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十七章：重庆辩论：战时政府的道德困境
一九三九年二月，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会议室
长江的雾气像厚重的棉絮，从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漫上来，包裹着这座山城。即使是在早晨九点，会议室里也亮着昏黄的灯泡——重庆的电力供应极不稳定，断电是家常便饭。长长的会议桌旁坐了二十几个人，大多是四十岁以上的男人，穿着或西装或长衫，脸上写着长途跋涉的疲惫和战时生活的憔悴。
刘仲卿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一份厚厚的文件：《战时纺织工业三年规划草案》。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已经有细微的划痕，是在来重庆的路上摔的，一直没机会换新的。窗外是陡峭的崖壁，崖下是浑浊的长江，江面上漂浮着破船和垃圾，还有几具肿胀的尸体——日本飞机昨天刚轰炸过下游的渔村。
“诸位，抗战已经进入最艰难的相持阶段。”主持会议的是经济部次长周贻春，一个五十多岁的学者型官员，声音温和平缓，但眼神锐利，“日军占领了沿海所有工业区，我们失去了百分之八十的纺织产能。前线将士缺衣少穿，后方的难民衣不蔽体。重建纺织工业，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系到抗战成败的战略问题。”
刘仲卿低头看着文件。草案的核心内容很简单：集中有限的资源，在四川、云南、贵州三地新建二十家机械化纺织厂，五年内实现棉布自给。计划很宏大，但现实很骨感——没有机器，没有技术工人，没有原料，甚至没有足够的电力。
“刘先生，听说您在上海经营过现代化缫丝厂？”周贻春点名。
所有人的目光投向刘仲卿。他清了清嗓子：“是，昌盛缫丝厂，1930年投产，有德国进口的自动化缫丝机一百二十台，最高年产生丝五十吨。”
会议室里响起轻微的惊叹声。五十吨生丝，在战前不算什么，但在如今物资极度匮乏的后方，这是个天文数字。
“那您对这份计划有什么看法？”周贻春问。
刘仲卿沉默了片刻。他知道自己的话可能会得罪人，但还是决定说实话：“周次长，恕我直言，这个计划…过于乐观了。”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几个官员皱起了眉头。
“请详细说说。”周贻春的表情没有变化。
“第一，机器问题。”刘仲卿站起来，走到墙上的地图前，“沿海的机器厂要么被毁，要么被日本人占领。我们从哪里进口机器？走滇越铁路？那条铁路运力有限，而且日本人随时可能切断。走滇缅公路？那条路刚通车，路况极差，雨季根本无法通行。”
“第二，原料问题。四川有棉花，但产量有限，品质也一般。云南、贵州几乎不产棉。我们要建纺织厂，棉花从哪里来？从印度进口？从美国进口？外汇从哪里来？”
“第三，技术问题。”刘仲卿转向在座的官员，“现代化纺织厂需要懂机械、懂电气、懂管理的技术人才。这些人才都在沿海，现在要么沦陷区，要么来后方的路上。就算人来了，没有机器让他们操作，没有原料让他们加工，他们有什么用？”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有人低头喝茶掩饰尴尬，有人在小本子上记录，有人脸色阴沉。
“刘先生说得有道理。”一个穿军装的中年人开口了，他是军政部后勤署的赵署长，“但正因为困难，才需要我们想办法克服。前线将士不能光着身子打仗，老百姓不能没有衣服穿。再难，也要做。”
“我同意要做。”刘仲卿回到座位，“但我们要务实。与其贪大求全建二十家大厂，不如先建五家小厂，用土法上马，能生产多少是多少。同时大力推广手工纺织，发动家家户户纺线织布。虽然效率低，但至少能解燃眉之急。”
