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北石窟寺，堪称甘肃四大石窟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静静地坐落于西峰市东南方向茹河与蒲河的交汇之处，距离市区大约25公里。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仿佛是大自然精心的安排，两条河流的汇聚，不仅赋予了周边土地以生机与活力，也为北石窟寺增添了一份灵动与神秘。

它与位于泾川县东十五华里的南石窟寺有着深厚的渊源，二者皆由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泾州刺史奚康生所创建。因此，北石窟寺与南石窟寺宛如一对孪生姊妹，共同见证着北魏时期佛教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的繁荣昌盛，同时也是丝路北道上一处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坐标，承载着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厚重历史。

当你走进北石窟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它背靠着连绵起伏的青山，仿佛是依偎在大自然温暖的怀抱之中；正对着潺潺流淌的碧流，那悠悠的流水声仿佛是岁月的低语，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在那一片长120米、高20米的赭红色石崖之上，时光的刻刀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自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清等各个朝代，无数能工巧匠在这里精雕细琢，开凿出了295个窟龛。这些窟龛密密麻麻地分布着，犹如蜂巢一般，层层叠叠，形成了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壮观景象。

北石窟寺的石窟分为上、中、下三层。其中，由奚康生创建的165号窟规模最为宏大。这是一个以七佛为主题的大型洞窟，七尊佛像造像宏伟精湛，庄严肃穆的神情仿佛穿越了千年时光，依然散发着北魏造像独特的光彩与魅力。与七佛相伴而雕造的弥勒菩萨、骑像菩萨以及手持日月的阿修罗等雕像，每一尊都栩栩如生，富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堪称艺术史上的成功之作。

除了165号窟，240号窟的北周造像也别具一格。这些造像展现出敦朴厚重的风格，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那个时代的沉稳与内敛。而北石窟寺中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唐代的石窟。其中，建于武则天如意元年（公元692年）的32号窟堪称唐代石窟的典范。窟内的大小雕像面容丰腴，秀目含情，仿佛每一尊都有着自己的灵魂。它们的姿态轻盈灵动，仿佛随时都能从石壁上飘然而下，堪称盛唐艺术的精品之作，充分展现了唐代造像在艺术上所达到的新高度。

此外，北石窟寺内还保存着隋、唐、宋、金、西夏、元等各代的题记150多则。这些题记犹如一部部珍贵的史书，是研究历史、书法的稀世珍品。它们确切地记载了石窟的开凿年代，为我们研究历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和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文字资料。这些历经千余年的雕刻艺术，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古代艺术匠师们辛勤汗水的凝聚，为我们留下了一笔无比丰富的精神财富。

中国，作为世界上开凿和保存石窟最多的国家，石窟文化源远流长。据统计，全国有23个省区市分布着石窟，石窟总数约达300处。从分布规律来看，大多集中在古丝绸之路沿线。而在众多的石窟中，仅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上就发现了大大小小的石窟140余处，其中陇东地区就有78处。在这众多的石窟中，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便是庆阳北石窟寺。它宛如一颗耀眼的明星，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吸引着无数游客和学者前来探寻其中的奥秘。

北石窟寺的开凿，宛如在历史长河中铸就了一座不朽的文化丰碑，其蕴含的佛教文化价值极高，仿佛是一座承载着佛教智慧与信仰的宝库，在岁月的流转中熠熠生辉。寺中窟龛里精雕细琢的石佛造像，更是犹如一幅幅灵动的艺术画卷，以细腻的线条和生动的造型，在很大程度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陇东地区独特的艺术特色，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艺术价值。

当我们谈及北石窟寺，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创建者奚康生。翻开《魏书·世宗纪》，上面清晰地记载着：“永平二年（509年）春正月，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就在这一年，覆钟山下的北石窟寺及第165窟正式破土动工，开启了它辉煌的建造历程。

北石窟寺的唐代题记和宋代残碑上，都留下了关于这段历史的珍贵记录。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重修石窟寺诸神庙碑记》中明确写道：“粵稽厥初，盖创自元魏永平二年，泾原节度使奚侯创建”。

《重修镇原县志·建置志》“寺观·石窟寺”也有记载：“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泾州刺史奚侯建”。这些文字记载，就像一把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了解北石窟寺创建历史的大门。

奚康生不仅创建了北石窟寺，还在回中山之南的永宁里精心开凿了南石窟寺。他刊石立碑《南石窟寺》，碑文洋洋洒洒650余字，落款处清晰地写着：“大魏永平三年……使持节都督泾州诸军事平西将军兼华泾二州刺史武安县开国男奚康生造”。

现存的南石窟寺第1窟便是他智慧与心血的结晶。这座洞窟的形制以及窟内造像的题材、内容，与北石窟寺第165窟基本一致，仿佛是一对孪生姐妹，因此北石窟寺和南石窟寺被誉为陇东“姊妹窟”，它们相互呼应，共同诉说着那个时代的艺术辉煌。

