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 陆幸生
王朝末期的纲常失序
明代文官来源均为以熟读四书五经等圣贤之言，加上祖宗之言、今上之言而以八股成文，经层层严格的考核和筛选而进入仕途的文化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只是抽去了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后成为帝国的奴才，也即机器和螺丝钉，只有镶嵌在帝国机器上才能运转。
进入仕途就是进入了王朝政治的统治阶层。汉代早期的文宣汉武之治在经济上是王朝的鼎盛时期，社会思想文化相对发达，而到东、西两汉的末期统治阶层受到外戚和宦官的双重干预，政治影响力走向没落，证明机器已经衰朽，需要改良，否则就可能被拆毁。
在国家承平之际，皇权专制，国家大政委之文官，大臣和国家休戚与共，辅政大臣与王室无血缘关系但是相处和睦，那是因为有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但主少国疑之世时，则有可能出现母后垂帘听政，而导致外戚和宦官的干政，这样有正义感的儒臣就会根据儒家道义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不避生死，挺身而上批评朝政，即使杀身成仁也在所不惜，这类文官被称为殉道。也就是孟子所言的大丈夫精神：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对于大丈夫的浩然之气有如下论述：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之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也。
洪大而有刚性的浩然之气，顺天道运行：一方面必须时时处处在理性指引下，长期坚持点滴积累，不然就会气馁；另一方面它又不能靠偶然的外力助长，不然同样气馁，两方面的综合就是“直养”，意味浩然之气的培养是内在的，其过程是自然的。正如孟子形容源头活水：“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离娄下）孟子所谓的养浩然之气所要达到的人生境界就是“上下与天地同游”表现了最初的“天人合一”的人生修养和理想的至高境界，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具有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不召之臣和具有特立独行人格的狅狷之士。孔夫子说“不得中行，也必狂狷”“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坚韧不拔勇猛精进高尚品格和舍身取义死而后已的道德情操。这些论述，对于士人独立人格和个性化风格形成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孟子的理想人格有仁义理智信这些善端为基因，顺乎天道人心培养出了历朝历代的豪杰之士、大丈夫人格和具有特立独行精神的“不召之臣”为后世的仁人志士高尚品格的塑造提供了原动力和巨大的感召力。他还以狂狷的道德人格培养出人本心理学，这些都为明代王阳明心学理论的创立和良知论确立拓展了无限想象的空间。为历代仁人志士儒家学者“士志于道”精神建立了标杆性旗帜。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样说明天人关系的，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他写书的目的就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他做学问写文章的目的。
到了董仲舒那里便开始向政治上引申。作为汉武帝的五经博士，他必须为帝王学说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以不负御用学者的声名。他将天人感应学说在朝廷君臣大义方面的阐述发挥到极致，乃至成就了王道理论的巅峰，有效遮掩了封建专制骨子里的霸道本色。使得儒学成为显学罢黜了百家，在政治上走向圣坛。他认为，凡是帝王得位者，都是受命于天的，有符瑞可见；到衰败之际，则有天遣。董仲舒是治《春秋》而为五经博士的。他认为《春秋》中有许多天人感应的记录可为天下鉴：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
这就是说，“帝王是天之子”承天奉运而天然具有道统，说明了政权的合理性，这个理论当然大获帝王欢心，而得到提倡。汉武帝是首先得到这一理论好处的帝王。但是董仲舒并没有给帝王创造无限发挥为所欲为的空间，而是对这种奉天承运划定了范围，提出了制约，这样就给文官集团对于君主权力监督制约预留了空间，形成官僚和君主相互钳制的大一统专制体制。
董仲舒所说的天，是至高至善至真至美的象征，是秩序、道义的代表，是满含喜怒哀乐之性情的人性表达，是赏罚分明的宇宙天象综合体，世道好坏在天像的祥瑞和灾变呈现上都会显示。如果天子失职，天象就会示警，以各种灾异进行警告。多次遣告而不改，老天就要更换天子，这样给改朝换代提供了理论依据，而迫使帝王替天行道。否则，天子天生具有的道统就可能因为自己的骄奢淫逸而丧失。因此，天子的道统必须靠自己的修身养性、勤勉怵惕，清正廉洁，公道正派才能保持长久，这是对至高无上的君权的某种制约平衡。也就是君臣之间默契相守的春秋大义。
那么谁能解释天意呢，就是高明卓绝的士，士是天意的合法解释者和君王作为的天生制约者。至此，士在等级森严的宫廷中找到了合法的定位，也即拥有天道的理论阐发权和实际监督权。
董仲舒聪明地用“天人感应”的理论，打磨了一柄锋利的双刃剑，高悬于空中，形成对于君权的制约，成就了文官集团在维护朝纲运行的正统地位。来源于的正统案例都是儒家学说的四书五经，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很多言行和行动指南都来源于此。才有了“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指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这就很有了点西方启蒙运动中自然法理论加上基督教理论中的先知天主们的道德说教对于王权的制约和人心规范的意思。