“土法？手工？”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年轻官员嗤笑，“刘先生，现在是二十世纪，不是明朝。我们要建的是现代化工业，不是手工作坊。”
刘仲卿看着这个年轻人，想起十年前的自己——也是这么理想主义，这么相信技术和进步能解决一切问题。但十年的经历告诉他，理想需要扎根在现实的土壤里，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王专员，”他平静地说，“您知道现在重庆一斤棉花卖多少钱吗？”
“这…这和建厂有什么关系？”
“一斤中等棉花，战前在上海卖两角钱，现在在重庆卖两块钱，涨了十倍。”刘仲卿说，“不是老百姓不想穿机织布，是买不起。如果我们花大力气建现代化工厂，生产出来的布成本高，价格更高，老百姓还是买不起。那建厂的意义在哪里？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现代化’的虚荣心吗？”
这番话太尖锐了。年轻官员的脸涨红了：“你…你这是鼠目寸光！抗战是长期的，我们要为战后重建做准备！”
“但首先要活下去！”刘仲卿的声音提高了，“前线的士兵，后方的难民，他们现在就需要衣服御寒！等你的现代化工厂建起来，可能已经是三年后，这三年里要冻死多少人？”
会议室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周贻春敲了敲桌子：“诸位，冷静。刘先生和王专员说得都有道理。我们既要着眼长远，也要解决眼前。这样吧，刘先生，您写一份具体方案，如何用最小投入最快产出。王专员，您也写一份，说明现代化工厂的必要性。下周我们再讨论。”
散会后，刘仲卿收拾文件准备离开，周贻春叫住了他：“刘先生，留步。”
等其他人都走了，周贻春关上门，示意刘仲卿坐下，亲自给他倒了杯茶。茶叶很次，是重庆本地产的粗茶，泡出来汤色浑浊。
“刘先生，刚才您说得很好。”周贻春在他对面坐下，“但您知道吗，您刚才得罪了至少五个人。那个王专员，是行政院王副院长的侄子。那几个皱眉头的，都是江浙财团在政府的代表，他们指望着靠建厂发国难财。”
刘仲卿苦笑：“周次长，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有话直说。如果您觉得我不适合…”
“不，恰恰相反，我很需要您这样的人。”周贻春摆手，“重庆现在最缺的就是说实话的人。大家都唱高调，都说大话，但实际问题没人解决。刘先生，我想请您担任纺织工业重建委员会的副主任，专门负责技术规划和实际执行。您愿意吗？”
刘仲卿愣住了。副主任，这个职位不低，权力不小。但他想起上海，想起昌盛厂，想起王铁柱和陈明，想起那些还在日本人统治下苦苦挣扎的工人。
“周次长，我很感激您的信任。但我…我在上海还有工厂，还有工人。我不能完全不管他们。”
“我理解。”周贻春点头，“但刘先生，您要明白，现在国家需要的不是您管理一个工厂，而是您帮助重建一个行业。上海已经沦陷了，您的工厂…恐怕迟早会被日本人控制。但在后方，您可以帮助建立几十个、几百个工厂，生产前线急需的物资，解决后方百姓的穿衣问题。哪边的贡献更大，您心里清楚。”
这番话很现实，很残酷，但很真实。刘仲卿想起婉清临终的话：“若国家有难，当舍小家顾大家。”也想起离开上海时，王铁柱说的：“刘厂长，您放心走，厂子交给我。”
他知道，自己其实已经没有选择。从踏上逃亡之路的那一刻起，他就把上海的一切都托付给了别人。现在在重庆，在这个战时首都，他有更重要的责任。
“我答应。”他最终说，“但周次长，我有一个请求。”
“请讲。”
“我在上海工厂的工人，有些是技术骨干。如果他们能逃出来，希望政府能帮助他们来后方，给他们工作，给他们活路。”
周贻春沉吟片刻：“这个…有难度。从沦陷区到后方，路途艰险，九死一生。但既然您开口了，我会尽量安排。不过刘先生，您也要有心理准备，能活着到重庆的，恐怕十不存一。”
“我明白。”刘仲卿的声音低沉，“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努力。”
从经济部大楼出来，已是中午。
