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相寺，位于今三门峡市陕州区西李村乡熊耳山西山脚下，原名定林寺又名达摩塔院，当地人习惯称为西山寺或者熊耳寺。距三门峡市区53公里，距洛宁县县城47公里。据清代、民国《陕县志》和《直隶陕州志》记载，该寺始建于东汉永平年间（58年-75年），距今1900余年，在梁武帝时期，公元536年，禅宗初祖达摩圆寂后葬于此地。

2004年2月29日，空相寺僧人在春季植树时，在寺院空地内挖出一块唐代石碑《汾阳王置寺表》，此碑的出土不仅说明了空相寺寺名的由来，更是为研究唐代永宁县（今洛宁县）的管辖范围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佐证。一块唐碑的出土，竟唤起了空相寺与洛宁县跨越千年的不解之缘。

《汾阳王置寺表》碑文由唐大中九年（855年）刚到任不久的河南府永宁县县令郭珙撰写，此碑于三年后的大中十二年（858年）农历九月刻文完毕，由时任河南府永宁县县令桂次武“到任方始建”并树碑。此碑高120厘米，宽60厘米，厚15厘米。碑文共26行，由两组朝廷下发公文（敕牒）和“祖师塔院记”构成。

其中第一组公文，由大历七年（772年），关内河东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奏表、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敕牒，以及大历八年（773年）正月四日“牒寺牒”构成。第二组公文，由大历八年（773年）四月三日，郭子仪谢表和唐代宗的批答构成。

据碑文可知，两组公文并非原件，而是藏于塔室内朝廷公文的录白。撰文者为郭子仪的重孙郭珙（时任河南府永宁县县令），距郭子仪奏表形成相隔83年。该碑阴面刻有大历八年（773年）《敕赐空相寺常住地土记》（共9行96字），记载了当时朝廷赐给空相寺的土地及地界，有数百顷。

空相寺内的达摩塔

2004年出土的《汾阳王置寺表》原碑拓片

一、《汾阳王置寺表》原文：

故尚父汾阳王奏达摩祖师谥号，寺额、塔额、度僧表并中书门下牒及牒、寺牒；

河南府永宁县　熊耳山下达摩禅师塔院徵事郎守，永宁县令桂次武　大中十二年九月囗囗日到任，方始建

右囗臣伏以达摩禅师自西方传法至中国，为禅门第一祖师，阐化梁朝后，至河南府囗囗寺灭度，葬于熊耳山下，遗塔见在。其所著履，化为神泉，所持杖，变生一树。空中钟梵，往往得闻。三百余年，灵验不绝，为远近所知。自经　　圣代，未蒙旌异。臣往年曾到塔院，亲礼圣迹，及收东京，身虽不往，心发至愿，倘禅师福佑，俾祓氛殄灭，国步再安，必当　　上闻，特加崇饰。今若缄默，有负曩诚。臣子之情，伏希　　圣察。特望　天恩，加达摩禅师谥号，并赠寺额塔额，度柒僧庶，上资景福，下遂愚衷。

谨录奏　闻，伏听敕旨。

大历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关内河东副元帅　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奏中书门下牒，关内河东副元帅

牒奉　　达摩禅师宜赠谥号圆觉，寺额为空相之寺，塔额为空观之塔，余依牒至准，敕故牒。

大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牒

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门下侍郎平章事王缙，兵部侍郎平章事李使，司徒兼中书令在使院，敕关内河东副元帅　牒空相寺　牒奉　中书门下持牒如右

请录自施行者，各帖所由，准，敕故牒

大历八年正月四日牒，关内河东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

谢赐谥号　御题塔寺额表并　批答

河南府永宁县熊耳山第一祖达摩大师塔院　敕宜赐达摩大师谥号圆觉，寺为空相寺，塔为空观之塔，右件寺，伏蒙　御题塔寺两额，中使张如津送到者。伏以达摩大师，心入佛地，振锡东土，阐关遂开，塔额寺名，实在崇饰。今圣慈鸿信，御札亲题。金榜流日月之光，香台写龙凤之状，掩凌阁于千古，降垂露于九重。非独法门之荣，实为天下之宝。将以永福，皇弥传乎不朽。谨伏表陈谢以闻谨言。

大历八年四月三日，河内关东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臣郭子仪奏

敕建达摩大师踪自五天，化流三界，广津梁于东夏，弘清净之因缘，尊敬遗陈，旌题塔寺，因照正教，永播玄猷，所谢知

祖师塔院

显祖忠武公大历中特奏闻崇饰。珙九年夏授此邑宰，至止月余，亟造塔下，而上奏旧章，帝赐批答，悉录自藏于塔室内，

跽获稽首捧阅，再周伏睹弘道尚教之旨，而忧国之诚，形于至愿。虽盻响内，不忘竭诚之恳，焕乎懿烈，扇赫今古。珙谬宰兹地，获睹遗芳，敢不发挥圣德，期乎不朽。用勒诸贞珉，以垂永永，冢孙朝议郎行河南府永宁县令珙记。

