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跨过鸭绿江

路边

1959年生。1969年夏天，父亲感觉身体不适，从生产队请假步行去宜兴城里看病，结果只到原城墙位置的太滆桥，便倒地身亡。父亲没估计到病的严重，没叫家人陪同。家人都在生产队劳动，请假不易，何况还是地主家属。

我1975年张墅中学初中毕业，也因家庭成分是地主，不能上高中。好在改革开放不再论家庭出身，我得以务农、做泥瓦工，以及进公社三窑厂务工并当上车间主任。1989年我回村，进肖庄村办的红塔第二化工厂，后因工作积极被培养为副厂长。1992年又被调到村部当了村副主任，不久入党并当了村党支部书记。

关于父亲，我知道得很少，不仅因为年龄。这个年代一般人都不说过去，党员干部都有可能个人历史说不清道不明被关押批斗，何况父亲是地主。直到进入本世纪，中央强调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一些历史才被关注和追溯。据家人、村人、族人告知以及点滴资料，我终于对我父亲有个大致了解。一般来说，地主是自己不劳动，靠出租田地剥削农民生活。这样的生活，我父亲和我们全家都没享受过。反而是父亲曾跨过鸭绿江，并是临危排弹的二等功英雄。

肖庄是萧姓人聚居村，开谱祖是元末常州府教授萧鹤皋。我太公萧钵诗是萧鹤皋20代孙，他的时代正是太平天国战乱后恢复期。因战乱，传了近五百年的肖庄萧族人，男女仅剩40余人。太公奋发图强，终于在废墟上建起了多间瓦房，田地当然也因人口骤减有所继承。太公有三个儿子，分别叫萧宏文、萧德欢和萧璞山，其中萧宏文（萧冠贤）就是我的公公。

萧宏文生于1877年，病卒于1921年，享年只有44岁。去掉青少年，他成年只有20多年。在20多年里，他生育了8个子女。四个儿子分别叫萧伯生、萧亚生（萧东明）、萧熙生和萧谷生，其中萧东明就是我父亲。四个女儿分别嫁于云爱周志培、西锄蒋德嘉、宜丰吕淦成和前黄杨迪群。为了养活这么多子女，我公公只能拼命工作。公公有田近百亩，自己肯定种不过来，只能雇工。每到农忙过后，便在莲塘庵里开蒙塾班补贴家用，以致劳累病死。

我嵚娘（祖母）是城南溪上徐氏人。徐家也是大族，宜兴十宰相里官声最好是徐溥就是其族先。因崇尚耕读传家，最苦最累也希望子女念书出头，这样子女们或多或少都上过学。

我公公病倒医治用了不少钱，雪上加霜的是为了培养我大伯萧伯生去上海交通大学念书，已经借了上千元。大伯毕业后本在青岛四方机械厂工作，月薪几十元还不错，却不知怎么患了精神病，俗话说痴了，又要为其治病。我父亲还在念书，萧熙生、萧谷生、萧玉都在10岁以下。我嵚娘一个中年妇女拖一群孩子，卖田卖地情况下（氿边圩田难卖，一亩卖不到30元），债台还是越来越高，萧谷生还少年夭折。

肖庄莲塘庵蒙塾班，在我公公死前已由县教育局接管，改为四复式（四个年级在一个班里）初级莲塘庵小学，核定一个半老师。1931年下半年，校长兼老师的人离职，半个头老师是肖庄人萧利培，高小文化，月薪5元。这时来了位新人叫杨迪群，武进前黄人，教师兼代理校长，月薪18元。杨迪群家境贫寒，其前他在宜兴前巷小学和杏星小学，月薪8元和10元，去掉5元伙食费，基本没钱拿回家。民国中后期的乡村教师是“先生穷先生穷，十个先生凑不出一担铜。”杨迪群能到莲花庵小学拿18元月薪，已经是烧高香了。

