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如长河静淌，总有一些人、一些事，如星辰般恒久闪烁，照亮我们前行的路。魏熙禄老师和他那所特殊的“村学”，便是我心底永不褪色的温暖印记。

这里说的“村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村办小学，而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减轻公办小学压力，缓解儿童入学难”的问题，由各生产小队创办的队办小学，堪称新中国教育体系的“末梢神经”。

1975年秋季，我们大队新增了二队村学和五队村学，加上大队原有的盐沟小学，盐沟大队共有三所学校。

名曰“学校”，校舍、师资都是问题。二队村学最初的校址设在埂子沟，教室是生产队晚上“扫盲”的教室，也是饲养场供饲养员休息的一间宿舍；老师是从生产队扫盲班上找的学员——麻瑞玉。麻瑞玉之前上过一年小学，虽然学习优秀，为了挣工分，不得不辍学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在扫盲班里学习。在扫盲班里，她同样表现优秀，且聪明好学。那时生产队长刘万仁热心社员们的学习，晚上常在扫盲班里协助扫盲老师教学。麻瑞玉担心自己能力不及难当重任，刘万仁跑前忙后地招来十多个娃娃，把所教内容板书到黑板上，硬是把麻瑞玉“请进”了教室。据麻瑞玉老师的亲侄儿麻映宗回忆，那时不到六岁的他也被六姑姑带到班上。当时没有课本，六姑姑就看着刘万仁写在黑板上的内容教娃娃们认字、算算术。冬天还给孩子们烤洋芋吃。那情景，质朴中透着温暖，这就是二队村学的雏形。如今想来，这初建的村学，尽管招收的是适龄儿童，但教学模式类似于现在的学前班。

1976年春，麻瑞玉到定西一中红医班学习，二队村学也从埂子沟迁到寨柯川，就在我家对面，直线距离不到两千米。高中毕业的魏熙禄接替了麻瑞玉的工作。自此，魏老师开启了“一人一村学”的特殊教学模式。

我自1974年就读大队小学后，几度上学、辍学，两年在校时间加起来不足半年。我就整天赶着我家饲养的生产队的几头毛驴在野外放养，尽管给家里帮了不少的忙，但父母亲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们天天在我耳边念叨：“二队村学就在咱家对面，听说魏老师教书可有一套呢，明年你到村学里去上学，咋样？”村学新校址的搬迁，宛如暗夜里的一束光，重新点燃了我几近熄灭的求学梦。

1977年早春（实行春季开学学制），哥哥为了鼓励我继续读书，特意步行几十里到公社所在地的商店，给我买来个漂亮的笔盒，还把他自己多年舍不得背的黄帆布书包给了我。我“整装待发”，走进了新学校。

  一室三班，薪火相传

如今回想，即便是已经搬迁的新学校，其设施简陋得让人心酸。连在一起的土坯房和教师办公室各一间，总共面积40平米左右；教室前面的院子和操场总共有500平方米左右。办公室旁边有个果树园，园门常锁，墙下有一用来排水的小洞，学生们常爬出爬进。夏秋时节，我们在野花杂草间疯跑，那里成了我们课后的乐园。

魏老师一人教着三个年级二十多个学生。教室前有块空地供学生“画字”，南边是操场，立着两副生产队的篮球架，农闲时社员们也来打球。教室里，一块用墨汁涂黑的木黑板，几张土坯桌，板凳是木板搭在土块上，坐上去晃晃悠悠，稍不留神就人仰马翻。自习课上常有人恶作剧，身子一扭，旁边的孩子就摔个四脚朝天，惹得一群娃娃们哄堂大笑。

魏老师采用“复式教学”，给一个班讲课时，其他班就在外面排队“画字”，由班干部盯着。只有音乐课是三个年级一起上。魏老师教我们唱《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北京的金山上》等红色歌曲。每周两节音乐课都在下午，窗外常有家长驻足聆听，孩子们也唱得格外起劲。

写字课叫“大楷”，魏老师为我们写影格描红，手把手教握毛笔姿势。可家里穷，买不起毛笔、墨汁，我和许多同学起初借别人的用，后来实在不好意思，只好作罢。记得杨金海的大楷写得漂亮，魏老师常在各个年级夸他，我们还编了顺口溜：“杨金海，大小楷”。

 教鞭之下，严慈并济

魏老师教书极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他的办公室就在教室隔壁，每天到校比我们都早。土炉子没有烟筒，为了确保早读时教室既暖和又少烟，他冬天天不亮就帮值日生生火。我没见过他写教案，只见教本上密密麻麻的红笔批注，想来那就是他备课的全部。