重庆的街道陡峭狭窄，石阶上湿漉漉的，长满青苔。行人匆匆，大多面色菜黄，衣衫褴褛。街边有难民搭的窝棚，用破席子和木板拼成，里面挤着一家老小。空气中弥漫着煤烟、粪便和腐烂物混合的刺鼻气味。
刘仲卿沿着石阶往下走，脑子里还在想刚才的会议。他知道自己接下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用极其有限的资源，在战争条件下重建纺织工业。这就像用一把钝刀在石头上雕刻，每一刀都要用尽全力，但效果微乎其微。
但这就是战争。这就是抗战后方。每一分努力，每一次尝试，都可能决定前线的胜负，决定国家的存亡。
他走到长江边的一个小码头，那里停着几艘破旧的木船。船夫们在叫嚷，搬运工在扛麻袋，几个孩子在泥泞中捡拾菜叶。这就是重庆，混乱、肮脏、贫穷，但充满顽强的生命力。
“爸爸！”
刘明德从人群中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油纸包。孩子长高了不少，但瘦了，脸颊凹陷，只有眼睛依然明亮。
“放学了？”刘仲卿摸摸儿子的头。
“嗯，今天提早放学，老师说下午可能有空袭。”明德把油纸包递给他，“我买了两个烧饼，您吃一个。”
刘仲卿接过还温热的烧饼，心里一暖。父子俩在江边的石头上坐下，看着浑浊的江水滚滚东去。
“爸爸，今天上课，老师讲了岳飞的《满江红》。”明德咬了一口烧饼，“‘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老师哭了，说我们现在就像北宋末年，国破家亡。但岳飞最后收复了失地，我们也能把日本人赶出去，对吗？”
刘仲卿看着儿子充满期待的眼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岳飞最后没有成功，反而被冤杀。而现在的抗战，比南宋抗金更艰难，更残酷。但他不能告诉儿子这些。
“对，我们一定能。”他最终说，“只要我们不放弃，坚持战斗，总有一天会胜利。”
“那胜利了，我们能回上海吗？能去看妈妈吗？”
“能。一定能。”
明德笑了，那笑容像阴霾中的一缕阳光。刘仲卿看着儿子，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有愧疚，有心疼，也有决心。他必须为儿子，为所有像儿子一样的孩子，创造一个能安全长大、能回故乡、能在母亲墓前献花的未来。
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在这个混乱的重庆，在这个艰难的战时政府里，做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
下午，刘仲卿去了给他安排的住处——山腰上一间简陋的木板房。
房子很小，只有两个房间，一个做卧室，一个做书房兼客厅。没有自来水，要到山下的公用水井挑水。没有电，晚上要点煤油灯。但刘仲卿已经很满足了——至少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至少比那些住窝棚的难民强。
他刚放下公文包，就有人敲门。开门，外面站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穿着朴素的蓝布旗袍，短发，面容清秀，眼神明亮。
“请问是刘仲卿先生吗？”她的声音清脆。
“是我。您是…”
“我叫林静，是周次长派我来给您当助手的。”她递上一份文件，“这是我的介绍信。我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读的纺织工程，去年刚回国，本来在上海一家纱厂工作，上海沦陷后辗转来重庆。”
刘仲卿接过介绍信，有些意外。周贻春动作真快，上午才谈完，下午就派了助手来，还是个女工程师。
“请进。”他让开身，“条件简陋，见笑了。”
林静走进来，环顾四周，点点头：“已经很好了。我住在山下女青年会的集体宿舍，八个人一间，晚上翻身都困难。”
两人在简陋的书桌前坐下。刘仲卿给林静倒了杯白开水，抱歉地说：“没有茶叶。”
