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到沧桑句便工

赵志超

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

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

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这是清代学者、诗人赵翼的七律《题遗山诗》。诗中以金末元初诗人元好问的诗文集《元遗山集》为评述对象，聚焦元好问在金元易代之际辑存金代文献的经历，通过身阅兴亡，描绘故都苍凉之景；兼具对元好问未仕新朝气节的褒扬与“以诗存史”的肯定。尾联“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揭示历史沧桑与文学创作的特殊关联，借古喻今，既论元好问沉郁诗风的成因，亦融入自身对历史兴亡的感怀。

赵翼的喟叹，道尽文学创作与苦难境遇的深层羁绊，更揭橥不朽之作的诞生密码：文学从来不是安逸岁月的闲吟浅唱，而是沧桑世事淬炼的精神结晶。苦难为创作铺就土壤，悲愤为文思点燃火种，厚重阅历夯实根基，深刻思想铸就灵魂，唯有四者相融，方能让文字挣脱时光桎梏，成为震古烁今的精神印记，在历史的长河中永恒回响。

苦难孕育文字厚度

“穷而后诗能工。”苦难是文学创作的天然土壤，那些浸透血泪的生命体验，总能赋予文字最真切的质感与最沉郁的力量。古往今来，传世之作多脱胎于命运的颠沛、世事的沧桑，唯有经过苦难打磨，文字方能褪去浮华，沉淀出直击人心的重量。

司马迁身受宫刑之辱，在“隐忍苟活，幽于圜墙之中”的绝境里，以血泪著就《史记》。书中对帝王将相功过的公允评述，对市井小人物悲欢的深切体察，对历史兴衰规律的深刻洞见，皆源于这份极致苦难赋予的生命觉醒——若非经此劫难，他或许只是循规蹈矩的史官，《史记》亦难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更难承载跨越千年的历史厚重。

家国沦丧的剧痛，更易催生出光耀千秋的文学篇章。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身陷元营，历经囚笼困顿、家国破碎之痛，辗转途中过零丁洋，以赤子丹心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这句诗没有丝毫悲戚怯懦，唯有对民族气节的坚守、对家国大义的执着，将个人苦难升华为民族精神的呐喊，字字千钧，震聋发聩，成为后世仁人志士的精神图腾。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身经山河易主之变，目睹生灵涂炭之惨，弃绝仕途，漫游四方，在颠沛流离中著成《日知录》。书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论断，皆源于对家国苦难的痛彻体悟，字里行间满是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对文化传承的担当，让作品兼具思想深度与精神力量，成为乱世中的精神灯塔。

杜  甫

“诗圣”杜甫，经历了中唐的开元盛世和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他的一生，是苦难育文的鲜活注脚。从长安的繁华落拓到西南的困顿，安史之乱让他沦为流离失所的孤臣，他亲眼见证“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离散之苦，亲身体察与品尝“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的贫寒之痛。这份深入骨髓的苦难体验，让他的诗歌跳出个人悲欢，成为记录时代沧桑的“诗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直指社会不公，“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满含悲悯情怀，“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痛抒家国之殇。正是苦难的浸润，让杜甫的文字兼具真挚情感与历史厚重，终成唐诗巅峰，滋养了后世无数文人墨客。

与杜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为唐代名家的张九龄，早年仕途顺遂时，他能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清逸佳句，可身居宰相高位、沉浸荣华之后，创作便陷入停滞，再无超越前期的名篇佳句传世。这恰印证了：安逸的温室会消磨创作的锐气，唯有苦难的风雨能唤醒心灵的敏感，催生动人的篇章。

李  煜

南唐后主李煜的人生轨迹，堪称“苦难成就文学”的极致范本。身为帝王时，他的词多是“晓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的奢靡浅吟，流于浮华；沦为亡国之君后，身陷囹圄的他，在“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痛里，写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千古绝唱，将亡国之痛、思乡之苦凝于笔端，字字泣血，句句含情，终成“词帝”美名。苦难于他而言，不是人生的绝境，而是文学创作的沃土，让文字在沧桑中沉淀出不朽的质感。

