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纺织新篇：从“单打独斗”到“全国一盘棋”
1953年3月，北京的春天来得比上海晚些，柳枝刚吐新芽，中南海的海棠已经含苞待放。全国纺织工业会议在这里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性的纺织行业大会。来自各省市的代表们齐聚一堂，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纺织工业的发展规划。
刘仲卿作为上海纺织工业局局长，坐在前排。他环顾会场，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天津的、青岛的、武汉的，都是在旧中国时期就认识的老同行。但更多的人是陌生的，他们来自东北的哈尔滨，西北的西安，西南的重庆…这些原本纺织工业薄弱的地区，如今也有了国营纺织厂。
主席台上，中央轻工业部的领导正在做报告：“…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要求，到1957年，全国棉布产量要比1952年增长35%，丝绸增长25%，毛纺增长40%…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改变过去各自为战的局面，实行全国一盘棋…”
“全国一盘棋”这个词，刘仲卿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但今天从中央领导口中说出来，分量不一样了。这意味着，上海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考虑自己的发展，而要服从全国的整体布局。
分组讨论时，争议出现了。
天津的代表率先发言：“中央要求把一些纺织企业迁往内地，我支持。但是不是应该考虑沿海地区的基础优势？上海的设备、技术、人才，都是全国最好的，为什么要分散？”
陕西的代表立即反驳：“同志，不能只考虑局部利益。内地需要工业，需要就业。把工厂建在内地，既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又能合理布局生产力。这是战略需要。”
“可是内地的技术基础薄弱，工人素质不高，同样的设备，在上海能生产优质产品，到了内地可能就不行。这是不是浪费？”青岛的代表说。
刘仲卿静静听着，没有立即表态。他心里也在权衡。作为上海的代表，他当然希望上海继续成为全国的纺织中心。但作为共产党员，他必须服从国家战略。
轮到上海组发言时，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刘仲卿。
“我谈几点看法。”刘仲卿站起身，“第一，我完全拥护中央‘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旧中国工业布局极不合理，百分之七十的纺织工业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等沿海城市，这是半殖民地经济的产物。新中国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就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会场里响起赞同的掌声。
“第二，”刘仲卿继续说，“上海作为老工业基地，有责任支援内地建设。我们有设备，有技术，有人才，这些都应该为国家战略服务。我建议，上海可以采取‘一厂带一厂’的方式，每个骨干厂负责支援一个内地新建厂，输送技术骨干，帮助培训工人。”
“第三，”他提高声音，“但支援不是简单的搬迁。要考虑实际效果。我建议采取‘两步走’：第一步，上海选派技术骨干到内地，帮助新建厂培训工人、调试设备；第二步，等内地厂基本能独立生产后，上海人员逐步撤回。这样既能支援内地，又不削弱上海的生产能力。”
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代表的认同。会议记录员飞快地记录着。
会后，轻工业部的领导特意找到刘仲卿：“老刘，你的建议很有见地。中央正在考虑在上海成立纺织工业设计院，集中全国的技术力量，统一设计新型纺织厂。想请你负责筹建工作。”
刘仲卿愣了一下：“部长，我在上海的工作…”