西方世界的政教分离，也暗含着代表自然法的天庭先知，对于世俗社会君王和民众的制约，而自然法理论更加强调众生的自由、平等、博爱，统治者管理国家、社会需遵守以自然法原理而签署的契约，契约形成法治，成为国家领袖和民众权力来源和分享权力的依据，破坏了这种依据，政权本身失去合法性，这是西方普选制的法理来源和社会革命的正义基础。基督教文明本质上也是某种人与自然关系调节的道义基础。因此，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也才有了自然法原理、社会契约论和主权在民思想的相辅相成，为西方民主共和制的创立建立了理论基础只是《四书五经》成了中国的《圣经》变得更加具有了中国特色，更容易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然而，这种天命文化的基础却是建筑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纲常礼教之上，基本上是“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尊卑等级文化。一部《论语》讲的就是尊卑有序，成就天道。《论语·季氏》云：“天下有道，则利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利乐征伐自诸侯出。”孟子在《滕文公》云：“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亲。”又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通义。”
正是这些严格分明的等级制才形成以“礼”为基础的统治秩序。因为儒家哲学以天道精神为君臣定位，以等级观念为王朝支柱，制作了一道屏幕多重等级，分隔开上智与下愚，使其各就其位，不得逾越。因而受到历朝历代统治阶层的追捧，而成为维护统治秩序的武器，对百姓进行管理统治，社会就是在严格的等级中运行。
到了宋代，儒学变成了理学，教义又增加了新内容，在尊卑有序不变的前提下，程颢提出“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也，安可使小者也其大也。”（《遗书·语录》）程颐甚至提出寡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朱熹认为“理只有这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朱子语类》）宋明理学设计的理学基础就是“从天理灭人欲”。
尊卑观念不仅存在于理学经典中而且还通过制度设计，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影响到民众心理，生活方式和语言习惯中，成为固定的模式。在政治上，皇权至高无上，圣旨就是天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权统治下的人，统统由皇权主宰，皇权体系通过各级官员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成了皇天后土下的奴隶和臣仆。
官场中，官阶大小决定尊卑，各级官员论资排辈，逆来顺受，俯首帖耳，醉心利禄，重名分，不得僭越，凡是有个性的官员，很难在官场厮混下去。奴性是官员必须具备的品格。在学术上，尊古卑今，述而不作。言必称圣贤，行必尊祖法，墨守成规，株守师说。心理上，自求平安，安贫乐道明哲保身，“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在生活方式上，衣食住行都有尊卑，服饰颜色式样均遵等级。家庭里祖宗最尊，族长为大，父亲的话不可违忤。婚姻嫁娶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等。
自汉以降，大一统王朝从上到下的治理模式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一原理滚动式发展。在滚动发展中自然碾压了许许多多为殉天道而牺牲的有识之士。这种血腥的碾压和殉道是从汉代开始的，因此历代的儒生都以牺牲在与宦官、奸佞作斗争为天职，以“党锢之祸”中罹难的东汉儒生李膺、陈蕃、范滂为榜样。当然这些牺牲，其实和君主失德，宦官当政，奸佞横行的现象是密不可分的。也是双方围绕道义纲常进行斗争，可谓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宋朝优待文人，对于不同意见，至多采取冷落闲置，很少采取杀戮等血腥手段加以迫害。冯梦龙所处的明末从太祖爷开始一直延续，越是帝国没落手段越是残酷，导致了一些东林党人将汉儒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演出一幕一幕动人心魄的血腥悲剧。
也就是说只有到了统治秩序行将崩溃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千疮百孔完全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空前激化，社会转型即将发生，新思想的曙光突破旧思维乍露一线熹微，新时代将在旧体制的瓦解中，像是一轮旭日冉冉升起，这种士人中清流集团才可能与奸佞集团斗争空前激烈空前血腥。
这就是“礼崩乐坏”末世降临的先兆，统治阶级的纲常礼教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变革才导致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分化瓦解，捉襟见肘，这种时候往往是新思想突破樊笼破土而出的时候。旧体制旧思想难以整合人心，新的思想以“异端”形式适应人心和时代的需求艰难成长，春秋战国时期如此，两汉末期、晚明时期也是如此，冯梦龙就是出生在这一时期。因而，他是从新旧两种势力中挣扎而出的人物，传统礼教和新崛起的市民意识铸就了他的复杂人生。
此时，专制政权危机空前，财富聚敛加剧，人心思变，民变蜂起激荡起朝廷内外的矛盾加剧，于是王朝表面法制如三法司会审的制度名存实亡。更多时是由皇帝是私家专制机器放弃一切表面的程序而由锦衣卫、东厂、西厂直接参与对于不同政治派别人员的镇压，这就是所谓的“诏狱”的滥用。目标针对的就是文官集团中敢于对于朝政的批评者。这些专政机器的掌控人就是宦官集团的东西厂提督，这是由司礼太监直接控制的一支特别凶残的专政别动队。
如果说王朝的升平时期，对于儒生大臣的谏言批评多有采纳，言路较为宽容，即使帝王有所不满，最多也是贬官外放。很少采取对大臣的杀戮，如汉武帝对于董仲舒、汲黯的处置，即使对于司马迁实施了宫刑，不久依然重新启用。只有到了王朝行将覆灭之际，才导致了奸佞的横行，忠良惨遭杀害。如两汉末期及明末的屡兴大狱，株连之广泛，手段之残酷前所未有。在那些内廷家奴王振、刘瑾、魏忠贤遗臭万年的同时也成就了于谦、杨涟、左光斗、熊廷弼、袁崇焕等文武大臣的千古流芳，因为明代的统兵大帅一级的总督、经略基本都是由进士出生文官来担任，这些人文韬武略均为人中豪杰，文官集团对于朝廷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可惜生于末世“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民怨沸腾，国家也就到了危亡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