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辉成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历来以“汴京繁华全景图”的标签深入人心。这幅纵24.8厘米、横528.7厘米的绢本设色长卷，以全景式构图、细腻的写实笔触，将北宋都城汴京的市井风貌定格于画卷之上：汴河漕运千帆竞发，商铺鳞次栉比人声鼎沸，行人摩肩接踵百态纷呈，三教九流、农工商贾、官绅百姓交织成一幅鲜活的社会长卷，被誉为“中华第一神品”“北宋社会的百科全书”。但拨开这层繁花似锦的表象，细究画面中暗藏的精微细节与矛盾冲突便会发现，画家并非单纯歌颂所谓的“仁宗盛治”，而是以写实为幌子，用曲笔暗藏对北宋末年社会危机的深刻讽刺与深切忧虑。那些被繁华掩盖的民生疾苦、被喧嚣遮蔽的制度沉疴，共同构成了这幅传世名作的“潜台词”，使其成为警示时弊的“盛世危言”，更彰显出超越时代的艺术批判价值。

画卷开篇的市郊场景，便已埋下危机的伏笔。春日郊野的田垄间，虽有农人弯腰劳作，绿意盎然的麦田看似预示着丰年，但远处的荒坡上却散落着几间破败不堪的简陋棚屋，几位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流民蜷缩其间，有的依偎在墙角瑟瑟发抖，有的茫然望向远方，与不远处踏青归来、衣着光鲜、笑语盈盈的贵族官眷形成刺眼的对比。这种贫富差距的强烈反差，绝非画家的无心之笔——北宋中期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成为遍及全国的普遍现象。朝廷为笼络官僚集团，纵容地主豪强通过“典卖”“强占”等手段大肆兼并土地，而底层农民失去土地后，不仅要承受繁重的“两税”，还要面对“支移”“折变”等苛捐杂税的盘剥，许多农民被迫背井离乡，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民。张择端将流民置于画卷开篇这一显眼位置，恰似一声低沉而有力的警示，暗示着这座繁华都城的根基早已在土地兼并与流民泛滥的冲击下摇摇欲坠。

汴河漕运的繁忙景象中，潜藏着关乎王朝命脉的深层危机。画面中心的汴河上，商船云集、桅杆如林，纤夫们赤着脊背奋力拉纤，船夫们手脚并用地撑篙掌舵，看似一派商贸繁荣的景象，但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诸多触目惊心的反常细节：虹桥之下，一艘漕船超载严重，船身向一侧剧烈倾斜，船底几乎贴近河床，舱内货物堆积如山，已远超船舶承载极限，船夫们神色慌张地四处奔走抢险，有的拼命向外舀水，有的紧紧拉住船缆固定船身，生怕稍有不慎便会船毁人亡；更关键的是，由于货物超载导致船身吃水过深，原本可正常通行的桅杆竟面临触碰桥洞的风险，几位船夫急中生智，手持长竿奋力撑向桥底，试图借力抬高船身、避开桅杆与桥洞的碰撞，整个场景紧张得令人窒息。这一细节绝非简单的写实刻画，而是对漕运乱象的精准批判——按照北宋漕运制度，船只载重、桅杆高度均有明确规定，目的是保障航行安全与河道通畅，而这艘漕船的违规操作，恰恰暴露了制度执行的形同虚设。

与此同时，岸边负责稽查漕运的官吏，却身着官服与船主围坐一团谈笑风生，手中端着酒盏，对眼前的惊险险情视而不见，甚至收下船主递来的银两。漕运是北宋都城的生命线，汴京百万军民的粮食、布匹、盐铁等物资全靠汴河运输，每年经汴河运往都城的粮食便达数百万石，漕运的通畅与安全直接关系到王朝的稳定。但北宋末年，官僚腐败渗透到漕运各个环节，稽查官员与船主相互勾结，虚报运量、偷税漏税、超载运输成为常态，船夫们为了弥补行贿成本、获取更多利润，只能铤而走险违规超载，将自身安危与漕运安全抛诸脑后。更耐人寻味的是，画面左侧的虹桥上，人群拥挤混乱，一位挑夫不慎失足落水，随身携带的货物散落河中，周围围观者虽多，却无人伸手施救，反而有几人趁机哄抢漂浮的货物，神色贪婪。这一场景与虹桥下的漕船危机形成呼应，精准隐喻着社会公德的沦丧与制度秩序的崩塌，当利己主义取代互助精神，当违规操作成为行业潜规则，盛世的道德与制度根基已然悄然崩塌。