学校没有铃，魏老师办公室有个马蹄表，上课吹哨，下课全凭他感觉。他上课时，课本里总夹着一根半米长、小指粗的榆木教鞭和两截粉笔。

刚入学时，听高年级学生说魏老师的教鞭会让人“饱受皮肉之苦”。半个学期过去，发现他讲课总是面带微笑，很有耐心，对于学习优秀的学生表扬激励，对于“学困生”千方百计鼓励引导，从不用带侮辱性的语言批评学生。只有学生不交作业或做题出错时，才会沉下脸，用教鞭在额头上轻轻一点。胆小的同学常被吓得掉泪。其实那教鞭更多是教具，很少真打学生，但打你一次，一定会让你长记性。

有一学期，快放暑假时，魏老师正给二年级讲课，其他年级在院里画字。突然，一个满脸鼻血的一年级学生哭着跑来告状，说是三年级的小强（化名）打了他。魏老师停下课，叫来小强问明情况后，脸色铁青，拿起教鞭在他屁股上抽打了数十下。我们全班吓得大气不敢出，第一次见识了教鞭的“威力”。挨打后的小强，第二天上学时走路姿势仍有点异常。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的成绩实现了颇为可观的进步。第二学期刚开学，魏老师便郑重地将班长一职委任于我。然而，一次户外画字活动中，意外状况打破了原本的和谐。小牛（化名）不仅拒不参与，还四处捣乱，干扰其他同学。我劝阻无效，反被他用难听的话辱骂。彼时，连日来因班长身份而悄然滋生的自傲情绪，在我心底有点膨胀。瞬间，我很尴尬，拿小牛也没办法，但一口气也咽不下。想着改日想办法收拾一下他。

一次课外活动，我“友好”地约小牛打篮球，趁他抢球时猛地把球扣到他脸上。他顿时鼻血如注。那一瞬间，我没有报复的快感，反而吓坏了。急忙跑回教室撕作业本给他擦血，他却哭着跑去告状。魏老师沉着脸问我原因，我推说不小心。他拿起教鞭在我屁股上使劲抽了几下，我疼得直掉眼泪，第二天坐板凳时屁股还很疼，这事我瞒着没敢告诉其他同学。

 启蒙之师，桃李成蹊

那时村小条件简陋，师资贫乏，教学资源几乎只有一本教科书。魏老师手边连一本像样的参考书都没有，备课全凭自己一点一点地琢磨推敲。可他特别好学，一有空就埋头钻研教材，尤其在应用题教学上下足了功夫——列式计算怎么一步步拆解，行程问题怎样用线段图辅助理解，归一问题从哪里找“单一量”，平均问题又如何引导学生把握“总数÷份数”的核心思路……他总能用清晰易懂的讲法，把我们绕不过去的难题，讲得明明白白。

如今回想，正是魏老师在那段懵懂的岁月里，为我们悄悄点亮了数学思维的第一盏灯。他不只教会我们解题，更教会我们如何思考——一种清晰、有条理、面对复杂问题也能一步步拆解的逻辑思维。那种早年被启蒙的思维能力，让我们在往后漫长的求学路上，始终受益。

三年级第二学期末，我们参加大队组织的三所学校统考，我们班数学成绩荣获第一。我数学100分，语文92分，名列全大队第一。几天后，魏老师去大队部开会，带回一张盖有大队革委会公章的奖状和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着全校学生的面表扬了我。那张奖状贴在老家堂屋正墙，《毛泽东选集》我珍藏至今，成为父母长久以来的骄傲。

一个生产队的村学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魏老师和我们的村学一时在村里传为美谈。

童心飞扬，操场逐梦

村学时光，简直像藏在记忆罐子里的一把糖，甜得让人忍不住回味。那时候，我们最盼望的就是每周两节的体育课。别看学校穷得只有一颗篮球，什么像样的器材都没有，但我们的魏老师像个“魔术师”——他总有办法把体育课变得像过节一样热闹。

上体育课之前，魏老师就招呼大家带上自己的“宝贝”：铁环哗啦啦滚起来，毛猴（一种传统玩具）转得嗡嗡响，毽子翻飞，沙包来回丢……课堂一开始，总少不了走步、跑步、变队形这些“正规训练”，可我们心里早就痒痒的，等着后半场的“游戏大解放”。

哨声一响，大家就按手里的家伙什儿自动分组。有器材的玩器材，没器材的？一点也不慌！魏老师领着大家玩丢手绢、“老鹰叼小鸡”“跳房子”“斗小鸡”……操场瞬间变成欢乐场。