“没关系。”林静从随身的布袋里拿出笔记本和钢笔，“刘先生，周次长跟我简单介绍了情况。您需要我做什么，请尽管吩咐。”
刘仲卿看着她专业的姿态，心里多了几分好感。他拿出那份《战时纺织工业三年规划草案》：“林小姐，您看看这个，有什么想法？”
林静快速翻阅，眉头渐渐皱起。看完后，她合上文件，直截了当地说：“纸上谈兵，脱离实际。”
这个评价和刘仲卿上午在会议上的说法几乎一模一样。他来了兴趣：“具体说说？”
“第一，电力问题。”林静打开自己的笔记本，“我调查过，重庆现有的发电厂总装机容量不到两万千瓦，连照明都不够，怎么可能支撑二十家现代化纺织厂？每家厂至少需要五百千瓦，二十家就是一万千瓦，占现在总容量的一半。这还不算其他工业用电。”
“第二，运输问题。”她继续说，“四川的路况您看到了，从重庆到成都，两百公里要走三天。机器怎么运？原料怎么运？产品怎么运？草案里一句都没提。”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人的问题。”林静的表情严肃起来，“刘先生，您知道现在重庆的技术工人是什么状况吗？我从上海来的时候，同船的有七个纺织技师，到重庆时只剩下三个——一个病死，一个被土匪打死，两个路上失散。活下来的三个，现在一个在茶馆当跑堂，一个在码头扛包，一个…疯了。”
刘仲卿的心一沉：“疯了？”
“对，疯了。”林静的声音低沉，“他儿子在路上被日本飞机炸死，老婆哭瞎了眼。到重庆后找不到工作，每天在街上游荡，见人就问：‘我的纺织机呢？我的工厂呢？’昨天听说跳江了，尸体还没找到。”
房间里陷入沉默。窗外的重庆在暮色中渐渐暗下来，远处传来寺庙的钟声，悠长而苍凉。
“林小姐，”刘仲卿最终开口，“如果让您来制定一个可行的方案，您会怎么做？”
林静想了想，说：“我会放弃‘现代化’的幻想，立足现实。第一，推广手工纺织，这是最现实、最快捷的办法。四川农村几乎家家都有纺车，只是技术落后，产量低。我们可以改进纺车设计，培训技术，组织合作社，统一收购销售。”
“第二，利用现有条件办小厂。重庆有很多废弃的庙宇、仓库，可以改造成简易车间。没有电力就用柴油机，没有自动织机就用铁木织机。虽然效率低，但至少能生产。”
“第三，最重要的是人。”她看着刘仲卿，“要把那些流落重庆的技术人才找出来，给他们工作，给他们尊严。一个人疯了，跳江了，我们不能让更多的人疯，更多的人跳江。”
这番话，和刘仲卿上午在会议上说的不谋而合。他感到一种久违的共鸣——在这个充满官僚和空谈的战时政府里，终于遇到了一个脚踏实地、真正想做事的人。
“林小姐，你愿意跟我一起干吗？”他问，“可能会很苦，可能会得罪很多人，可能最后什么都做不成。”
林静笑了，那是刘仲卿来重庆后见过的第一个真诚的笑容：“刘先生，我从上海逃出来的时候，就没想过要过舒服日子。如果怕苦怕累，我就留在上海当汉奸了，何必千辛万苦来重庆？”
“好。”刘仲卿伸出手，“那我们就一起，在这个乱世里，做一点对得起良心的事。”
两只手握在一起。那一刻，刘仲卿想起了上海，想起了婉清，想起了他们当年一起建厂、一起对抗青帮、一起期待新生的日子。现在，婉清不在了，但他找到了新的盟友，新的同伴。
也许，这就是抗战的意义——在废墟中寻找希望，在绝望中坚持信仰，在个人的渺小中寻找集体的力量。
接下来的一个月，刘仲卿和林静开始了艰苦的工作。
他们首先调查了重庆周边的情况。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坐船、走路、有时甚至要爬山，去农村，去小镇，去每一个可能有纺织基础的地方。
他们看到了令人心酸的景象：在巴县的农村，农妇们还在用明朝传下来的手摇纺车，一天只能纺三两线，手指被棉絮磨得出血。在北碚的难民收容所，从江苏逃来的纺织女工在帮人洗衣服维生，那双能操作精密织机的手，如今泡在冰冷的河水里，生满冻疮。
他们也看到了令人感动的场景：在合川的一个小镇，几个老工匠用废铁和木头，自己造出了一台铁木织机，虽然粗糙，但确实能织布。在江津的一个祠堂里，从上海逃来的老技师在教孩子们识字，用的教材是他凭记忆写出来的《纺织机械原理》。
