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层文化”杂咀

                                       李千树

        圣人有云：“君子不党。”这四字箴言，如千钧之重，曾压在了北宋欧阳修等人的脊梁之上。朝廷以“结党营私”之名，将这群文人逐出庙堂，贬谪流放。然而，这“朋党”的帽子，扣得住几个士大夫，却扣不住这“圈层”幽灵在历史长廊里的徘徊。它并非自北宋始，亦非独存于文人墨客间，实乃一种盘根错节于人性与社会肌理中的古老顽疾。

        细究其源，这圈层之生，大抵起于人性深处对归属与认同的渴求，亦是利益交织下的必然产物。《论语》虽言“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理想固然高远，然现实中，同门、同科、同乡、同僚，种种因缘皆可成“圈”之经纬。官场有“同年”之谊，互为奥援；军中有同乡之亲，生死相托；即便清谈玄理的“竹林七贤”，其放达形骸之外，也未尝不是一种“精神贵族”的圈子；名动一时的“建安七子”，围绕曹氏父子，亦构成文学与政治的复合圈层。及至明代“东林党”人，那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其志可嘉，其行却亦难免陷入党争旋涡，从“清流”渐染“圈层”之弊。历朝历代的“朋党之争”，乃至“八王之乱”这类宗室圈层的血腥内斗，无不昭示着，这“圈”一旦与权力、资源紧密结合，便从最初的“情感共同体”，异化为攻守同盟的坚固壁垒。

        观之今日，此风非但未绝，反而借时代之土壤，滋蔓出更为繁复的形态。政界中，昔日令某以“老乡”为纽带，构筑“俱乐部”式山头，便是权力圈层的现代翻版。文艺领域，某小品大王之起落沉浮，背后亦可见特定圈层人脉与资源的助推与消散。至于那更庞大的“饭圈文化”，在资本与流量的合谋下，早已将青少年对偶像的朴素情感，驯化为数据打投、控评引战的狂热行为。而文坛艺苑，亦非净土。围绕着贾某某、莫某等诸多名家的所谓“圈子”，俨然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它们往往占据要津，把持刊物、奖项、评议会等公共资源，行“内部循环”之实。圈内人互相吹捧，利益均沾；圈外人则难窥门径，呕心沥血之作或恐因“非我族类”而明珠投暗。这哪里是文艺的百花齐放？分明是借文化之名，行垄断之实，结出的只能是“驴唇不对马嘴的四不像的有毒的瓜”，是典型的文化腐败与文艺堕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公正、法治、诚信、友善全然相悖。

        此等“圈层文化”之危害，可谓深矣巨矣。于国家社会而言，它割裂整体，制造无形壁垒，阻碍人才的健康流动与思想的自由碰撞，使公平正义的天平失衡。于文化自身而言，它扼杀真正的创造力，使文艺批评失声，让艺术标准让位于“圈内”喜好，最终导致文化的僵化与庸俗化。欧阳修当年作《朋党论》，力辩“君子有党”乃为公义，然在绝对的权力与复杂的现实面前，其辩亦显苍白。历史一再证明，无论初始动机如何纯洁，一旦形成固化的利益圈层，其“公心”极易被“私利”侵蚀，终至尾大不掉，反噬肌体。

        然则，何以解构，何以避免？首要之务，在于“破壁”。党和国家坚决取缔“圈子文化”、“饭圈文化”，正是以雷霆手段，击碎权力与资本构筑的圈层壁垒，此乃关键一步。对于文化艺术界而言，亦需一场深刻的“清洁整治”。这并非要扼杀正常的学术交流与流派传承，而是要打破那种以人身依附、利益交换为核心的山头主义。必须强化制度笼子，确保文化资源的分配、奖项的评审、作品的发表，能在阳光下运行，由作品本身的质量说话，而非由“圈内”“圈外”的身份决定。大力倡导开放、包容、基于理性与专业的批评风气，让不同观点、不同风格能在公平的平台上竞争、交融。

        昔孔子言“君子和而不同”，此语或可为今日之鉴。健康的文艺生态，当是“和”而多元的百花园，而非“同”而排他的小篱笆。让我们共同努力，驱散这“圈层”的迷雾，方能迎来一个风清气正、活力迸发的文化春天，让真正的才华如繁星般在广阔的夜空中自在闪耀，而非拘囿于一个个逼仄的灯笼之内。

                 2025年11月15日夜于济南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