“上海的工作可以交给其他同志。”领导拍拍他的肩膀，“老刘，你的眼界要放得更宽。全国纺织工业需要统筹规划，需要像你这样既有实践经验，又有全局观的老同志。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刘仲卿沉默了。这意味着他要离开上海，离开他奋斗了几十年的地方。但想到“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想到新中国纺织工业的未来，他点了点头：“我服从组织安排。”
回到上海，刘仲卿立即着手交接工作。最舍不得的是第一丝织厂，那里有他的青春，有婉清的回忆，有王铁柱、陈明这些老战友。
在告别会上，王铁柱握着刘仲卿的手，老泪纵横：“刘局长，您这一走，什么时候能回来？”
“老王，我不是离开纺织行业，是换个岗位继续为纺织工业服务。”刘仲卿也很动情，“你要带好技术队伍，把第一丝织厂建设成全国丝绸行业的样板。我在北京等你的好消息。”
陈明已经调到市委工作，专门来送行：“刘局长，您放心去北京。上海这边，我会继续关注纺织工业的发展。有什么需要协调的，随时联系。”
最让刘仲卿欣慰的是沈振华的变化。这个曾经对公私合营抵触的小舅子，如今已经是纺织行业的积极分子。他不仅把沈氏丝业经营得有声有色，还主动做其他资本家的思想工作。
“姐夫，您去北京是好事。”沈振华说，“上海再重要，也只是一个城市。全国纺织工业的发展，需要有人在中央统筹。您有这个能力，应该担起这个责任。”
“振华，你能这样想，我很欣慰。”刘仲卿说，“好好干，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我正在写入党申请书。”沈振华认真地说，“虽然我是资产阶级出身，但通过这几年的改造，我真心认同社会主义道路。我要用行动证明，资本家是可以改造成为工人阶级一员的。”
1953年6月，刘仲卿赴京上任。明德没有跟去，他选择留在上海纺织机械厂，担任技术副厂长。父子俩在火车站告别。
“爸爸，您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明德帮父亲整理衣领。
“你也是。”刘仲卿看着儿子，“明德，你留在上海是对的。上海的纺织机械制造刚刚起步，需要你这样的技术人才。记住，不要满足于仿制，要创新，要设计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先进设备。”
“我记住了。”明德点头，“爸爸，我会常给您写信的。”
火车开动了，刘仲卿望着窗外的上海渐行渐远，心中百感交集。这座城市，他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每一次离开都是为了回来，但这一次，不知道何时能再回来。
北京的生活是全新的。纺织工业设计院设在西郊，是一栋新建的四层楼房。刘仲卿的办公室在二楼，窗外是一片麦田，远处是西山。
设计院刚成立时只有三十多人，大多是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有热情，但缺乏经验。刘仲卿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组织编写《纺织工厂设计规范》。
“同志们，我们设计的不是一座工厂，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刘仲卿这样说，“过去，中国的纺织厂都是外国人设计的，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现在，我们要设计出适合中国原料、中国工人、中国气候的纺织厂。”
工作很快展开。刘仲卿把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工艺组负责工艺流程设计，建筑组负责厂房设计，设备组负责设备选型，经济组负责投资核算。
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年轻人有理论知识，但缺乏实践经验；老技术员有经验，但思想保守，不愿意采用新技术。最严重的是，大家对“全国一盘棋”的理解不一致。
工艺组组长小张，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主张全面采用苏联的工艺标准：“苏联的纺织工业比我们先进，应该全套学习。”
但设备组的老李不同意：“苏联的气候、原料和中国不一样，照搬会出问题。我们应该在吸收苏联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
