘院长是我们的好领导。他为了设计纺织厂，跑遍了全国，吃尽了苦头。你们要批他，先问问我们工人答不答应！”
工人们齐声说：“不答应！”
红卫兵见势不妙，悻悻地走了。但刘仲卿知道，这场风暴才刚刚开始。
果然，几天后，设计院被“造反派”夺权，刘仲卿被勒令“靠边站”，接受审查。他的办公室被封，工作被停止，每天的工作就是写检查、扫院子。
但他没有消沉。白天，他认真地打扫院子，把设计院的每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晚上，他在简陋的宿舍里，继续研究纺织技术资料，整理多年的工作经验。
有人劝他：“刘院长，您都这样了，还研究什么技术？”
刘仲卿说：“我是个纺织工作者，研究技术是我的本分。国家总有一天还需要纺织工业，还需要技术。我不能荒废时间。”
1967年，全国武斗升级，生产陷入混乱。许多纺织厂停产，市场纺织品供应紧张。这时，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纺织工业，要求“抓革命、促生产”。
一天，几个军人来到设计院，找到正在扫院子的刘仲卿：“刘仲卿同志，总理办公室命令，请你立即去中南海。”
刘仲卿愣住了：“我现在是审查对象…”
“这是总理的命令！立即执行！”
在中南海，周总理接见了刘仲卿。总理看起来苍老了许多，但目光依然锐利。
“仲卿同志，你受委屈了。”总理握住他的手，“但现在国家需要你。纺织工业乱了，老百姓没布票买布，冬天要来了，很多人还穿着单衣。你必须出来工作，恢复生产！”
刘仲卿的眼眶湿润了：“总理，只要国家需要，我万死不辞！”
“好！”总理说，“我现在任命你为纺织工业生产恢复领导小组组长。给你三个月时间，让主要纺织厂恢复生产，保证市场供应。有没有信心？”
“有！”
回到设计院，刘仲卿立即投入工作。他首先召集还能工作的老技术员，了解各地工厂的情况。然后，他带着几个人，开始了全国巡回。
第一站是上海。这座纺织工业重镇，武斗严重，很多工厂停产。刘仲卿找到上海革委会，要求立即恢复纺织生产。
革委会的一个头头说：“现在是文化-革命，政治第一。工厂要搞革命，不能搞生产。”
刘仲卿拍案而起：“不搞生产，老百姓穿什么？工人吃什么？文化-革命的目的，是让人民生活更好，不是更差！总理有指示，必须抓革命、促生产！”
他拿出周总理的亲笔批示，对方才不敢再阻拦。
在上海，刘仲卿见到了明德。儿子瘦了很多，但精神还好。
“爸爸，您怎么来了？现在这么乱…”
“总理派我来的。”刘仲卿说，“明德，你是技术干部，要站出来，组织工人恢复生产。这是为国家，为人民。”
“可是…现在谁敢管生产？搞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要挨批的。”
“不要怕。”刘仲卿说，“总理支持我们。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抓生产，这是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要求。”
在父亲鼓励下，明德站了出来。他回到纺织机械厂，召集老工人、老技术员，组成生产恢复小组。他们检修设备，组织原料，培训工人…半个月后，工厂恢复了部分生产。
刘仲卿则奔走于各纺织厂之间。他做革委会的工作，做工人的工作，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的意义。他的真诚打动了很多人。一些老工人说：“刘局长说得对！工人不生产，还算什么工人？我们不为自己，也要为国家，为老百姓！”
慢慢地，上海的纺织厂开始恢复生产。虽然产量还不高，但毕竟机器又转起来了。
接下来，刘仲卿去了天津、青岛、武汉…每到一地，他都宣传周总理的指示，组织恢复生产。他的威望和真诚，起到了关键作用。到1967年底，全国主要纺织厂基本恢复了生产，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得到缓解。
回到北京，周总理再次接见刘仲卿：“仲卿同志，你辛苦了，任务完成得很好。但我知道，你还在受审查。这是不公正的。我已经批示，恢复你的工作，恢复你的名誉。”
“谢谢总理…”刘仲卿的眼泪流了下来。这不仅是为自己，更是为那些还在受委屈的老同志、老专家。
1968年，刘仲卿重新担任纺织工业设计院院长。虽然运动还在继续，但他尽最大努力保护技术骨干，维持设计院的正常工作。
他组织编写《纺织工业技术手册》，把几十年的经验整理成书；他继续推动新技术研究，气流纺纱、无梭织布等课题取得了新进展；他培养年轻技术人才，为纺织工业的未来储备力量…
1971年，林彪事件后，国家开始整顿。纺织工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一年，刘仲卿已经六十八岁了，但他仍然坚持工作。
明德来信劝他：“爸爸，您年纪大了，该休息了。”
刘仲卿回信：“明德，我身体还好，还能工作。周总理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纺织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我不能在这个时候休息。”