城门附近的景象，暴露了北宋军事防御的松弛与衰败。城门作为都城的重要屏障，本应戒备森严、戍卫严谨，但画卷中的汴京城门却城门大开，毫无防备之意：守城士兵们或斜倚墙角打盹，或聚在城门洞内赌钱，骰子散落一地，输钱者捶胸顿足，赢钱者开怀大笑，全然不顾守卫之责；士兵们的武器随意堆放在城墙根下，刀剑锈蚀、弓箭散落，早已失去应有的威慑力。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城墙上不仅没有士兵巡逻，反而有小贩在城墙根下摆摊叫卖，孩童在城楼上追逐嬉戏，将军事要地变成了市井游乐场。

这一乱象的背后，是北宋长期推行的“重文轻武”国策：自“澶渊之盟”后，北宋与辽国维持了表面和平，统治阶层便沉迷于安逸享乐，日渐轻视军事建设。军队招募多以流民、无赖充数，士兵待遇低下，训练荒废，战斗力极差；而军官们则沉迷于声色犬马，克扣军饷、中饱私囊成为常态。张择端笔下的城门乱象，正是北宋军事废弛的真实写照。此时的北宋，北方有辽、金政权虎视眈眈，西北边境亦有西夏侵扰，而内部军事防御却形同虚设，画家以辛辣的笔触，讽刺了朝廷的麻痹大意与苟且偷安，更预见了外患来临之际的不堪一击。

市井生活的细微之处，处处彰显出不同阶层间的尖锐矛盾的和社会不公现象。画卷中的酒楼茶馆里，达官贵人衣着华贵、珠翠满头，围坐于雕梁画栋之间饮酒作乐，一掷千金毫不吝啬，身边仆役成群、前呼后拥；而街面上的小商贩则顶着烈日或寒风叫卖，汗水浸湿衣衫，却还要小心翼翼地应对税吏的盘剥——一位卖花女被税吏拦住，被迫交出大半收入，只能含泪整理剩下的花枝；几位货郎蹲在墙角，对着空空如也的钱袋唉声叹气，脸上写满无奈与辛酸。更令人揪心的是，街角处有一位双目失明的乞丐，拄着拐杖摸索前行，口中低声乞讨，过往行人却纷纷避让，无人问津；而不远处，一顶装饰华丽的官轿缓缓经过，随从们手持棍棒大声呵斥路人避让，气焰嚣张，吓得路边孩童啼哭不止。这种鲜明的对比，深刻揭露了北宋末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朝廷虽推崇“重农抑商”，却放任官僚与富商大贾相互勾结，垄断市场、囤积居奇，导致物价飞涨；底层百姓在赋税、徭役与豪强盘剥的双重压迫下艰难求生，社会阶层固化严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矛盾积累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画卷结尾的场景，将讽刺意味推向顶点，更暗藏着对政治腐败的深切批判。城外的一处荒寺旁，几位书生模样的人围坐在一起，神色悲愤地低声议论，手中挥舞着书卷，似乎在抨击时政、痛斥奸臣；而不远处的官道上，一队押送囚犯的官差却耀武扬威，手持皮鞭抽打囚犯，囚犯们戴着沉重的枷锁，步履蹒跚、衣衫褴褛，脸上满是绝望。这一场景并非偶然，而是北宋末年政治黑暗的真实写照：当时朝廷党争不断，蔡京、童贯等奸臣当道，形成“六贼”集团，他们结党营私、排挤异己，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为满足私欲甚至滥发纸币、增加赋税，导致民不聊生；同时，朝廷加强言论管控，稍有直言进谏者便会遭到残酷迫害，许多忠良之士被罗织罪名、流放充军，民间敢怒而不敢言。