悲愤点燃创作之火

若说苦难是文学的土壤，那么愤怒、忧郁等深沉情志，便是点燃创作灵感的火种。“愤怒出诗人”，悲愤之情，从来都是文学创作的强劲动力。这份悲愤，是对不公命运的抗争，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对家国危亡的忧思，它裹挟着最炽烈的情感、最鲜明的立场，让文字拥有锐不可当的锋芒与直击人心的感染力，更让创作者在情绪的喷发中书写出最赤诚的心声。

屈  原

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胸怀报国壮志，却遭奸佞构陷，被楚怀王两度流放，眼见楚国日渐衰败、奸佞当道，却无力回天，悲愤交加之下，挥笔写下《离骚》《九歌》等千古名篇。《离骚》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守，“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的愤懑，皆源于对家国的赤诚与对不公的抗争，这份深沉悲愤，让诗歌兼具浪漫想象与刚正风骨，成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历经千年依然动人心魄。

“诗仙”李白，虽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情，却一生仕途坎坷，屡遭排挤，难展抱负。怀才不遇的愤懑、对权贵的蔑视，化作笔下的万丈豪情与犀利锋芒。“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句呐喊，道尽对官场黑暗的愤怒与对自由的执着；“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满含怀才不遇的悲怆与不甘。正是这份郁积于心的愤怒与失意，让李白的诗歌兼具豪放与沉郁，既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阔，亦有“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深沉，成为唐诗史上的璀璨明珠。

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一生以收复失地、报国雪耻为志，力主抗金，却遭南宋朝廷猜忌排挤，屡遭贬谪，壮志难酬。他将满腔悲愤与赤子丹心熔铸词间，笔下既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壮志豪情，也有“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孤独悲凉，更有“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不甘呐喊。这份对家国的执念、对壮志难酬的悲愤，让他的词风豪放悲壮，兼具英雄气与赤子情，打破了词坛柔靡之风，被誉为“词中之龙”。他的文字不是无病呻吟的浅叹，而是悲愤积郁后的喷薄，每一句都饱含真情，每一词都掷地有声，成为乱世中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

忧郁沉思同样能孕育文学佳作，这份深沉情志让文字更显细腻厚重，在低吟浅唱中藏着对人生、人性的深刻叩问。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出身显贵却一生郁郁，爱妻早逝的悲痛、官场生涯的压抑、对自由的向往，化作笔下清丽哀婉的词作。“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道尽爱情遗憾；“沉思往事立残阳，当时只道是寻常”，满含生命怅惘；“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藏尽相思苦楚。这份深入骨髓的忧郁，让他的词摒弃富贵人家的浮华，满是真情实感，以细腻笔触直击人心柔软处，被誉为“满清第一词人”。

美国作家海明威，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洗礼，目睹战火摧残与生命逝去，身心饱受创伤，这份对战争的厌倦与憎恶、对生命无常的忧郁，化作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中对战争残酷的控诉，中篇小说《老人与海》中对生命韧性的赞颂。忧郁与愤懑，让他的文字冷静克制却藏着千钧之力，在简约笔触中传递深刻思考，成为硬汉文学的标杆。美国另一位作家埃德加·爱伦·坡，一生饱经苦难，幼年丧父丧母，成年后妻离子散，生活困顿，精神饱受折磨。这份极致的忧郁与痛苦，让他的作品充满了神秘、悲凉的氛围，诗集《乌鸦》中对死亡的恐惧、对失去的悲痛，小说《厄舍府的倒塌》中对绝望的刻画，皆源于他自身的情志体验，也让他成为西方象征主义文学的先驱。

无论是愤怒的呐喊，还是忧郁的低吟，这些深沉情志皆源于真实的生命体验，是苦难境遇下的情感迸发。它们让文学作品摆脱了无病呻吟的浅薄，拥有了真挚的情感温度，也让创作者得以在文字中宣泄情绪、寄托理想，让作品更易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拥有跨越时空的感染力。

思想铸就不朽经典

苦难与悲愤是文学创作的基石，而深刻思想才是经典不朽的灵魂。文学家也应当是思想家。若无思想内核，即便有再多苦难经历、再炽烈情感，作品也只是浅尝辄止的情绪宣泄，难抵时光冲刷；唯有以思想为魂，在苦难中沉淀认知，在悲愤中凝聚洞察，方能让作品超越个人悲欢与时代局限，触及人性本质、社会规律与生命真谛，成为跨越时空的精神财富。

