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哥萧一志（上）

路边

我家世居萧庄村，太公萧书白生有五子。公公萧冠南（1867-1928）是太公长子，晚清修职郎附贡生，曾任上海金山县训导。公公回来在萧庄北面里许邵家村建简易平房定居，民国时一度在宜兴县政府从事文案工作。那时萧庄、邵家都属宋渎乡。

我兄弟姐妹七人，我是老七，上有四个哥哥两个是姐姐。除我和四哥外，他们都出生在邵家村。大哥萧一志（萧缀青）生于1923年，二哥萧缀新生于1929年，三哥萧缀成生于1934年，大姐萧缀琪生于1936年，二姐萧缀瑜生于1940年，四哥萧缀熙生于1943年，我生于1947年。大哥二哥三哥都是上的文庙小学（后称城南小学）。

日寇侵华前，我家曾租住在县城段家巷（今东风巷），后见大人巷亳村陈家破祠堂无人看守浪败不堪，于是请工匠修复（主要是供奉神主牌的正厅）后住了进去。这样既有个蹲身之处，也可顺便看守一下祠堂。我母亲是亳村陈家人，外公生前还是族长。

当时我小舅陈朴生上海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在国民政府水利部（南京）工作，顺便介绍我父亲萧兆康（萧焦明）到江苏省政府（在镇江）水利厅工作，父亲便把大哥带去镇江上初中。

1932年日寇进攻上海，中国政府为避免大城市遭战乱，与日寇签订停战协定，撤出中国军队，划上海为非武装区。1937年8月，日寇再次发难，将上海闸北炸成一片废墟后，直扑宜兴、常州和首都南京等。12月8日镇江沦陷，其前大哥所在中学奉命南迁，询问学生是停学还是随迁，父亲不知宜兴是否如上海闸北一般，大哥南迁也许能留下萧家一脉。父亲送别大哥后，惦记着家人便回到了宜兴。

还好，宜兴只有东大街被毁，于是父亲带着全家到老家避难。宜兴全境沦陷后，日寇经常下乡，并在邵家村附近城塘桥建有炮楼。相对来说，天天在炮口下还不如宜兴城里，所以几年后又住到城里。回城发现，原来的家具包括所有生活用品全部不翼而飞，而且祠堂大门两边厢房里还住进了两户杂姓人。生活用品没了，只能重办，两户陌生人家，当然也不会赶走。俗话说只有砌屋招人住，没有拆屋赶动生身之理，何况山河破碎时期，活着已经是不容易。

我大哥一路艰辛，经武汉到达贵阳江口，在学校组建的江口分校继续学习，并有信寄回家报平安。因大哥学习好人又机灵，深受班主任看重。班主任是中共地下党员，经常叫大哥为其送信，班主任说送信就是为抗日出力。兵荒马乱年代，我大哥出门也害怕，就用旧锯条做了一把匕首防身。

半年后，班主任将大哥送进了遵义汽车修配厂，一面学习技艺，一面进一步接受组织考察，但时间不长。西安事变后，国共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南京、武汉沦陷，重庆、贵阳成了支前中心。为了壮大抗日力量，中共南方局决定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贵阳设立交通站。1939年1月3日，交通站正式挂牌，中共南方局秘书袁超俊任支部书记兼站长。在挂牌前的1938年9月，即交通站筹备阶段，我大哥即被班主任送进站，从此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紧跟党的步伐。

交通站初租今民生路民房办公，挂牌后几天，贵阳市中心被日寇炸成一片废墟，出于安全考虑，交通站移至城外另行租房。新址近公路并有块空地，于是从站长、副官、会计、警卫等20多人自己动手，花一周时间用毛竹修建了车库、仓库，又整出了可以停几辆汽车的停车场。那时生活极为艰苦，上级拨下的经费买了大米，炒菜的油都买不起。尤其是许多送物资到延安的华侨路过，也无法好好招待。

据袁超俊后来回忆文章说，1939年夏，交通站即从香港购买了大批汽油和机油，经贵阳、重庆运往延安。廖承志和宋庆龄在香港募捐到的物资都经过贵阳转重庆到延安。不仅大量物资，大量党的干部和进步青年，也经交通站转运延安。叶剑英、李克农、徐特立、叶挺、张云逸等从延安到华东新四军总部，也经交通站转运。越共领袖胡志明也曾在交通站住过三天。

大哥说过，交通站的运输能量很强，开始只有一辆救护车改装的卡车。交通站成立后购买了5辆道奇卡车，华侨又捐了4辆雪佛兰和1辆万国牌汽车。有时几辆汽车同时进站，检修和保养任务很重（那时路况和车况远不如现在）。当时大哥年轻，还不是主力，站里沈宝贵和华侨端乐毅是老前辈。大哥开车和修车技艺，主要就是在交通站学会的。有时忙起来，连站长袁超俊都撸起袖子当检修工。