每天晚上回到住处，刘仲卿和林静都在煤油灯下整理资料，绘制图表，撰写报告。刘明德懂事地帮忙抄写、整理，有时还会提出孩子的见解：“爸爸，为什么不把纺车改得像自行车一样，用脚蹬？这样手就不累了。”
这个天真的建议，后来真的被采纳了——林静设计了一种脚踏式纺车，效率提高了三倍，很快在农村推广开来。
一个月后，刘仲卿向周贻春提交了一份全新的方案：《战时纺织生产应急方案》。没有宏大的目标，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实实在在的措施：
一、发动五十万农村妇女，推广改良纺车，政府保底收购棉线。
二、在重庆、成都、昆明三地各建五家小型纺织厂，利用现有建筑，使用简易设备。
三、设立技术人才登记处，收容流落后方的纺织技术人员，分配工作。
四、建立原料统购统销体系，打击囤积居奇。
方案只有十页纸，但每一页都浸透着实地调查的心血，每一个数据都经过反复核对。周贻春看完，沉默了很久。
“刘先生，您知道这份方案如果实施，需要多少钱吗？”他问。
“初步估算，需要法币五百万元。”刘仲卿说，“其中三百万用于收购棉线和原料，一百万用于建厂，一百万用于人员安置和培训。”
“五百万元…”周贻春苦笑，“您知道现在政府一个月的军费开支是多少吗？五千万。五百万元，只是军费的十分之一，但财政部已经哭穷说拿不出来了。”
“周次长，这五百万元不是支出，是投资。”林静开口了，她是跟着刘仲卿一起来的，“如果我们能建立起这个体系，一年可以生产五十万匹布，按市价能卖八百万元。扣除成本，净赚三百万。更重要的是，前线能得到急需的军服，后方百姓能有衣服穿，社会稳定，生产恢复，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周贻春看着这个年轻的女工程师，眼神里有了欣赏：“林小姐，您很会算账。但政治不是算账，政治是平衡。您知道有多少人盯着这五百万元吗？军方要买武器，教育部要办学校，交通部要修路…每个人都说得天花乱坠，每个人都说是为了抗战。”
“那我们就不做了吗？”刘仲卿问。
“做，当然要做。”周贻春站起身，走到窗前，“但要做，就要有策略。刘先生，林小姐，你们这个方案很好，但太实在了，不够‘宏伟’。那些委员、部长们，喜欢听大数字，喜欢看大蓝图。你们要把方案包装一下。”
“怎么包装？”林静皱眉。
“把‘五十万农村妇女’改成‘发动全民纺织运动’；把‘五家小厂’改成‘建立大后方纺织工业基地’；把‘五百万元’改成‘第一期投资’，后面加上‘后续视情况追加’。”周贻春转过身，“这样一来，面子上好看，里子还是你们的方案。那些官僚们喜欢听口号，我们就给他们口号。但实际执行，按你们的来。”
刘仲卿和林静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无奈。这就是战时政府的现实——想做实事，先要学会说空话；想解决问题，先要学会应付官僚。
“我明白了。”刘仲卿说，“我们回去修改。”
“等等。”周贻春叫住他们，“还有一件事。刘先生，您在上海的工厂…有消息了。”
刘仲卿的心跳加快了：“什么消息？”
“我们的人从上海传回情报，您的工厂还在运转，但已经和日本人‘合作’了。”周贻春的语气平静，但眼神里有同情，“您的副厂长王铁柱，现在主持工厂，每月为日本人生产五百匹柞蚕丝绸，用于军需。”
这个消息像一记重锤，砸在刘仲卿心上。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真正听到时，还是感到一阵刺痛。王铁柱，那个憨厚忠诚的汉子，那个说过“要杀要剐我一个人扛”的老工人，现在真的成了“汉奸厂长”。
“他…他是被迫的。”刘仲卿艰难地说。
“我知道。”周贻春点头，“情报里说，他保住了工厂，保住了工人的饭碗，产品上还坚持印‘中国制造’。但在日本人眼里，他就是合作者；在重庆某些人眼里，他就是汉奸。”
房间里一片死寂。窗外的重庆夜色浓重，远处有探照灯的光柱划过天空——是在警戒日本飞机的夜袭。