曹雪芹著《红楼梦》

清代文学家曹雪芹，出身“钟鸣鼎食之家”，家道中落，从锦衣玉食到“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巨大落差，困潦倒之际，让他看清封建家族的腐朽没落、封建礼教的残酷虚伪，更对人性善恶、命运无常有了通透思考。“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他将人生体悟与社会洞察融入《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映现封建制度的衰亡轨迹；以宝黛爱情的悲剧，控诉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以众多女性的悲惨命运，揭露封建时代的性别压迫。正是这份在苦难中孕育的深刻思想，让《红楼梦》跳出才子佳人的俗套，成为兼具文学价值与思想深度的古典巅峰，历经数百年仍能引发读者的深度共鸣与持续解读。

陀思妥耶夫斯基

俄国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历经生死劫难：早年因革命活动被判死刑，临刑前改判流放西伯利亚，十年苦役生涯饱受折磨，晚年深陷债务与病痛。极端苦难没有击垮他，反而让他对人性、灵魂与信仰有了深刻思考。小说《罪与罚》中，借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与忏悔，叩问人性底线与道德救赎，探讨“超人哲学”的虚妄；《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家族纷争为载体，剖析善与恶的博弈、信仰与理性的冲突，追问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他的作品没有停留在苦难叙事，而是深入人性肌理与精神内核，以深刻哲思穿透表象，成为剖析人类灵魂的不朽经典，影响后世无数创作者对人性的认知。

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青年投身革命，在战争中身负重伤，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却以惊人毅力在病榻上书写生命赞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保尔·柯察金在苦难中成长、在奋斗中淬炼的历程，是作者自身经历的写照，更蕴含着对生命意义、理想信念的深刻思考。“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句箴言之所以能跨越国界激励世人，正因它凝聚着苦难淬炼的生命智慧，是思想与精神的结晶。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高尔基出身底层，11岁辍学漂泊，饱尝学徒、搬运工等苦役之痛，这段经历让他洞悉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与底层民众的坚韧，其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不仅描绘底层苦难，更探讨人性光辉与精神觉醒，以思想批判黑暗、歌颂反抗，成为照亮底层民众精神世界的火炬。

反观缺乏思想内核的创作，即使有苦难经历或情感加持，也难成经典。清华乾隆皇帝一生作诗四万余首，数量冠绝古今，却因一生顺遂、无深刻思考，作品多为应景应酬之作，辞藻空泛、内涵浅薄，传世者寥寥。民国时期部分文人，虽历经战乱流离，笔下不乏苦难描绘，却多停留在个人悲欢的抒发，缺乏对苦难根源与社会本质的思考，终究只能成为时代的注脚。台湾女作家琼瑶凭借舒适生活创作出众多言情小说，曾风靡一时，被誉为“中国言情小说第一人”；但其作品多聚焦情爱纠葛，缺乏对人性、社会的深层探讨，思想厚度不足，终难登经典殿堂。这恰好印证：苦难是创作的素材，情志是创作的动力，而思想才是创作的灵魂，唯有三者兼具，方能铸就经典之作。

阅历夯实创作根基

深刻的思想从来不是空中楼阁，必以厚重阅历与丰富体验为根基。唯有遍历世事沉浮，见遍人间百态，尝尽人生冷暖，方能对人生、社会、人性有真切认知与通透感悟，让思想有坚实依托，让文字有鲜活质感。明代徐霞客，一生不慕功名，遍历名山大川，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途中历经风霜雨雪、盗匪侵扰，却始终不改初心。数十年的游历阅历，让他对山川地貌、人文风俗有了详实认知，更在行路中体悟生命意义，最终著成《徐霞客游记》。这部作品不仅是地理学名著，更以细腻笔触描绘自然之美、人文之韵，字里行间藏着对自然的热爱、对探索的执着，若无非同寻常的游历阅历，便难有这份兼具科学性与文学性的经典之作。