争论在每周的技术研讨会上经常发生。有一次，两人为棉纺厂的清花工序设计吵得面红耳赤。
小张坚持：“苏联的自动清花机效率高，应该采用。”
老李反驳：“自动清花机对棉花质量要求高，中国的棉花杂质多，容易卡机。还是用半自动的稳妥。”
刘仲卿耐心听完双方的争论，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说：“这样吧，我们组织一个调查组，到产棉区实地考察，看看中国棉花的实际情况。同时，请苏联专家来讲座，详细了解他们的技术。等掌握了充分资料，再做决定。”
调查组由刘仲卿亲自带队，去了河北、山东、河南等主要产棉区。他们走进棉田，和棉农交谈；来到轧花厂，看棉花加工过程；访问纺织厂，了解现有设备的使用情况。
一个月的调研，让这些坐在办公室里的设计人员大开眼界。
在河北石家庄的一家棉纺厂，厂长指着经常卡机的清花机说：“这套设备是日本投降时留下的，老掉牙了。我们想改造，但不知道怎么改。”
在山东德州，一个老棉农捧着一把棉花说：“同志，我们种的棉花品质不如苏联的长绒棉，但产量高，适合老百姓穿。你们设计机器，要想着我们老百姓的需要啊。”
调研回来后，设计思想统一了：不能照搬苏联，要结合中国实际。
刘仲卿组织编写了《中国棉花特性及对纺织工艺的影响》的报告，提出了“立足国内原料，吸收国外经验，设计中国特色纺织工艺”的原则。
在此基础上，设计院开始了第一个项目——郑州国棉一厂的设计。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年产棉纱五万锭，布机一千台，将是中原地区最大的纺织厂。
设计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刘仲卿带头加班，常常工作到深夜。年轻人看到他年过半百还这么拼，都很感动。
小张私下对老李说：“以前我觉得刘院长是老革命，不懂技术。现在看他，不仅懂技术，而且考虑问题全面，真是我们的榜样。”
老李点头：“是啊，刘院长有句话说得对：设计不是画画，要想到工人怎么操作，机器怎么维修，产品怎么销售…这些，书本上学不到。”
1954年春天，郑州国棉一厂的设计方案完成了。在评审会上，来自各部委的专家提出了很多问题。
国家计委的同志问：“投资预算是否准确？会不会超支？”
财政部的同志问：“投资回收期多长？经济效益如何？”
劳动部的同志问：“工人的劳动条件怎么样？有没有安全防护措施？”
刘仲卿一一回答，数据详实，论证充分。最后，方案获得通过。
轻工业部的领导在总结时说：“郑州国棉一厂的设计，开创了中国自主设计大型纺织厂的先河。这是纺织工业设计院的功劳，也是刘仲卿同志的功劳。”
但刘仲卿没有满足。在庆功会后，他对设计院的同志们说：“郑州厂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要总结经验，形成标准，为全国纺织厂建设提供范本。”
在他的主持下，设计院开始了《纺织厂设计手册》的编写工作。这本厚达一千页的手册，涵盖了从厂址选择、工艺设计、厂房建设到设备安装、生产管理的全过程，成为新中国纺织工厂建设的“圣经”。
1955年，全国掀起了纺织厂建设高潮。武汉国棉厂、西安国棉厂、成都国棉厂…一座座现代化纺织厂在内地拔地而起。设计院的工作量剧增，人员也从三十多人增加到一百多人。
刘仲卿更忙了。他要审阅各地报来的设计方案，要协调设备制造和供应，要培训各地派来的技术人员…常常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
明德来信说：“爸爸，听说您又瘦了。您要保重身体，您不只是属于设计院，更是属于全国纺织工业的。”
刘仲卿回信：“我很好，勿念。你那里怎么样？新型织机的研发有进展吗？”
父子俩在信中交流技术问题，探讨行业发展趋势。虽然相隔千里，但心是相通的。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全国私营纺织企业基本完成了公私合营。刘仲卿在设计院组织了“社会主义改造与纺织工业发展”研讨会，邀请各地代表参加。
沈振华作为上海的代表来了。几年不见，他看起来更加沉稳，胸前别着“劳动模范”的奖章。
“姐夫！”沈振华激动地握住刘仲卿的手，“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入党了！上个月刚批准的！”
刘仲卿也很激动：“太好了！振华，你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在研讨会上，沈振华做了题为《从抗拒到拥护——一个民族资本家的思想改造历程》的发言，引起了很大反响。