“刘先生，”周贻春轻声说，“您要明白，战争就是这样。有些人上前线，有些人搞地下，有些人在沦陷区苟且偷生。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抵抗，但并不是每个人的抵抗都能被理解，都能被承认。”
刘仲卿想起王铁柱，想起陈明，想起那些留在上海的工人。他们现在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每天面对日本人是什么心情？织出那些丝绸时，心里在想什么？
“周次长，如果…如果有一天抗战胜利了，他们…”他没有说完。
“我会为他们说话。”周贻春承诺，“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一天，就会尽量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在沦陷区坚持的中国人。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您一样逃到后方，更多的人只能留在那里，在夹缝中求生。他们的苦，他们的难，应该被理解。”
刘仲卿深深鞠躬：“谢谢您。”
从经济部大楼出来，已是深夜。
重庆的街道黑漆漆的，只有零星几盏路灯，还都用黑布罩着，只漏出一点微光——这是防空袭的措施。刘仲卿和林静默默地走着，脚步声在石板路上回响。
“刘先生，您还好吗？”林静轻声问。
“我没事。”刘仲卿说，“只是…想起了很多在上海的事。林小姐，您在上海时，在哪家工厂工作？”
“申新纱厂，第九厂。”林静的声音低沉，“厂子在闸北，开战第一天就被炸了。我带着五十个女工逃出来，到租界时只剩下三十七个。后来日本人要接管工厂，让我们回去上班，我拒绝了，就带着几个愿意跟我走的姐妹，一路逃到重庆。”
“那些女工呢？”
“有的嫁人了，有的去当了佣人，有的…我也不知道。”林静的声音有些哽咽，“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我答应和日本人合作，她们是不是就能有口饭吃，不用颠沛流离？但每次这么想，我就骂自己没骨气。刘先生，您说，我做得对吗？”
这个问题，刘仲卿无法回答。因为他自己也迷茫——如果他在上海，会怎么做？会像王铁柱一样妥协，保住工厂和工人？还是会像林静一样拒绝，带着少数人逃亡？
没有标准答案。在战争这个巨大的绞肉机里，每个人的选择都是艰难的，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不可控的。
“林小姐，”他最终说，“对错让历史去评判吧。我们只要在做每一个选择时，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够了。”
“良心…”林静重复这个词，“刘先生，您觉得良心值多少钱？”
“一文不值，又无价之宝。”刘仲卿望着黑沉沉的夜空，“在太平年代，良心可能是奢侈品；但在战争年代，良心是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如果我们连良心都丢了，就算赢了战争，也输了人性。”
林静沉默了。两人走到山脚下，要分开了。林静住在女青年会，刘仲卿还要爬一段山路回家。
“刘先生，明天见。”林静说。
“明天见。”刘仲卿点头，看着这个年轻的女工程师消失在黑暗中。
然后他独自爬山。山路陡峭，石阶湿滑，他走得很慢，边走边想。想上海，想重庆，想战争，想良心，想那些在沦陷区和后方各自挣扎的中国人。
他想起了婉清，想起了她临终的话：“做人要对得起良心。”这句话，成了他一生的信条。在上海，他为此与青帮斗争，与父亲决裂；在重庆，他为此与官僚周旋，与困难搏斗。
良心，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却成了支撑他走下去的最大力量。
回到住处时，刘明德已经睡了，桌上留着字条：“爸爸，饭在锅里，热着吃。我作业做完了。”
刘仲卿掀开锅盖，里面是半碗米饭和一点咸菜。他慢慢吃着，虽然简单，但心里温暖。吃完饭，他走到儿子床边，看着儿子熟睡的脸。