交通站的能量，自然有人看了不舒服。国民党右派在日寇由速战征服改为持久蚕食而正面战场有所缓解时，不断对民众抗日力量进行压制。1939年6月，他们袭击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杀害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涂正坤等六人，其后贵阳交通站车辆也在宝鸡、汉中、咸阳等地不断被扣押。1940年开始，贵阳交通站压缩业务，人员减少一半，同时站址改到威清门外，然而敌人还是下了黑手。

1941年1月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几天后贵阳地下党许多人被捕被杀，贵阳交通站也在23日遭查封。我大哥和李配之、鲍启文、李玉生、刘文钧、张兴彪、鲍世泽等七位同志被捕，严刑审讯后带着死刑犯专用的8斤重型脚镣等候处决。后经周恩来和叶剑英在重庆多方交涉，直到1941年8月，我大哥等人才恢复自由。大哥出狱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走路还达不到常人一样。

我大哥与同志们先到重庆接受集训政审。正好小舅陈朴生在重庆政府部门工作（1949年后小舅曾在北京、银川等水利部门工作），大哥就把自己被捕及周恩来营救等事都说了，并向小舅讨要五元钱做了棉衣。重庆物价飞涨，一身棉衣做了六元多钱，缺一元多还是同志们凑起来的。大哥到达延安，即被编入中央直属汽车队，为朱德等中央领导开中吉普车，并于1945年9月入党。大哥曾给我看过一张外国记者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是他在延安土制的单杠双杠上锻炼身体。

抗战胜利，不料内战又爆发。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即成立军委东北行辕，由美军帮助运兵。中央也决定进军东北，并派十万干部去支援。国共初战，敌强我弱，1946年春四平保卫战失利，林彪率领东北民主联军北撤。为了扭转局势，中央多次派出技术团队驰援。我大哥所在驰援团队三十多人，经山东抗日根据地渡海到朝鲜新义州。为了安全，团队无任何文字证明身份，不料上岸即被苏军扣留。经交涉，担任新义城防司令的苏军少尉同意放一人过鸭绿江到中国境内报信，结果东北联军（1949年3月改称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带一个警卫排亲临新义。谭政对苏军少尉说：“就你也扣押他们？这里每个人都比你级别高。”苏军少尉连连道歉，并把自己的少尉肩章也撕了。

我大哥到达联军后，先在兵站汽车队。因他不仅技术好，而且个大力大身手敏捷，办事敢作敢为，被选调到联军司令部，担任谭政警卫员兼专车司机。谭政是井冈山老红军，1937年任中央军委政治部副主任，在东北联军是4号人物。我大哥进司令部后，战场形势开始好转。主要是李克农等人尤其是赵炜（中共党员，时任国军东北保安司令部少校作战参谋）等人的情报支持，联军迅速反击捷报频传。

大哥担任首长警卫不用去前线，但实际艰苦和危险不亚于冲锋陷阵。政治部的工作，也包括锄奸和反特，大哥随首长参与的锄奸反特活动，起码也有几十次。另外是部队经常长途跋涉，首长经常日夜不息。作为警卫和驾驶，大哥比普通战士更累。东北解放，华中华南解放，大哥是全程参与者，至今两枚纪念章还在他子女手中。

1949年4月宜兴解放，5月，母亲惦记着我大哥，即根据小舅曾说的信息，给北京周恩来写信询问。周恩来也搞不清我大哥在哪个部队，现在又在哪里，即吩咐秘书查找并写信回复。回信寄到宜兴城里大人巷，内容如下：

萧焦明、陈蕴玉先生：

来函讯一志同志近况，经详查知一志同志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六日由延安去东北，其部别为兵站汽车队。因干部调动频繁，不知现在何处，待查明后再告。  此致  敬礼！

中央组织部秘书处  九月二十六日

不过就在回信来前，我们已经收到了大哥来信。根据内容看，应该是大哥接到北京信息，知道家里在找他后写的。其前还有个插曲，大哥在共产党领导的延安，家里已经知道了。日寇投降，内战爆发，江苏出动四千多人的省保安团，到宜兴梳头式捕杀新四军留守人员和新四军家族。因杀人多，宜兴还被评为模范县。他们又实行联保连坐，规定“通匪”“窝匪”“资匪”和知情不报的都要杀头，故而我父母对外一直说我二哥是老大，我们兄弟姐妹也统一口径。

 （萧缀珏口述   路边整理    2025年8月）

 作者简介：

    路边，实名朱再平，江苏宜兴人，1959年生。20世纪80年代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历。喜好文字，著作有小说集《陶女》、散文集《烟雨龙窑》《在氿一方》、主编本《悠悠岭下》《周济诗词集》《周济遗集》《宜兴武术》《阳羡风物》等。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