鲁 迅

现代文学巨匠鲁迅，以如椽之笔划破时代阴霾，其创作亦源于对民族苦难的悲愤与对国民愚昧的痛惜。早年目睹父亲被庸医耽误病逝，后在日本留学时，见中国人被日军处决而同胞麻木围观，这份锥心之痛让他幡然醒悟：国民精神的沉沦，远比肉体病痛更可怕。悲愤之下，他弃医从文，以文字为投枪匕首，剖析国民性劣根，批判封建礼教黑暗。《狂人日记》以荒诞笔触揭露“吃人”礼教的残酷，字字泣血；《阿Q正传》借阿Q“精神胜利法”刻画底层民众的麻木愚昧，入木三分；《祝福》写祥林嫂的悲惨命运，控诉礼教对女性的摧残，字字含悲。这些作品之所以振聋发聩，正是因为鲁迅将个人历练与民族苦难紧密结合，以丰富的阅历为基，铸就深刻的思想，让文字拥有直击民族灵魂的力量，成为唤醒国人的精神号角。

现代作家沈从文，早年投身行伍，辗转湘黔川边境，见惯战乱纷争与底层民众的苦难与坚韧，这份独特阅历成为他创作的富矿。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既有“边城”翠翠的纯真美好、湘西山水的灵秀温润，也有底层民众的艰辛挣扎、人性的复杂多面。《边城》中纯净的爱情与悲凉的结局，藏着对人性善美的赞颂与对命运无常的喟叹；《湘行散记》里的山水人文与市井百态，满是对故土的眷恋与对民生的关切。正是湘西岁月的丰富阅历，让他的文字兼具质朴灵动与深沉厚重，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标杆。

余华著《活着》 

当代小说家余华的创作，同样扎根于深厚的生活历练。他曾在医院工作多年，见惯了生老病死的无常；深入底层社会，洞悉了普通民众的苦难与坚韧。这些阅历，让他的作品始终聚焦底层人生，《活着》中的福贵，一生历经亲人相继离世的极致苦难，却始终坚守对生活的执念，余华以冷静笔触展现生命的韧性，让读者在苦难叙事中体会生命的厚重；《许三观卖血记》通过许三观多次卖血养家的经历，刻画底层民众的挣扎与温情，既见生活残酷，更显人性光辉。余华的作品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他以丰富的生活阅历为基，让苦难叙事真实可感，让思想表达落地生根，避免了空洞的说教与虚假的煽情。

列夫·托尔斯泰

沧桑铸文骨，苦难育诗魂。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虽出身贵族，却始终深耕生活、体察民情，多次离家出走体验平民生活，深入底层了解民众苦难，晚年更是放弃财产，践行俭朴生活。广博的阅历让他对社会不公、人性善恶有了全面认知，其作品《战争与和平》以拿破仑战争为背景，全景式展现俄国社会的众生相，探讨个人命运与历史洪流的关系；《安娜·卡列尼娜》以爱情悲剧为线索，剖析婚姻、道德与人性的冲突；《复活》以主人公的救赎之路，批判封建农奴制的黑暗与虚伪。若非丰富阅历支撑，他的思想便难有落地根基，作品亦难有如此宏大的格局与真切的质感，更难成为跨越时代的文学丰碑。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的感慨与赵翼“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洞见，共同印证着文学创作的深层规律：苦难育其骨，悲愤燃其情，阅历夯其基，思想铸其魂。传世经典从来不是安逸的产物，而是沧桑世事中，创作者以生命体验为墨、以深刻思想为笔，书写的精神华章。当下，苦难的形态或许更迭，却从未消失，人生的起伏、生活的磨砺、理想的碰撞、现实的叩问，依然是创作者的现实课题。唯有以真诚之心体察苦难，以炽烈之情拥抱生活，以通透之思洞察本质，方能让创作褪去浮华、沉淀厚重，写出兼具温度与深度、无愧于时代的作品，让文字绽放出永恒的光芒。

写于2025年11月30日

作者简介：赵志超，湖南湘潭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湘潭市党史联络组副组长、湘潭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特聘研究员。著有《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一家人》《走出丰泽园》《播种芳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