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页）父亲和姑姑在世时还给我们讲了父亲当天晚上走时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们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一些情景：1940年4月槐花开的时候，一天，阴云密布，天下着小雨；半夜时分，一场灾难突然降临，家门被悄悄叫开了，有两个人来到家里，奶奶认识来人，这两个人是大峰山游击队的人，对奶奶说：“爷爷在坦山被红枪会打死了，是红枪会里一个叫李继田的头子给打死的，“红枪会”对家属要斩草除根。”游击队的人让我父亲跟他们连夜转移，让奶奶也带着姑姑、叔叔赶快离开家，到黄河西边去躲躲。奶奶听到这一消息，如五雷轰顶，她瘫坐在地下，强忍悲痛不敢失声痛哭，流着眼泪硬撑着站起来赶快给我父亲拿了一件衣服，父亲不走，奶奶哭着打了父亲一巴掌，让父亲赶快走。游击队的队员拉我父亲向外走，父亲跟着游击队的人走到门口，父亲哭着回过头来，冲着奶奶跪下叩了三个头，听着奶奶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儿啊，你快逃命去吧！不要管我们”。一阵天旋地转过后，奶奶便昏了过去，重重地倒在地上。她仿佛听见远处父亲的声音：“娘，槐花开的时候！我会回来的！”那声音回旋在夜空，回旋在奶奶的心里，从此父亲走后再毫无音信。自从父亲走后，“红枪会”到我奶奶家找过几次父亲和奶奶，由于家中没有人，“红枪会”也就没有再来找。到了1941年，“红枪会”被大峰山游击队彻底歼灭，日本鬼子投降后，我奶奶才从黄河岸边的归德顾小庄回到老家孝里。但父亲仍没有消息。

有人说，父亲被“红枪会”打死了；也有的说，父亲在和鬼子打仗的时候牺牲了，回不来了。可是战争年代，噩耗铺天盖地；我的奶奶似乎是听见了，又似乎没听见，她只坚信，她的大儿子在远方的某个地方，终有一天会回到村里，回到她的身边。槐花开了，又谢了，谢了，又开了。

槐树下，奶奶的目光越过村旁的小树林，越过远山，一直飘向遥远的地方。大门口的槐花开花了，父亲离开村庄那是个下雨天，也正是槐花开的季节。奶奶靠着心中那一抹希望，顽强地支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破家，她自己带着我姑姑、叔叔孤儿寡母的靠讨饭和亲戚的接济生活着。在那槐树下，我奶奶带着姑姑叔叔在等待着父亲的回来，她非常艰难地过着痛苦的日子，在煎熬中扳着手指数着父亲离家的天数，坚信自己儿子还活着，盼着父亲能回来，每到吃饭时。便会在破旧的矮桌子上摆上一个空碗一双筷子，此习惯在我家传承多年。记得奶奶活着时，只要吃饭时家中有人没有回来，都会在桌子上放上一个碗，一双筷子，不管人是否回来吃饭，都必须这么做。

第七节：槐花开了又谢

父亲下落不明，沉重的生活负担使奶奶过早苍老起来，不到五十岁，满头白发，佝偻身躯。街坊邻居都不敢接触，因为汉奸经常搜查八路军家属，鬼子汉奸一来了，奶奶就抱着叔叔，手牵着姑姑，就跑到黄河边或者山里去躲藏起来。到了1945年8月鬼子投降后，父亲也仍然没有音信。槐花开了又谢了，我的父亲还是没有回来。奶奶每天到槐树下观望，盼着自己的孩子回到身边。烽火连三月，v家书抵万金。奶奶等了一年又一年，槐花开了一年又一年，许多年以后，又是一个槐花开的季节，家门口的槐树已经是苍老了，有一半枝丫已经枯死，那些没有生命的枯枝悲凉地向苍天伸出双手，似乎在呼号着什么。而另外一半依然是鲜活的蓬勃的，一串串的槐花在开着。

奶奶等了一年又一年，槐花开了一年又一年，许多年以后，经受艰难困苦煎熬的奶奶身体有了病，不能长久站立，但奶奶固执，只要有一口气，只要能挪动，她就要往槐树下去等。时间到了1949年春天，每天黄昏，姑姑便搀扶着奶奶向大门口槐树下走去。奶奶她的脚步颤巍巍的，拄着拐棍的手有些哆嗦。在槐树下站定，她喃喃地说：“槐花开了……儿子，你该回来了吧？你再不回来，我就等不着你了！儿子，你听见了吗？你回来呀……”我姑姑听到奶奶的话，喉头就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眼泪直往下流，我姑姑扶住奶奶的手臂，顺着她的目光向远方望去。奶奶颤抖着声音问道：“你哥哥有信了吗?你看，槐花又开了。”父亲10多年时间下落不明，奶奶眼睛哭得看不清楚了。姑姑哽咽着说：“是的，槐花又开了。”奶奶握住我姑姑的手，急切地问：“今年的槐花开得好吗？多吗？”我姑姑抬头看看槐树，激动地对奶奶说：“今年的槐花开得很多，很好！”奶奶就说：“哦，已经解放了，快要建国了，你哥哥也该回来了。”槐花又谢了，春去冬又来，家门口的槐树又经历了几个寒冬，守着槐花树，盼着槐花开的奶奶脚步越来越蹒跚，一头黑发慢慢地被岁月染成霜雪。可她依然守望着、期盼着、等待着，即使这样的守望期盼和等待遥遥无期，仍然盼望着自己儿子回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