他说：“有人问我，失去家族企业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因为我现在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得多——我得到了工人的尊重，得到了党的信任，得到了为国家做贡献的机会…这些，是金钱买不到的。”
会后，兄弟俩在北京的住处深谈。沈振华告诉刘仲卿，沈氏丝业现在年产丝绸五十万米，是合营前的三倍；工人工资提高了百分之三十，还建了托儿所、医务室、工人俱乐部…
“姐夫，您知道吗，最让我感动的是工人们的态度。”沈振华说，“以前我叫他们‘工人’，他们叫我‘老板’，中间有堵墙。现在他们叫我‘沈厂长’，我叫他们‘同志’，是一家人了。这种关系，以前想都不敢想。”
刘仲卿欣慰地点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振华，你要继续努力，争取做出更大贡献。”
“我会的。”沈振华说，“姐夫，您也要保重身体。听说您经常熬夜，这可不行。您要是累倒了，是全国纺织工业的损失。”
刘仲卿笑道：“我没事。看到纺织工业发展这么快，我高兴，有劲。”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全国棉布产量比1952年增长了38%，超额完成目标。纺织工业设计院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刘仲卿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在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特意走到刘仲卿面前：“刘仲卿同志，我听说你为了纺织工业设计，跑遍了全国的主要产棉区。辛苦了！”
刘仲卿激动地说：“总理，不辛苦。看到一座座纺织厂在内地建起来，看到工人们穿上自己织的布做的衣服，我高兴。”
周总理点头：“是啊，纺织工业关系到国计民生。你们的工作很重要。要继续努力，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
“是！总理！”
回到设计院，刘仲卿传达了总理的指示，组织大家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纺织工业规划。
这时，他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为新疆设计一座大型毛纺厂。
新疆的同志来到设计院，介绍了情况：“新疆有优质的羊毛资源，但没有现代化的毛纺厂。牧民们守着‘软黄金’，却过着穷日子。我们希望建一座毛纺厂，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改善牧民生活。”
刘仲卿立即组织调研组，亲自带队去了新疆。他们从乌鲁木齐出发，坐了三天的汽车，来到伊犁草原。
眼前的景象让设计人员震撼：蓝天白云下，羊群如云，牧民们骑着马，唱着歌，但居住的毡房破旧，衣服褴褛。
一个哈萨克族老牧民握着刘仲卿的手说：“同志，我们新疆的羊毛好，但运不出去，卖不上价钱。你们要是能在这里建工厂，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刘仲卿的眼眶湿润了：“老人家，您放心。我们一定设计出最好的毛纺厂，让新疆的羊毛变成宝。”
调研很艰苦。新疆昼夜温差大，有的同志水土不服，病了；语言不通，需要翻译；资料缺乏，要一点一点收集…
但没有人叫苦。刘仲卿带头，白天走访，晚上整理资料，常常工作到凌晨。
一个月后，调研组带着厚厚的资料返回北京。刘仲卿立即组织设计，提出了一个创新方案：不仅建毛纺厂，还要配套建设洗毛厂、炭化厂、染整厂，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不仅要生产呢绒，还要生产毛毯、地毯，满足不同需求；不仅要培训技术工人，还要为牧民的子女建技工学校…
这个方案得到了新疆方面的高度评价。自治区领导说：“刘院长不仅想到了建工厂，还想到了牧民的未来。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设计！”
1958年春天，新疆第一毛纺厂破土动工。刘仲卿虽然不能亲临现场，但每天都要关注工程进度。
这时，全国掀起了“大跃进”高潮。各地都在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纺织工业也不例外。
