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先培小说作品集

        何家栋，一位在时代浪潮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他以独特视角洞察世事，用深刻思想启迪人心。本期期刊聚焦何家栋，带您走进他的世界，探寻其非凡经历、思想轨迹，一同感受他带来的智慧光芒与精神力量。

        最近，我在图书馆借到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陶承的《我的一家》和李建彤的《刘志丹》，这是当时轰动一时的革命回忆录和小说，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全部看完，非常感人，而这三部红色经典作品，都出之何家栋先生之手。何家栋何许人也？莫说一般读者，就是文学界很多朋友也很陌生。

        何家栋生于1923年河南信阳，“一二·九”运动中的爱国青年，15岁参加八路军。抗战胜利后，他加入共产党，从事文化出版工作，调到太行解放区《新大众报》任编辑，北平和平解放后，他随报社进城接管了国民党的《新生报》，后改名为全国总工会直属的机关报《工人日报》。因《工人日报》机构庞大，经费不足，无法维持日报的出版，就把他调到报社印刷厂当厂长，他想尽办法，印刷厂经济效益大有起色，可何家栋没有想到，报社日子好过了，而他却大难临头了。

        全国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把他“锁定了”，可查不出经济问题，就查他的政治问题；没有现行问题，就查历史问题，最后就以“历史不清，来路不明”清除出党，撤消职务，放在校对室打杂，形同无业游民。

       “三反运动”结束后，组织依旧不给他分配工作，他看到报上发表的战斗英雄吴运铎的事迹，很受感动，就跑去找吴运铎，主动要求帮他整理革命回忆录。吴运铎为革命舍生忘死创办军工厂，试制地雷、手榴弹、炮弹，被炸成遍体鳞伤、双目致残，几乎失明，他执笔整理的《把一切献给党》一经付梓出版，便轰动一时，几个月内连印了几百万册，吴运铎也成为青年人崇拜的偶像，广大读者却不知此书竟出自何家栋之手。

        后来，当年送何家栋参加八路军的黄明鉴老师从上海找到他，才澄清了他那些历史的疑点，推倒了那些不实之词，工人出版社才设立一个文艺编辑室，叫他负责。何家栋认为一个出版社如在文化上没有地位，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应加强综合性，并且保持有别于其他出版社的特色，陆续制定了一批传记文学和革命回忆录的选题，与有关作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如欧阳山的《红花冈畔》，魏巍的《红色风暴》、王愿贤的《党费》、刘白羽的《熊熊的火焰》，素材都由出版社提供，出版后产生巨大的影响。何家栋从档案里找到方志敏的《自述》，他深入采访，深度挖掘，写出了《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赵一曼参加革命后，遇到向警予、警予为她改了名字，她和家庭断绝了联系，直到在东北抗日战场英勇牺牲时，其身世仍鲜为人知。何家栋沿着烈士的足迹，从东北追寻到西南，又从烈士的出生地追寻到就义地，经历十多个省、市，遍访烈士家属、战友、知情者，并询问了在押的犯人，写出了《赵一曼》一书，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何家栋得知靠绣花卖钱维持生活的陶承一家的革命生涯后，他以工人出版社编辑的身份帮助陶承记录整理出版了《我的一家》。陶承的丈夫是共产党员，从事地下工作，因贫困多病英年早逝。陶承带着几个儿女，继续为党传递情报，儿女先后都牺牲了，她毫不退缩，继续革命。《我的一家》一书出版后，全国报刊纷纷评论转载，青年人手一册，一时洛阳纸贵，很快又被夏衍改编成电影《革命家庭》，影院场场满座，轰动大江南北。然而，十年甘坐冷板凳，众人敬仰的是陶承，但仍不知作者何家栋。

        期间，何家栋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也许是1955年审干。这次审干不搞轰轰烈烈，而是不动声色地组织专人做调查取证。负责他的专案审查的是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著名老作家康濯的夫人王勉思，她费尽周折找到了童年时代和何家栋在大别山一起求学，一起参军的伙伴，为他写出证明。有的人就在附近党政机关任职，可原先办案的人，宁肯一错到底，也不去做一点调查研究。王勉思还找到他几次被捕时的审案人，查看了当年的审讯档案，弄清了很多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当他在审查结论上签字时，王勉思笑着说道：“这一查，倒查出个英雄来了。”何家栋说：“唉呀，总算还我一个清白，帮我放下了一个思想包袱。”

         不久，党支部组织委员通知何家栋：“当年停止你的党籍不合组织原则，你可以提出申诉，要求纠正。”何家栋说：“如果错了，应由组织主动纠正，用不着我提出申请？”性格决定命运，何家栋这种性格，决定了他要跌跤。1957年反右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