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中国开始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刘仲卿参与了纺织工业技术引进的规划和谈判。他坚持一个原则：引进是为了消化、吸收、创新，最终实现国产化。
在一次谈判中，日本商人傲慢地说：“中国的纺织技术至少落后日本二十年。你们应该全套引进我们的设备和技术。”
刘仲卿平静地回答：“先生，你说得对，在某些方面我们是落后的。但我们也有些方面是先进的。我们引进，是为了学习，为了发展。中国有句古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通过引进、消化、创新，中国的纺织工业一定会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日本商人被他的自信和远见折服，谈判得以顺利进行。
1973年，刘仲卿七十岁了。组织上考虑让他退居二线，但他坚持工作到1975年。这一年，他主持完成了《中国纺织工业1976-1985年发展规划》，为改革开放后的纺织工业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退休那天，设计院为他举行了欢送会。同志们送给他一本相册，里面是几十年来他参与设计的纺织厂照片，从上海第一丝织厂，到新疆第一毛纺厂，再到最新的现代化纺织厂…
刘仲卿翻着相册，百感交集。五十年的纺织生涯，从学徒到设计院长，从民族资本家到社会主义建设者…他见证了旧中国的屈辱，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经历了曲折，也看到了希望。
他站起身，对大家说：“同志们，我虽然退休了，但心还在纺织工业上。我相信，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的纺织工业一定会迎来更大的发展。你们要努力工作，为纺织工业现代化贡献力量！”
掌声经久不息。
退休后的刘仲卿没有闲下来。他整理了几十年的工作笔记，开始撰写回忆录。他要把他这一代纺织人的经验教训留给后人。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刘仲卿悲痛欲绝。他想起总理几次在关键时刻对他的信任和支持，泪流满面。
这一年，唐山大地震，全国支援。刘仲卿把多年的积蓄全部捐给了灾区。他说：“我是老党员，老纺织工人，应该为国家分忧。”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已经七十五岁的刘仲卿，精神焕发。他看到，纺织工业迎来了春天。
他给中央写信，提出发展化纤工业的建议；他接待来访的年轻技术人员，传授经验；他为纺织工业的改革开放出谋划策…
1980年，明德从上海来看他。儿子已经是上海纺织工业局的副局长，正在组织引进国外先进设备。
“爸爸，现在政策好了，纺织工业要大发展了。”明德兴奋地说。
刘仲卿却提醒：“明德，发展是好事，但要记住历史的教训。要实事求是，要讲科学，要注重效益。不能一哄而上，不能重复建设。”
“我记住了。”明德说，“爸爸，您放心吧，我们会吸取教训的。”
1982年，刘仲卿的回忆录《纺织人生》出版了。在扉页上，他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沈婉清，献给所有为中国纺织工业奋斗的人们，献给伟大的新时代。”
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老同志读后流泪，年轻人读后深受教育。
1984年，刘仲卿八十寿辰。纺织工业部为他举行了庆祝会。会上，他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匹用最新技术织出的真丝面料，光泽柔和，手感细腻，上面织着一行字：“献给中国纺织工业的开拓者刘仲卿同志”。
刘仲卿抚摸着面料，感慨万千：“我十六岁进纺织厂时，做梦也想不到，中国的丝绸能织得这么好。这是几代纺织人奋斗的结果…我只是他们中的一员。”
晚年的刘仲卿，常常坐在窗前，看着北京的街景。他想起上海的外滩，想起苏北的麦田，想起新疆的草原…这一生，他走遍了中国，为纺织工业奉献了一切。
1987年，刘仲卿病重住院。明德从上海赶来，守在父亲床前。
“明德，”刘仲卿虚弱地说，“我这一生，最欣慰的是两件事：一是参加了新中国建设，看到了纺织工业的发展；二是培养了你这样的接班人。”
“爸爸…”明德泣不成声。
“不要哭。”刘仲卿微笑道，“我这一生，值了。我看到了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走向富强的新中国；我看到了纺织工业从手工作坊，发展到现代化大工业…虽然经历了不少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
他望着窗外，阳光灿烂：“明德，要相信，中国的纺织工业，一定会越来越先进，中国的人民，一定会越来越幸福…这是我们的理想，也是历史的必然…”
1987年5月27日，刘仲卿安详地闭上了眼睛。这一天，恰好是上海解放三十八周年。