张择端早年入仕后任职于翰林图画院，官至翰林待诏，核心职责本是描绘帝王功德、歌颂盛世气象，为统治阶层粉饰太平——日常多创作祭祀、朝会、宫苑等题材的画作，需严格遵循“颂圣”规范，不得有丝毫违逆时政的表达。但翰林图画院的任职经历，也让他拥有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双重视角：既能出入宫廷，亲眼目睹帝王将相的奢靡享乐、官僚集团的结党营私与朝政的昏聩无能；又能因采风纪实的需要，深入汴京的市井街巷、汴河两岸，亲眼见证底层百姓的艰难生计、漕运从业者的铤而走险与社会秩序的日渐崩坏。这种跨越阶层的观察体验，让他对北宋末年“外强中干”的社会现实有着比常人更深刻的认知，也让他无法心安理得地沦为粉饰太平的工具。于是，他巧妙利用宫廷绘画“写实纪实”的创作要求，将对社会危机的忧虑藏于繁华表象之下，用看似客观的细节刻画，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社会批判。

《清明上河图》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张择端对北宋末年社会现实的精准刻画：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流民泛滥成灾、官僚腐败渗透各个阶层、军事废弛毫无防备、阶层对立日益尖锐、朝政昏暗民怨沸腾，这些危机如同潜藏的暗流，在盛世的繁华之下汹涌涌动。画家并非要否定汴京的繁华，而是要揭示这种繁华的虚假与脆弱——当统治阶层沉迷享乐、无视民生疾苦，当社会矛盾不断积累、道德秩序日渐崩塌，当制度沉疴无法根治、官场腐败积重难返，再盛大的盛世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如同沙滩上的楼阁，随时可能崩塌。 

历史终究印证了张择端的忧虑。《清明上河图》创作后不久，北宋便爆发了方腊、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席卷东南半壁江山，沉重打击了北宋的统治；公元1127年，金军大举南下，攻破汴京，俘获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史称“靖康之耻”，北宋王朝就此灭亡。这幅画作如同一份精准的“预警报告”，提前记录下了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轨迹，其暗藏的讽刺与忧思，也成为对这个短命盛世的沉痛挽歌。

千百年来，人们惊叹于《清明上河图》高超的写实技巧与生动的繁华景象，却往往忽略了画家暗藏其中的讽刺与忧思。这幅作品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它全景式还原了北宋都城的市井风貌，为后世研究宋代社会提供了珍贵的图像史料，更在于它以艺术的形式展现了深刻的社会批判精神与人文关怀——身为宫廷画师的张择端，没有被“颂圣”的职责束缚良知，反而以画笔为刃，剖开了盛世的虚假外衣。他用作品告诉世人：真正的盛世，不在于表面的歌舞升平与楼阁巍峨，而在于民生的安宁、政治的清明、社会的公正与道德的坚守。当繁华成为掩盖危机的遮羞布，当虚荣取代务实，当私利凌驾于公义之上，盛世便已走向末路。

《清明上河图》穿越千年时光，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时刻提醒着人们，任何时代都不能被表面的繁华所迷惑，唯有正视社会矛盾、关注底层疾苦、坚守公平正义、根治制度沉疴，才能让盛世真正长久。这幅传世名作，既是对一个王朝兴衰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后世的永恒警示，它让人们在欣赏繁华之余，不忘审视繁华背后的真相，这正是其历经千年依然熠熠生辉的价值所在。

作者简介：王辉成，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北京中关村网络作家协会、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省散文学会、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齐鲁晚报情报员，“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个人号、都市头条、微信公众号《玫城文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