一天，某省的领导来到设计院，要求设计一个“年产百万锭”的超大型纺织厂。
刘仲卿看了方案，皱起眉头：“同志，这个规模太大，超出了技术和管理的能力。而且，原料供应、产品销售都成问题。我建议适当缩小规模，先建一个十万锭的厂，积累经验后再扩大。”
那位领导不高兴了：“刘院长，现在全国都在大跃进，你们设计院不能保守。百万锭算什么？我们要超英赶美！”
“大跃进要讲究科学。”刘仲卿耐心解释，“纺织厂不是越大越好，要综合考虑原料、市场、技术、管理…盲目求大，会造成浪费。”
“你这是右倾保守！”那位领导拂袖而去。
这件事在设计院里引起了讨论。一些年轻人认为刘仲卿太保守，跟不上形势；但老同志们支持他，认为设计必须科学。
刘仲卿在全体会议上说：“同志们，我是从旧中国过来的，见过盲目建设造成的浪费。一栋楼盖了拆，拆了盖；一条路修了挖，挖了修…那是资本家的做法。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要珍惜每一分钱，要讲科学，讲实效。”
他继续说：“大跃进的精神要学习，但具体工作要实事求是。设计院的责任，不是迎合不切实际的要求，而是提供科学的设计方案。这是我的原则，也是设计院的原则。”
会后，他向上级写了报告，详细说明了纺织厂合理规模的问题，得到了领导的支持。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纺织工业设计院举办了成果展，展出了十年来设计的五十多座纺织厂的模型、图纸、照片…
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领导，有专家，有工人代表，还有外国友人。
苏联专家彼得罗夫参观后，对刘仲卿说：“刘院长，你们在十年时间里，走完了苏联三十年的路。这真是奇迹。”
刘仲卿说：“这不是奇迹，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晚上，刘仲卿一个人留在展厅里。他走过一个个展板，看着一座座纺织厂从图纸变成现实，心中充满了感慨。
从上海的一家私营丝织厂，到全国纺织工业的设计者；从为生存挣扎的民族资本家，到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这十年，他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他想起了婉清。如果她还活着，能看到今天的新中国，该多好。
他想起了王铁柱、陈明、沈振华…这些一起奋斗的同志。
他想起了明德，儿子现在已经成长为技术骨干，正在研发中国第一台自动织机。
窗外，北京的天空星光灿烂。远处，天安门广场上正在筹备国庆庆典，灯火辉煌。
刘仲卿走到窗前，轻声说：“婉清，你看到了吗？新中国十年了…纺织工业从沿海到内地，遍布全国…老百姓能穿上暖和的衣服了…你当年的理想，正在实现…”
电话铃响了，是明德从上海打来的：“爸爸，国庆快乐！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们研发的自动织机成功了！效率比老式织机提高三倍！”
“太好了！”刘仲卿激动地说，“明德，你们为新中国争光了！”
“爸爸，这也有您的功劳。”明德说，“是您教我要自力更生，要技术创新。爸爸…我想您了。国庆后，我去北京看您。”
“好，我等你。”
挂掉电话，刘仲卿的眼眶湿润了。十年了，他和儿子聚少离多，但心始终在一起。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
走出设计院，长安街上华灯初放。刘仲卿漫步在街头，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看着孩子们欢笑的脸，看着商店橱窗里琳琅满目的纺织品…
这就是他们奋斗的意义——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让国家繁荣富强。
回到住处，他在日记本上写下：“1959年10月1日，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十年间，纺织工业从沿海到内地，形成了完整体系。我参与设计了五十多座工厂，见证了从无到有的过程…虽然辛苦，但值得。明德来电，自动织机研发成功，欣慰。下一个十年，要继续奋斗，为实现纺织工业现代化而努力…”
写到这里，他停下笔，望向窗外。北京的夜空，礼花已经开始绽放，五彩缤纷，照亮了整个城市。