在北石窟寺的龛窟中，遵循着一般的开窟程序，大型窟的雕凿工作总是先从明窗入手。工匠们手持凿子，小心翼翼地从明窗逐步向窟内推进，然后从上向下有条不紊地排石。当第165窟明窗传来第一响凿子撞击声时，那清脆的声响仿佛是历史的号角，不仅为该窟的开凿拉开了气势恢宏的序幕，也如同一声激昂的集结号，为整个北石窟寺的开窟造像活动吹响了奋进的旋律，吸引着无数工匠们投身到这场伟大的艺术创作之中。

北石窟寺第165窟，宛如一座神秘而宏伟的艺术殿堂，其平面呈规整的长方形，顶部采用覆斗式设计，窟门之上开明窗，阳光透过明窗洒入窟内，仿佛给窟中的造像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光辉。

165窟堪称全国最大的七佛窟，它坐东面西，仿佛静静地凝视着时光的流转。石窟内部空间极为宽敞，进深达15.7米，高14.5米，南北宽21.7米，如此宏大的规模，让人在踏入其中的瞬间，便不由自主地心生敬畏。

窟内的造像以七尊立佛为主体，它们庄严肃穆地矗立着，仿佛在诉说着佛教的慈悲与智慧。周围配以胁侍菩萨，姿态优美，神情虔诚，仿佛在聆听着佛的教诲。走进窟门，西壁上精心雕凿着交脚菩萨、骑象菩萨、阿修罗天等内容，每一尊造像都栩栩如生，仿佛有着自己的生命和灵魂。窟顶的四坡更是精彩纷呈，浮雕着千佛、伎乐、飞天、弟子、佛塔以及 “游走四门”“舍身饲虎”“莲花化生”等本生、佛传、经变故事画面。这些浮雕线条流畅，造型生动，仿佛将人们带入了一个奇幻的佛教世界，让人不禁沉浸其中，感受着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第165窟门外两侧，雕刻着威风凛凛的天王。他们是威力无比且自信的形象，身高达5.8米，身着坚固的铠甲，足蹬战靴，怒目锁眉，神情威严至极，仿佛有着震慑一切邪魔的气魄。天王作为镇守佛国的卫士，两尊天王体魄雄健，身体的线条棱角分明，威风凛凛的模样让人望而生畏。他们愤怒的面部表情如虎啸狮吼一般，这种造型营造出一种威严肃穆的氛围，让人在敬畏之余，也感受到了佛国的神圣不可侵犯。

与迄今所能见到的其他石窟天王造像相比，北石窟寺的天王造像别具一格。它具有含蓄、朴实、敦厚的特点，不像其他石窟天王造像那样，用各种夸张的动态、有力的武器、发达的躯体、勇猛的动作和表情等来体现力量。北石窟寺的天王造像仿佛是一位内敛的智者，以一种沉稳而坚定的姿态守护着佛国。

北石窟寺的飞天形象更是令人眼前一亮。在第165窟南壁和西壁交接处的壁面上，雕有一凌空飞翔的飞天，她身姿轻盈，仿佛在云端翩翩起舞；北壁和东壁交接处的壁面上，两佛之间雕有半身飞天，虽只展现了上半身，但那灵动的姿态依然让人感受到了飞天的飘逸之美。

楼底村北1号窟中心柱东面雕有两个飞天，另外，第237窟、第250窟也有飞天形象。在楼底村北1号窟中心柱东面下层龛楣外的两身飞天，身穿与云冈、龙门相同的羽尾裙，肩披飘带，身姿矫健优美，在疾风中婀娜飘舞。这不禁让人猜测，这或许是陇东工匠向中原学习之作，又或许即为中原匠师的精心杰作。

从艺术形象上来说，北石窟寺的飞天并非单一文化的艺术形象，而是多种文化相互交融的复合体。飞天的故乡虽在印度，但北石窟寺的飞天却是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而成的。它是印度佛教天人和中国道教羽人、西域飞天和中原飞天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飞天，作为石窟造像艺术的一种独特形式，伴随着佛教教义与佛造像的传播而存在，并被赋予了特殊的艺术美感价值。

在第165窟门内南侧，有一幅骑象菩萨，高3.05米，是该窟中最为精美的一幅造像。菩萨身材修长，细颈削肩，头戴华丽的宝冠，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左舒相坐于象背中央。左手轻轻置于右腿之上，右手上举于右胸前，秀目微睁，朱唇紧闭，脸上露出嫣然的笑容，风姿绰约，俨然一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神态。

前后各有驭象奴与一弟子，形成了一幅和谐而生动的画面。前面的驭象奴上身赤裸，下着犊鼻裤，双眉紧锁，怨怒异常，手持金刚杵双腿跪于象背之上；后面的弟子笑容率真，着袈裟手捧摩尼珠单膝跪于象背之上。这一幅造像将人物的神态和动作刻画得细致入微，让人仿佛能感受到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不禁为古代工匠们精湛的技艺所折服。