杨校长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被看庵婆婆赞许，我嵚娘被债逼得走投无路。经看庵婆婆掺合，杨迪群与我阳羡小学毕业没钱升学的四姑妈萧玉定了亲。为了还债，我嵚娘硬着头皮要了极高的礼金206元，这样的礼金，杨迪群根本承受不起，但杨家还是东借西凑弄来了。1932年青精节（四月初八），送礼金的人还没进门，要债的得知消息坐满了家堂。下半年杨家来要人，嵚娘只得再要钱。杨家开弓无法回头，砸锅卖铁又弄来360元。当然，这钱也进了债主腰包。

四姑妈萧玉出嫁，没有嫁妆，连衣服料子和脚盆等简单物品都是店里赊账来的。可以说四姑结婚，没能减轻家里多少债务，反而把杨家弄得直接破产了。1933年2月21日（华历正月二十七）四姑妈成亲出阁，不久债主又三天两头上门逼债，到了5月，实在没有办法的我嵚娘，只好把自己挂在梁上自尽了。1933年下半年，杨迪群被解聘，四姑跟着他回了前黄。

我父亲出生于1906年，念了多少书我不知道，他妻子是潘家桥人史佩兰。我嵚娘死后，父亲为了躲避追债人，就出门另谋生路做体育老师。父亲个子高体质好，据说面对高墙他脚一跳手一搭就可以翻过去。后来受精一中学（今省宜中）校长吕梅笙推荐，进入中央体专进修学习。中央体专1933年8月由张之江创办于南京，全称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抗战时迁往湖南、四川等地。

父亲哪年入学哪年毕业我不清楚，宜兴沦陷，父亲逃到西南做体育教师。因是中央体专毕业的，被征召入国民革命军，担任即将赴前线的抗日将士武术教官。父亲在江西认识了我母亲夏水秀，母亲生于1922年。父亲家里有妻子并有三个女儿，这个情况母亲是否清楚我不知道，事实上我母亲成了小老婆，并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我大哥萧洪高生于1940年，二哥萧敖生生于1942年，大姐萧月英生于1945年。抗战胜利，父亲离开部队继续做体育老师。1948年，父亲带着我母亲和大姐、二哥回到家乡，大哥留在舅婆家。1970年，二哥作为生产队社员，为肖张墅煤矿勘探队搬运钻机被砸到受伤，翌年便病故，年仅29岁，无妻儿。父亲回家，家里仅剩几亩氿边经常淹水田，根本无法生活，只好到前黄找杨迪群。通过杨迪群介绍，在前黄做老师，同时在杨迪群创办的中国红十字会武进分会前黄服务站帮忙。1950年8月，母亲在家生下我三哥萧德康。

1937年前黄沦陷，杨迪群带着萧玉、萧熙生和萧玉三岁女儿杨月娥等西奔逃难，历尽艰辛辗转各地到达长沙。先后在长沙伤兵检查所、湖南伤兵管理处沅陵分处、贵阳167后方医院等单位工作。1941年，杨迪群在贵阳进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先后担任总务股文书、事务科粮食采购、运输股汽车排长等职。中国红十字会原由商约大臣吕海寰、工部侍郎盛宣怀等于1904年发起创办，1907年定名大清红十字会，1911年改称中国红十字会，1933年改称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抗战开始，由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国际医学名人林可胜任救护总队队长。抗战胜利，杨迪群于1946年回到家乡，同年参与创办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武进分会，并独立创办武进红十字会前黄服务站。现在前黄医院、湖塘医院和寨桥医院，都视其为首任院长。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8月，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改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并将总会回迁北京。12月，杨迪群从北京参加总会会议回到前黄，即根据会议精神，组织医务人员赴朝服务。这样，包括杨迪群、萧熙生和我父亲萧东明在内16人，于1951年2月10日（华历正月初五）从常州出发到北京，并被编入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国际医防大队。