新的十年，新的征程。刘仲卿知道，前方的路还很长，还会有更多的挑战，但他充满信心。
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这是人民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发光发热，每一个建设者都能实现价值。
他轻声说：“婉清，新中国十年了…这只是开始…我们会继续前进，直到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窗外，礼花更灿烂了，像是为新中国庆生，也像是为无数建设者致敬。在这个不眠之夜，刘仲卿仿佛看到了更远的未来——一个纺织工业现代化的中国，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他相信，这个未来一定会到来。因为，有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建设者，在为之奋斗，在为之奉献。
夜已深，但刘仲卿的心，依然火热。他翻开新的笔记本，开始规划下一个十年的工作…
纺织新篇，还在继续书写。
【作者简介】胡成智，甘肃会宁县刘寨人。中国作协会员，北京汉墨书画院高级院士。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投身文学创作，现任都市头条编辑。《丛书》杂志社副主编。认证作家。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大专预科班学习，并于作家进修班深造。七律《咏寒门志士·三首》荣获第五届“汉墨风雅兰亭杯”全国诗词文化大赛榜眼奖。同时有二十多篇诗词荣获专家评审金奖，其军人题材诗词《郭养峰素怀》荣获全国第一届“战歌嘹亮-军魂永驻文学奖”一等奖；代表作《盲途疾行》荣获全国第十五届“墨海云帆杯”文学奖一等奖。中篇小说《金兰走西》在全国二十四家文艺单位联合举办的“春笋杯”文学评奖中获得一等奖。“2024——2025年荣获《中国艺术家》杂志社年度优秀作者称号”荣誉证书！
早期诗词作品多见于“歆竹苑文学网”，代表作包括《青山不碍白云飞》《故园赋》《影畔》《磁场》《江山咏怀十首》《尘寰感怀十四韵》《浮生不词》《群居赋》《觉醒之光》《诚实之罪》《盲途疾行》《文明孤途赋》等。近年来，先后出版《胡成智文集》【诗词篇】【小说篇】三部曲及《胡成智文集【地理篇】》三部曲。其长篇小说创作涵盖《山狐泪》《独魂记》《麦田里的沉默》《尘缘债海录》《闭聪录》《三界因果录》《般若红尘录》《佛心石》《松树沟的教书人》《向阳而生》《静水深流》《尘缘未央》《风水宝鉴》《逆行者》《黄土深处的回响》《经纬沧桑》《青蝉志异》《荒冢野史》《青峦血》《乡土之上》《素心笺》《逆流而上》《残霜刃》《山医》《翠峦烟雨录》《血秧》《地脉藏龙》《北辰星墟录》《九星龙脉诀》《三合缘》《无相剑诀》《青峰狐缘》《云台山寺传奇》《青娥听法录》《九渊重光录》《明光剑影录》《与自己的休战书》《看开的快乐》《青山锋芒》《无处安放的青春》《归园蜜语》《听雨居》《山中人》《山与海的对话》《乡村的饭香》《稻草》《轻描淡写》《香魂蝶魄录》《云岭茶香》《山岚深处的约定》《青山依旧锁情深》《青山遮不住》《云雾深处的誓言》《山茶谣》《青山几万重》《溪山烟雨录》《黄土魂》《锈钉记》《荒山泪》《残影碑》《沧海横流》《山鬼》《千秋山河鉴》《无锋之怒》《天命箴言录》《破相思》《碧落红尘》《无待神帝》《明月孤刀》《灵台照影录》《荒原之恋》《雾隐相思佩》《孤灯断剑录》《龙脉诡谭》《云梦相思骨》《山河龙隐录》《乾坤返气录》《痣命天机》《千峰辞》《幽冥山缘录》《明月孤鸿》《龙渊剑影》《荒岭残灯录》《天衍道行》《灵渊觉行》《悟光神域》《天命裁缝铺》《剑匣里的心跳》《玉碎京华》《九转星穹诀》《心相山海》《星陨幽冥录》《九霄龙吟传》《天咒秘玄录》《璇玑血》《玉阙恩仇录》《一句顶半生》系列二十六部，以及《济公逍遥遊》系列三十部。长篇小说总创作量达三百余部，作品总数一万余篇，目前大部分仍在整理陆续发表中。
自八十年代后期，又长期致力于周易八卦的预测应用，并深入钻研地理风水的理论与实践。近三十年来，撰有《山地风水辨疏》《平洋要旨》《六十透地龙分金秘旨》等六部地理专著，均收录于《胡成智文集【地理篇】》。该文集属内部资料，未完全公开，部分地理著述正逐步于网络平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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