明德在梦中皱眉，也许梦见了上海，梦见了妈妈，梦见了战火和逃亡。刘仲卿轻轻抚平儿子的眉头，在心里说：儿子，爸爸会努力，为你，为所有像你一样的孩子，创造一个不用再做噩梦的世界。
然后他走到书桌前，点亮煤油灯，摊开那份需要“包装”的方案。他知道，明天又要面对那些官僚，那些空谈，那些无休止的争论和推诿。
但他必须坚持下去。
因为在这个战时政府的道德困境里，在这个混乱不堪的重庆，他至少还能做一件事：对得起良心。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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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成智，甘肃会宁县刘寨人。中国作协会员，北京汉墨书画院高级院士。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投身文学创作，现任都市头条编辑。《丛书》杂志社副主编。认证作家。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大专预科班学习，并于作家进修班深造。七律《咏寒门志士·三首》荣获第五届“汉墨风雅兰亭杯”全国诗词文化大赛榜眼奖。同时有二十多篇诗词荣获专家评审金奖，其军人题材诗词《郭养峰素怀》荣获全国第一届“战歌嘹亮-军魂永驻文学奖”一等奖；代表作《盲途疾行》荣获全国第十五届“墨海云帆杯”文学奖一等奖。中篇小说《金兰走西》在全国二十四家文艺单位联合举办的“春笋杯”文学评奖中获得一等奖。“2024——2025年荣获《中国艺术家》杂志社年度优秀作者称号”荣誉证书！
早期诗词作品多见于“歆竹苑文学网”，代表作包括《青山不碍白云飞》《故园赋》《影畔》《磁场》《江山咏怀十首》《尘寰感怀十四韵》《浮生不词》《群居赋》《觉醒之光》《诚实之罪》《盲途疾行》《文明孤途赋》等。近年来，先后出版《胡成智文集》【诗词篇】【小说篇】三部曲及《胡成智文集【地理篇】》三部曲。其长篇小说创作涵盖《山狐泪》《独魂记》《麦田里的沉默》《尘缘债海录》《闭聪录》《三界因果录》《般若红尘录》《佛心石》《松树沟的教书人》《向阳而生》《静水深流》《尘缘未央》《风水宝鉴》《逆行者》《黄土深处的回响》《经纬沧桑》《青蝉志异》《荒冢野史》《青峦血》《乡土之上》《素心笺》《逆流而上》《残霜刃》《山医》《翠峦烟雨录》《血秧》《地脉藏龙》《北辰星墟录》《九星龙脉诀》《三合缘》《无相剑诀》《青峰狐缘》《云台山寺传奇》《青娥听法录》《九渊重光录》《明光剑影录》《与自己的休战书》《看开的快乐》《青山锋芒》《无处安放的青春》《归园蜜语》《听雨居》《山中人》《山与海的对话》《乡村的饭香》《稻草》《轻描淡写》《香魂蝶魄录》《云岭茶香》《山岚深处的约定》《青山依旧锁情深》《青山遮不住》《云雾深处的誓言》《山茶谣》《青山几万重》《溪山烟雨录》《黄土魂》《锈钉记》《荒山泪》《残影碑》《沧海横流》《山鬼》《千秋山河鉴》《无锋之怒》《天命箴言录》《破相思》《碧落红尘》《无待神帝》《明月孤刀》《灵台照影录》《荒原之恋》《雾隐相思佩》《孤灯断剑录》《龙脉诡谭》《云梦相思骨》《山河龙隐录》《乾坤返气录》《痣命天机》《千峰辞》《幽冥山缘录》《明月孤鸿》《龙渊剑影》《荒岭残灯录》《天衍道行》《灵渊觉行》《悟光神域》《天命裁缝铺》《剑匣里的心跳》《玉碎京华》《九转星穹诀》《心相山海》《星陨幽冥录》《九霄龙吟传》《天咒秘玄录》《璇玑血》《玉阙恩仇录》《一句顶半生》系列二十六部，以及《济公逍遥遊》系列三十部。长篇小说总创作量达三百余部，作品总数一万余篇，目前大部分仍在整理陆续发表中。
自八十年代后期，又长期致力于周易八卦的预测应用，并深入钻研地理风水的理论与实践。近三十年来，撰有《山地风水辨疏》《平洋要旨》《六十透地龙分金秘旨》等六部地理专著，均收录于《胡成智文集【地理篇】》。该文集属内部资料，未完全公开，部分地理著述正逐步于网络平台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