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层文化”杂咀
李千树
圣人有云:“君子不党。”这四字箴言,如千钧之重,曾压在了北宋欧阳修等人的脊梁之上。朝廷以“结党营私”之名,将这群文人逐出庙堂,贬谪流放。然而,这“朋党”的帽子,扣得住几个士大夫,却扣不住这“圈层”幽灵在历史长廊里的徘徊。它并非自北宋始,亦非独存于文人墨客间,实乃一种盘根错节于人性与社会肌理中的古老顽疾。
细究其源,这圈层之生,大抵起于人性深处对归属与认同的渴求,亦是利益交织下的必然产物。《论语》虽言“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理想固然高远,然现实中,同门、同科、同乡、同僚,种种因缘皆可成“圈”之经纬。官场有“同年”之谊,互为奥援;军中有同乡之亲,生死相托;即便清谈玄理的“竹林七贤”,其放达形骸之外,也未尝不是一种“精神贵族”的圈子;名动一时的“建安七子”,围绕曹氏父子,亦构成文学与政治的复合圈层。及至明代“东林党”人,那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其志可嘉,其行却亦难免陷入党争旋涡,从“清流”渐染“圈层”之弊。历朝历代的“朋党之争”,乃至“八王之乱”这类宗室圈层的血腥内斗,无不昭示着,这“圈”一旦与权力、资源紧密结合,便从最初的“情感共同体”,异化为攻守同盟的坚固壁垒。
观之今日,此风非但未绝,反而借时代之土壤,滋蔓出更为繁复的形态。政界中,昔日令某以“老乡”为纽带,构筑“俱乐部”式山头,便是权力圈层的现代翻版。文艺领域,某小品大王之起落沉浮,背后亦可见特定圈层人脉与资源的助推与消散。至于那更庞大的“饭圈文化”,在资本与流量的合谋下,早已将青少年对偶像的朴素情感,驯化为数据打投、控评引战的狂热行为。而文坛艺苑,亦非净土。围绕着贾某某、莫某等诸多名家的所谓“圈子”,俨然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它们往往占据要津,把持刊物、奖项、评议会等公共资源,行“内部循环”之实。圈内人互相吹捧,利益均沾;圈外人则难窥门径,呕心沥血之作或恐因“非我族类”而明珠投暗。这哪里是文艺的百花齐放?分明是借文化之名,行垄断之实,结出的只能是“驴唇不对马嘴的四不像的有毒的瓜”,是典型的文化腐败与文艺堕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公正、法治、诚信、友善全然相悖。
此等“圈层文化”之危害,可谓深矣巨矣。于国家社会而言,它割裂整体,制造无形壁垒,阻碍人才的健康流动与思想的自由碰撞,使公平正义的天平失衡。于文化自身而言,它扼杀真正的创造力,使文艺批评失声,让艺术标准让位于“圈内”喜好,最终导致文化的僵化与庸俗化。欧阳修当年作《朋党论》,力辩“君子有党”乃为公义,然在绝对的权力与复杂的现实面前,其辩亦显苍白。历史一再证明,无论初始动机如何纯洁,一旦形成固化的利益圈层,其“公心”极易被“私利”侵蚀,终至尾大不掉,反噬肌体。
然则,何以解构,何以避免?首要之务,在于“破壁”。党和国家坚决取缔“圈子文化”、“饭圈文化”,正是以雷霆手段,击碎权力与资本构筑的圈层壁垒,此乃关键一步。对于文化艺术界而言,亦需一场深刻的“清洁整治”。这并非要扼杀正常的学术交流与流派传承,而是要打破那种以人身依附、利益交换为核心的山头主义。必须强化制度笼子,确保文化资源的分配、奖项的评审、作品的发表,能在阳光下运行,由作品本身的质量说话,而非由“圈内”“圈外”的身份决定。大力倡导开放、包容、基于理性与专业的批评风气,让不同观点、不同风格能在公平的平台上竞争、交融。
昔孔子言“君子和而不同”,此语或可为今日之鉴。健康的文艺生态,当是“和”而多元的百花园,而非“同”而排他的小篱笆。让我们共同努力,驱散这“圈层”的迷雾,方能迎来一个风清气正、活力迸发的文化春天,让真正的才华如繁星般在广阔的夜空中自在闪耀,而非拘囿于一个个逼仄的灯笼之内。
2025年11月15日夜于济南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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