在他的追悼会上，悼词这样写道：“刘仲卿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纺织工业的杰出领导者。他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是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一生。从民族资本家到社会主义建设者，他完成了思想的升华；从工厂管理者到全国纺织工业的规划者，他实现了人生的价值。他的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纺织人为实现中国纺织工业现代化而奋斗。”
刘仲卿去世后，按照他的遗愿，骨灰一部分撒在上海黄浦江，一部分撒在北京西山。
在黄浦江畔，人们建了一座小亭子，取名“纺织亭”，纪念这位纺织工业的先驱。亭子上的对联写着：“经纬织就千秋业，丝路连起万民心”。
每年5月27日，都有纺织工人来这里，缅怀这位老前辈。而中国的纺织工业，正如刘仲卿所愿，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蓬勃发展，走向世界…
从上海弄堂里的小学徒，到全国纺织工业的规划者；从民族资本家，到共产主义战士——刘仲卿的一生，是中国现代纺织工业发展的缩影，也是一代中国人追求民族复兴的写照。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个人的命运只有融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才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事业的发展只有遵循科学的规律，才能走向真正的繁荣。
在五星红旗下，中国的纺织工业，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沿着前辈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永不止息…
【作者简介】胡成智，甘肃会宁县刘寨人。中国作协会员，北京汉墨书画院高级院士。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投身文学创作，现任都市头条编辑。《丛书》杂志社副主编。认证作家。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大专预科班学习，并于作家进修班深造。七律《咏寒门志士·三首》荣获第五届“汉墨风雅兰亭杯”全国诗词文化大赛榜眼奖。同时有二十多篇诗词荣获专家评审金奖，其军人题材诗词《郭养峰素怀》荣获全国第一届“战歌嘹亮-军魂永驻文学奖”一等奖；代表作《盲途疾行》荣获全国第十五届“墨海云帆杯”文学奖一等奖。中篇小说《金兰走西》在全国二十四家文艺单位联合举办的“春笋杯”文学评奖中获得一等奖。“2024——2025年荣获《中国艺术家》杂志社年度优秀作者称号”荣誉证书！
早期诗词作品多见于“歆竹苑文学网”，代表作包括《青山不碍白云飞》《故园赋》《影畔》《磁场》《江山咏怀十首》《尘寰感怀十四韵》《浮生不词》《群居赋》《觉醒之光》《诚实之罪》《盲途疾行》《文明孤途赋》等。近年来，先后出版《胡成智文集》【诗词篇】【小说篇】三部曲及《胡成智文集【地理篇】》三部曲。其长篇小说创作涵盖《山狐泪》《独魂记》《麦田里的沉默》《尘缘债海录》《闭聪录》《三界因果录》《般若红尘录》《佛心石》《松树沟的教书人》《向阳而生》《静水深流》《尘缘未央》《风水宝鉴》《逆行者》《黄土深处的回响》《经纬沧桑》《青蝉志异》《荒冢野史》《青峦血》《乡土之上》《素心笺》《逆流而上》《残霜刃》《山医》《翠峦烟雨录》《血秧》《地脉藏龙》《北辰星墟录》《九星龙脉诀》《三合缘》《无相剑诀》《青峰狐缘》《云台山寺传奇》《青娥听法录》《九渊重光录》《明光剑影录》《与自己的休战书》《看开的快乐》《青山锋芒》《无处安放的青春》《归园蜜语》《听雨居》《山中人》《山与海的对话》《乡村的饭香》《稻草》《轻描淡写》《香魂蝶魄录》《云岭茶香》《山岚深处的约定》《青山依旧锁情深》《青山遮不住》《云雾深处的誓言》《山茶谣》《青山几万重》《溪山烟雨录》《黄土魂》《锈钉记》《荒山泪》《残影碑》《沧海横流》《山鬼》《千秋山河鉴》《无锋之怒》《天命箴言录》《破相思》《碧落红尘》《无待神帝》《明月孤刀》《灵台照影录》《荒原之恋》《雾隐相思佩》《孤灯断剑录》《龙脉诡谭》《云梦相思骨》《山河龙隐录》《乾坤返气录》《痣命天机》《千峰辞》《幽冥山缘录》《明月孤鸿》《龙渊剑影》《荒岭残灯录》《天衍道行》《灵渊觉行》《悟光神域》《天命裁缝铺》《剑匣里的心跳》《玉碎京华》《九转星穹诀》《心相山海》《星陨幽冥录》《九霄龙吟传》《天咒秘玄录》《璇玑血》《玉阙恩仇录》《一句顶半生》系列二十六部，以及《济公逍遥遊》系列三十部。长篇小说总创作量达三百余部，作品总数一万余篇，目前大部分仍在整理陆续发表中。
自八十年代后期，又长期致力于周易八卦的预测应用，并深入钻研地理风水的理论与实践。近三十年来，撰有《山地风水辨疏》《平洋要旨》《六十透地龙分金秘旨》等六部地理专著，均收录于《胡成智文集【地理篇】》。该文集属内部资料，未完全公开，部分地理著述正逐步于网络平台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