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风掠过鼓浪屿的礁石时，徐恭康下意识攥了攥胸前的T恤。棉质布料上，“龙溪石美北门社”七个字被阳光晒得发烫，像一枚未经雕琢却分量千钧的印章，盖在这位荷兰籍华裔的衣襟上，也盖在他寻觅了二十年的心事里。
在徐恭康的童年记忆里，他是金发碧眼人群中稍显特别的存在——高额头承继了荷兰母亲的轮廓，而骨子里那点说不清的牵挂，却在父亲过世后才突然破土。1984年那个飘着郁金香香气的午后，一位面容与父亲惊人相似的男子叩门，一句“我也姓DJIE”，像惊雷劈开了他认知里的孤岛。在此之前，他以为这个荷兰语拼写的姓氏，是全世界独一份的印记，却不知那是“徐”字漂洋过海时，在异国他乡刻下的变形密码。父亲从未多提的东方故土，以这样猝不及防的方式，在他心头种下了寻根的种子。
那粒种子在时光里沉默生长了二十年。他开始在荷兰的图书馆里翻找泛黄的华侨史料，在印尼的旧报纸档案中追溯“徐江滨”这个名字——那位两百年前从漳州远赴重洋的先祖，带着乡音与期许在南洋扎根，第三代孙徐泰兴更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华侨领袖。这些文字拼凑出家族的迁徙图谱，却始终缺了最关键的一块：祖籍地“龙溪石美北门社”，究竟在何处？
2004年的春天，徐恭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白皮肤、高鼻梁的他站在漳州街头，操着半生不熟的中文打听祖居，回应他的多是疑惑的摇头。档案馆的旧地图被翻得卷了边，乡间的石板路踏遍了几处村落，“石美北门社”像藏在时光褶皱里的秘密，始终不肯现身。行囊里的T恤本是随手印制的念想，此刻却成了他最后的希望——他把那行地名印得格外清晰，仿佛这样就能让祖籍地看见，有个漂泊的后人正在寻找它。
转机发生在从鼓浪屿返回厦门的渔船上。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渔夫收网时无意间瞥到他的T恤，粗粝的手指指着布料上的字，带着乡音的疑惑脱口而出：“你为什么把我家乡的名字‘穿’在身上？”
徐恭康的心跳骤然停了半拍，随即像鼓点般密集。他几乎是语无伦次地解释，说这是他找了许久的祖籍地，是两百年前先祖离开的地方。渔夫愣了愣，随即拍着船板大笑，用带着闽南腔的普通话说：“傻孩子，顺着九龙江往漳州走，到了角美镇的南边就是石美，北门社就在村口那棵老榕树下！”
船靠岸时，夕阳正把江面染成金红。徐恭康沿着渔夫指引的路疾行，T恤上的地名在风里飘动，像一面小小的旗帜。当村口那棵枝繁叶茂的老榕树映入眼帘，当“北门社”的石牌在暮色中浮现，他忽然停下脚步，伸手抚摸胸前的字迹。那七个字被汗水浸润，早已与皮肤的温度相融——这哪里是印在衣上的地名，分明是刻在血脉里的根系，经过两百年的漂泊，终于牵着他回到了起点。
后来，当34名来自荷兰、印尼、英国等地的徐氏后人聚集在祖祠前，徐恭康看着晚辈们身上同样印着“龙溪石美北门社”的T恤，忽然明白：所谓祖籍，从不是一张模糊的旧照片，而是这样一枚可以穿在身上的印记，是跨越山海也能让血脉相认的密码，是无论走多远，都能找到回家路的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