大中十二年九月日建　刻字杨绍

碑阴为：

碑首直书二行，上刻：常住地土为记

（碑身共九行）：敕赐空相寺常住地土为记

今具四至下项地土

东至　（峪）口为界

南至令春沟南（岭）为界

西至西白福土门为界　　北至天河北（岭）为界，内水磨两盘

四至以裹，尽属空相寺常住地土，方圆亩，

数百余顷，并无诤?争　议。

大历八年三月　日

二、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与空相寺

郭子仪（697年-781年），字子仪，华州郑县（今陕西渭南华州区）人。早年以武举高第入仕从军，积功至九原太守。安史之乱爆发后任朔州节度使，率军勤王，收复河北、河东，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至德二年（757年），收复两京有功，加司徒、代国公，又进位中书令。乾元二年（759年），承担相州兵败之责，失去兵权，处于闲官。宝应元年（762年），平定河中兵变有功，进封汾阳郡王。广德元年（763年），仆固怀恩勾结吐蕃、回纥入侵，长安失陷。郭子仪再次被启用，出任关内副元帅，收复长安。

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回纥联兵入侵，在陕西泾阳单骑说退回纥，并击溃吐蕃。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德宗继位后，尊郭子仪为“尚父”，进位太尉兼中书令。建中二年（781年）六月，病逝，获赠太师，谥号“忠武”，配飨唐代宗庙廷，陪葬于建陵。《汾阳王置寺表》碑文第一部分是郭子仪向朝廷上书的奏表：“臣往年曾到塔院，亲礼圣迹，及收东京日，身虽不往，心发至愿，倘禅师福佑，俾祓氛弥灭，国步再安，必当上闻，特加崇饰。”

由此可知郭子仪在往年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曾亲临塔院观看达摩禅师留下的圣迹，并向达摩禅师许愿，如若收复大唐东京洛阳，国家再次步入安定，必将上奏朝廷“特加崇饰”、并赐达摩禅师谥号、“赠赐寺额塔额”。时值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郭子仪上表奏请唐代宗将达摩塔院改名为“空相寺”，并赐寺额，加封达摩祖师谥号为“圆觉大师”，加封达摩塔为“空观之塔”，赐度僧表。

唐代宗准奏，并御笔亲题寺名、塔额，并由中使张如津送至熊耳山空相寺。《汾阳王置寺表》记载了大历七年（772年）十一月至大历八年（773年）四月之间郭子仪与朝廷的奏表、朝廷下发的批答，以及郭子仪为此写的谢表。因郭子仪奏请将定林寺更名为“空相寺”，生动演绎了一代中兴名将郭子仪与熊耳山空相寺的历史佳话。

三、唐代永宁县与空相寺的管辖关系

在《旧唐书·地理志》中记载：“永宁，隋熊耳县所治。义宁二年（618年）置永宁县，治永固城，属宜阳郡。武德元年（618年）改属熊州。三年（620年），移治同轨城，改属函州。八年（625年），复属熊州。贞观元年（627年）改属谷州。十四年（640年）移于今所。十七年（643年），移治鹿桥。显庆元年（656年），谷州废，改隶洛州”。

由此可知唐代永宁县因隋熊耳县更名而来，既然县名为“熊耳”，应当与今陕州西李村乡的熊耳山有关。

通过对2004年空相寺出土的《汾阳王置寺表》研究，碑文中明确有“河南府永宁县熊耳山第一祖达摩大师塔院”，且此碑碑文由唐大中九年（855年）刚到任不久的河南府永宁县县令郭珙撰写，此碑于三年后的大中十二年（858年）农历九月刻文完毕，由时任河南府永宁县县令桂次武“到任方始建”并树碑，说明唐代永宁县的管界应包含今陕州区西李村乡熊耳山一带。碑文又载“河南府永宁县界熊耳山达摩禅师塔院”，既然为“永宁县界”，空相寺所在的熊耳山地区当为两县交界地带，依据地方志书推测应为“永宁县”与“渑池县”交界区。

唐代河南府管界及永宁县区域位置

按照《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贞观十七年（643年）永宁县县治移治鹿桥，之后直至唐末未再变动。《汾阳王置寺表》所载的唐代宗大历年间，永宁县的县治当在鹿桥驿，即在今洛宁县东宋乡旧县村，看来当时的县城实际距熊耳山空相寺并不远。

那么熊耳山空相寺一带到何时才划出永宁县管界的呢？查阅一些历史文献后，一是在登封《中天嵩岳寺常住院新修感应圣竹林寺五百大阿罗汉洞记》中找到了线索，此《罗汉洞记》是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由“西京永宁县熊耳山空相寺住持传法吉祥大师赐紫释有挺撰，奉议郎知永安县事王道书”。

宋代永宁县属于西京河南府管辖，当时熊耳山空相寺为少林寺31所下院之一，归少林寺领属。

据此推测：今陕州熊耳山空相寺直至北宋末年仍属于永宁县管辖。二是查阅《金史》记载：“永宁宋隶河南府，正隆六年以前寄治于府，后即镇为县。有三肴山、熊耳山、嶕峣山、天柱山、黄河、杜阳水。镇一府店，”说明到金代今陕州熊耳山一带仍属于永宁县。

至此，考证得知：自唐历宋至金，陕州熊耳山一带曾属于永宁县管辖。

作者简介：王楠，1987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河南省洛宁县人，目前在天津市政法系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