我父亲等三百多人在北京各界人士盛大欢送下，喊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唱着《青年团之歌》，从长安街天安门到火车站乘车北上。2月17日夜晚，杨迪群、萧熙生和我父亲等170多人先期跨过鸭绿江。当然，过江时唱的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了。过江后即受到朝鲜保健省副相及平安北道保健部长等的热烈欢迎，并观看了朝鲜中央歌舞团的演出，其后奔赴前线。当时朝鲜一片废墟，所有工农业生产都无法正常进行。医防大队虽然不用去战斗第一线，但也是接近前方的，再说热兵器时代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后方。杨迪群一次跟车运货途经非战区，结果陷入弹坑翻车差点送命。父亲辗转平安南道、平安北道、咸镜道、老义州、新义州、熙川、秦川、肃川等郡县，一路救死扶伤。千辛万苦不说，也多次经历枪林弹雨，并不断看着许多重伤战士身亡而无奈。

父亲不是医生，职务是医防分队文书。但他因当过抗战兵，而且是武术教官，他在医防分队惊人的贡献在于突击、侦察、反特、保卫。他曾几次抓获或击毙偷袭敌特，屡获表彰，回国时胸前挂满各种奖章和纪念章。尤其是一次战地医院遭到轰炸，一枚延时炸弹就落在医院中央，有人立时高喊“散开！”大家迅速四散寻找掩体躲避。

这种延时爆炸大物，连排弹兵都不敢上，因为它根本不给你排弹时间。我父亲一看周围，如果就地爆炸，部分在掩体里的人可能没事，但几百名伤员和整个医院医疗物资就报销了。于是他不顾一切视死而上，拼尽全力扛起炸弹就向边上的小坡跑。炸弹很重，父亲咬着牙只想再跑一步再跑一步，尽量离医院远一点。终于到了坡顶。只见他把炸弹向坡下一扔，自己立马卧倒。说时迟那时快，炸弹几乎是同时爆响的，冲击波把父亲身下的泥土都推翻了，父亲也被掀出数米。

事后领导和同事纷纷过来为父亲检查身体。老天保佑，父亲基本没事，但也昏瘫了两天才能起床下地。人们更惊讶和佩服的是，这样的大物重物，两人都难扛，父亲是如何扛起还能健步如飞的？朝鲜保健省得知后表彰，父亲获二等功证书和奖杯。年底，第一国际医防大队接到轮换令回国，在北京受到各界欢迎。中华民国第一届议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政协副主席陈叔通，继出发时在车站致欢送辞后，又在车站致欢迎辞。

赴朝医防任务完成了，但队伍又有了新任务，父亲只匆匆回来看了一眼新生儿，即我的三哥萧德康，又出发了。这次是到福州、南昌、汉口、许昌等地，为革命老区群众开展医疗服务，这个工作大约做了几年。父亲到底什么时候再次回到家乡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和叔叔萧熙生回来前，家乡已经为他定了地主成分。回来后，父亲和叔叔即成了不准乱说乱动的“四类分子”，再也不准外出工作。后来更进一步，生产大队把父亲的一只奖杯以及有八十公分见方的二等功奖状没收销毁，地主分子怎么可以有奖状呢？父亲的奖状不是我胡说，肖庄村民和肖家族人许多人见过，反而是我没见过。

父亲跨过鸭绿江，巧的是这句话还包括了我妻子的父亲。我丈人叫谢培恩，是红塔轸村人，也是抗美援朝战士。另外我们家除了父亲、叔叔、丈人外，还有一位叫赵熙祥。那是我父亲在朝鲜战场看上的山东小伙，虽然文化不高打仗却勇敢，父亲笑着说：“你能立功当英雄，我把女儿奖给你！”后来他真立功入党升为排长，转业到我们宜兴，成了我大娘史佩兰的三女婿，分配在丁山石膏厂当厂长。

据1990年出版的《宜兴县志》记载，1950年6月至1953年，宜兴应征志愿军战士有2270名，其中红塔地区就有一百多名。这里面还不包括我父亲和叔叔，因为他们是从前黄出去的。

 （萧健生口述，路边整理  2025年2月）

作者简介：

路边，实名朱再平，江苏宜兴人，1959年生。20世纪80年代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历。喜好文字，著作有小说集《陶女》、散文集《烟雨龙窑》《在氿一方》、主编本《悠悠岭下》《周济诗词集》《周济遗集》《宜兴武术》《阳羡风物》等。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