整组造像宛如一幅精妙绝伦的艺术画卷，比例协调得恰到好处，大小适中宛如天成。人物形态丰富多样，动静之间皆蕴含着独特的韵味。象奴满脸怨怒，而弟子笑容率真，这一怒一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衬托出菩萨的聪明睿智。菩萨宛如一位洞悉世间一切的智者，心如止水，达到了宁静致远的高深境界。

仿佛世间众生的万事万物都了然于胸，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在他眼中，不过是化作那一抹俨然的微笑，这更进一步向世人诠释了佛法的深奥与玄妙。菩萨、弟子、象奴同处于象背之上，这一巧妙的布局正如佛教所提倡的众生平等理念，寓意着无论身份高低贵贱，在佛法面前皆平等无二。

北石窟寺犹如一部厚重的历史巨著，从创建至今，已然走过了1500多年的漫长岁月。北石窟寺的佛教艺术，按照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的发展轨迹，清晰地经历了创建初期、繁盛时期、衰落时期三个阶段。

自北魏永平二年（509年）第165窟成功凿成，北石窟寺便拥有了确凿可考的历史。在众多窟龛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第165窟和楼底村北1号窟，它们宛如两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北石窟寺佛教艺术的独特光芒。

西魏时期，北石窟寺留下了3个造像龛窟，分别是第44窟、70窟和135窟。这一时期造像的面形，依然带有北魏晚期消瘦清俊的鲜明特点，然而，仔细端详，又能够明显看出人物风貌开始悄然发生转变，正由清瘦俊美朝着丰腴健壮的方向发展。在这些龛窟中，保存较为完整的是135窟，它仿佛是一座时光的宝库，为我们保留了西魏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的珍贵样本，让后人得以一窥那个时代的艺术风采和审美变迁。

北周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一颗短暂划过的流星，存续时间较为短暂，其间还发生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然而，即便在这样动荡的局势下，北石窟寺的造像活动依旧未曾中断，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时光流转至隋代，南北朝时期盛行的“秀骨清像”风格逐渐褪去了往日的光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风格——丰满圆浑、体粗颈短、面相丰圆。这种风格的转变并非偶然，它为唐代佛教造像风格的辉煌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仿佛是一场艺术变革的序曲，预示着即将到来的艺术高峰。

在经历了隋朝造像的铺垫与积累之后，唐朝的石窟造像艺术如同喷薄而出的朝阳，迎来了一个崭新的高峰。唐代造像丰满健壮，呈现出雍容典雅的气质，每一尊造像都仿佛蕴含着鲜活而真实的生命力，仿佛在诉说着那个盛世的繁华与辉煌。唐代是北石窟寺开龛造像最为兴盛的时期，龛窟数量多达211个，占据了全部龛窟的三分之二以上，成为北石窟寺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历史的车轮不会永远停留在辉煌的时刻。唐朝中期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逐渐走向它的后期，而宋朝以后，衰落的步伐更是明显加快。如今我们在北石窟寺中所能见到的宋朝时期开凿的龛窟仅有2个，但这寥寥2个龛窟依然凭借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欣赏，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那个时代的故事。

元朝以后，在北石窟寺及周边佛寺的造像和修缮活动中，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变化——神性在逐渐消失，而人性在不断增长，世俗化倾向愈发明显。北石窟寺从此不再出现大规模的造像活动，仿佛是历史的喧嚣逐渐归于平静。

明清时期（1368年-1911年），北石窟寺的开窟造像活动基本消歇，仿佛是一位疲惫的艺术家放下了手中的工具。但维修活动却并未终止，从现存的碑铭中我们可以得知，明清时期北石窟寺至少进行过八次修葺活动。清朝中叶以后，北石窟寺又经历了四次较大规模的重修。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这一百年间，人为的破坏也达到了最为严重的程度，北石窟寺在修缮与破坏的矛盾中艰难前行。

北石窟寺最初本是官方开凿的石窟，承载着那个时代的政治与文化使命。然而，由于政治原因和无情的自然灾害，它变得满目疮痍，在晚清民国时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仿佛被历史遗忘在了角落。

直到1959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陇东地区进行文物普查时，于蒲河和茹河交汇处意外地发现了北石窟寺，这座沉睡已久的艺术宝库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

1963年2月13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北石窟寺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给予了它应有的重视与保护。

1988年1月13日，北石窟寺更是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迎来了更为全面和严格的保护。

在历经1500多年的风雨洗礼之后的今天，北石窟寺作为陇东地区一处窟群集中、造像数量巨大、历史信息丰富、艺术价值极高、延续时间很长的典型石窟文化遗存，依然焕发着迷人的光彩。它宛如一颗历经岁月打磨的明珠，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吸引着无数人前来探寻它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

作者简介：程卫东，男，1947年生，洛宁县大原村人，县政府烟办原副主任，2008年退休，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学研究会会员，洛宁县姓氏文化研究会顾问，洛阳市姓氏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