魏老师背着手在操场上来回“巡逻”，就像守着自家菜园的老农一样，生怕哪棵“嫩菜”磕着碰着。

要说体育课的“重头戏”，还得是篮球。魏老师一遍遍教我们投篮，大家排着队，眼巴巴等着他传过来那个珍贵的球，学着运球、瞄准、起跳——那颗篮球，不知道装了多少个童年的梦。

记得有一回，为了参加大队三个学校的广播体操比赛，我们可是下了血本。体育课练、放学也练，反反复复近一个月，胳膊腿儿都快不是自己的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村小代表队当仁不让，一举夺了冠！之后好长一段时间，魏老师总把这事儿挂在嘴边，夸我们有股子“小牛犊”的倔劲儿。

 炉边洋芋，雨中背行

魏老师不仅教学严谨，在生活中对我们更是关怀备至。那些年，学生们普遍吃不饱，条件好的能带点馍馍，不少孩子整天饿着肚子。冬天，魏老师在办公室生起铁炉子，还从家里带来烤锅，动员每人带一两颗洋芋。到校后，我们把洋芋放在他办公室，他抽空把熟的烤热、生的烤熟。下课了，我们排队领取自己的洋芋。刚出炉的金黄色洋芋，捧在手里暖乎乎的，咬一口，满嘴香甜。

十岁前，我从不在别人家过夜，总觉得只有父母身边最安心。一天下午，暴雨如注，河水猛涨。魏老师安排回不了家的一队同学由二队同学带回家住一晚上。同学们互相邀请，我却一心要回家，背起书包就走。魏老师追上来，一边走一边开导。我回家心切，望着汹涌的河水大哭起来。他见状，挽起裤腿，蹲下身把我背起，蹚过一米多深、四五米宽的急流。等哥哥赶到时，我已过了河。平时我最敬重魏老师，这次却让他背我过河，羞愧难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看见他都不敢抬头，心里满是自责。

两盒香烟，一世师恩

一天晚饭时，母亲犹豫地说：“娃娃让魏老师教了两年，临走该送点东西表表心意。”“好是好，可家里穷，拿不出什么。”父亲叹气。周日清晨，母亲叫醒我，指着枕边的几颗鸡蛋：“去大队代销部卖了，给魏老师买两盒烟……”

我用卖鸡蛋的两毛八分钱买了两盒“黄金叶”，小心揣在兜里，一路欢喜。

周一早上，我早早到校，等魏老师开门后跟进办公室，把烟放在桌上转身就走。“哪来的烟？”他诧异地问。“我妈让给您的。”我红着脸跑出去。

放学后，魏老师把我留下，从抽屉里取出那两盒烟往我书包里塞。“家里这么困难，谁让你买烟？我又不抽烟，快拿去退了买几袋食盐。”我紧紧捂住书包，执意不肯。他看我难堪，没再坚持。

几天后放学，他又叫我，我心里七上八下。刚进办公室，他就把卷着的毛票塞进我兜里，轻声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好好读书，等将来大学毕业挣了工资，再给我买条烟抽。”说完把我轻轻推出门。回家路上，我数了数那钱——三张一毛，他还多给了两分。

  流光易逝，师魂永存

毕业多年，同住一村，我却从未登门看望恩师，愧疚难当。母亲看出我的窘迫，轻声说：“以后给魏老师烧纸时，去他坟上看看吧……”

魏熙禄老师离开我们已近三十载。多年来，我一直想写写他，可每次提笔，近半个世纪前的师生往事便如潮水涌来，却又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

今年国庆，我有幸见到恩师的儿子魏俊强。得知魏老师生于1953年4月12日，1999年7月17日因病去世，年仅46岁。英年早逝，令人痛惜。如今，魏老师留下的唯一遗物，只有一张照片。

魏老师的一生，平凡而伟大。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他用坚守与付出，为乡村孩子点亮知识的灯火，播下希望的种子。他如一颗流星，在乡村教育的夜空中划过，短暂，却永恒。

在天堂的魏老师，请您安息。您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勇徃前行。

                  乙巳年冬月于定西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致谢作者！） 

作者简介

苏延清      高级教师，甘肃省骨干教师，定西市作家协会会员，定西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员。多篇散文、报告文学、杂谈、小小说散见于省内外报刊。主编了多部地理教学参考资料，被多家报刊聘为特约撰稿人，著有文学作品集《走过大山的脚印》。2019年9月开始，主持公众号《西岩茶座》，目前运行近10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