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妥妥的，想知道梧桥这“十三只帆船走南洋”传说的由来。必须先了解“海上丝绸之路”与龙溪月港的历史关系。
根据不久前仙逝的石码“活字典”陈金土的潜心研究五十余年的资料，有关“龙溪月港”或漳州月港、海澄月港的史迹演进如下:
龙溪月港——石码简史
（一）石码地名的来历
石码地理，唐代位于九龙江西、北二溪交汇处福河下游的入海口南岸，龙门澳滩涂之地。归属于漳东南经营闽西、南，东洋林边埠的辖地。
唐代陈政、陈元光父子率河南固始地区子弟兵，入闽南平叛，于垂拱二年（686年）建立漳州府后，由蔡允恭的后裔率众在鳌西渔耕，并在龙门澳围垦，形成了林边埠严溪之东南的龙门澳上，有了鳌西、龙楼（土楼）、东路、许厝、公地等五乡。蔡氏围垦的土地叫新洲尾，也称蔡港。唐未，由于太平洋板块与欧亚板块挤压的着力点，让西北二溪的入海口，隆起了大沙洲、乌礁洲和浒茂洲，地处浒茂、乌礁二洲之南的龙门，就成了九龙江入海口三港，南港的南岸。
明朝初期，龙门澳的乡民在阮氏埠（现登地的柴板桥处），掘一水渠与卢沈湾沟通，西、北二溪的运输船，为避入海口的风浪，改从洋西直入卢沈，经石江（现龙海桥港）直入九龙江原龙门澳水域。乡民就在龙海桥港建起了魁扇码头、瓮公码头、西头仔码头、训经码头、港口码头，卢沈也建起了盐仓码头、货运码头和客运码头。让包括乌礁洲乡民要到漳州，都要到卢沈乘船。卢沈也成为了以经营食盐为主的商埠。西、北二溪运输船改道，逼使林边埠的商业经营向东南的石江方向转移，于是龙门澳有了石溪的地名。
明成祖三年（1405年），郑和的船队在五虎门的鸿渐补充淡水、食物与招幕船工，林边埠的乡民也跟随郑和下西洋，主要立足于经商，产生了七甲社的乡民经营西洋时遇台风大难不死，发达以后于1426年，在九九湾水域举行龙舟竞渡，至今己五百九十七年。成为了龙溪月港乡民，跟随郑和下西洋，经营闽西、南，东、西洋历史发展过程的记载。嘉靖元年（1522年）为防九龙江的潮汐冲击，乡民于龙门澳填十二石坝，漳州人称这样的石坝为石马。于是锦江埠有了“石马”的地名。尔后这十二条石马又成了码头，至清朝“石马”又被改成了“石码”的镇名。
随着蔡允恭后裔在龙门澳围垦，有了新洲尾，并在新洲尾建立了蔡港商品码头。这样林边埠除了福河、林边等货运码头以外又增加了蔡港码头。新洲尾洲岸边，也成为林边埠除福河官办造外海船基地以后，又新增了三个私人造船厂，于是有了新洲尾两个木材码头。连同嘉靖初年建立的石坝成码头以后，在辖区划分过程中，成为了龙溪月港的十五个码头。而蔡港码头，就成为了石码第一个货运码头。
（二）龙溪月港的名由
近代研究龙溪月港的，最早的是厦门大学傳衣凌教授。他于1956年被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书中曾记载：“嘉靖初年，闽浙兩市舶司复因海疆不靖罢置，商人为逃免税饷，于是漳州的海沧、月港、浯屿遂成为中外互市之地。
既而皆避抽税，省陆运，福人导之，改泊海沧、月港、浙人又导之，改舶双屿，每岁夏季而来，望春而去。故在嘉靖二十年间，漳州海面商船往来不绝，葡萄牙商人的留居漳州达五百人之多。
时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暹罗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
而外船也频相来航。嘉靖二十六年即有佛郎机船载货泊浯屿。
二十六年（一五四七年），有佛郎机船，载货泊浯屿。漳泉贾人，往贸易焉。巡海使者柯乔发兵攻夷船，而贩者不止。都御史朱纨获通贩九十余人，斩之通都，海禁渐肃。
又据十六世纪葡萄牙人的记载，通商于满刺加的中国船，均从漳州开航。这里所指的漳州，即是月港。嘉靖东南平倭通錄有云：
浙人通番皆自宁波定海出洋；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
故成弘之际，月港号称小苏杭。再据柯乔的话，颇不难窥见嘉靖时代月港繁荣的面貌。
漳州府龙溪月港地方，距府城四十里。负山枕海，民居数万家。方物之诊。家貯户积。而东连日本，西接暹球，南通佛郎、彭亨诸国。其民无不曳繡蹑珠者。盖闽南一大都会也。”
这是傳依凌教授在著《明清时代商人商业资本》一书中，应用了明朝嘉靖年代福建巡海道柯乔，亲身经历，亲眼目睹，距漳州府城四十里龙溪月港地方，和她的繁荣景像。
傅依凌教授书中所论述的月港，应用的是明朝嘉靖年间，福建巡海道柯乔所亲眼目睹的龙溪月港。而龙溪月港距府城四十里地方，正是现在的石码。为什么当年巡海道柯乔，论述龙溪月港时不直接使用石码的地名？是因当年这个地方，被称为龙溪县十一都惠恩里，这在官方文件里一直被沿用到清朝。
而傳教授论述“成弘之际”，是包括成化年间（1465—1487年）、弘治年间（1488—1505年）。其嘉靖年间是1522—1566年。
这说明，明朝初期，由于林边埠商业经营向石溪转移，和乡民在明成祖三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商业经营，至嘉靖年间，石码在建锦江埠时己成繁华之地。
龙溪月港，名由于紫云岩那股孱孱泉水
汇成的月泉港。
为什么称为“小苏杭”？
因为当年的十一都有西、北二溪江流从洋西进入，分为三十四支流分割，現在石码，北有西、北二溪交汇；西南有卢沈港，内社、登第港；西北有严溪港；东南有龙海桥港；东北又有九龙入海口的三港相伴；中间有蔡港分割成许多小洲地，让石码成为水乡。其繁华的街道都沿港而筑，故才有小苏杭之称。
为什么在明朝海禁的形势下，1488年，漳州府，龙溪县可以在现石码建立锦江埠？
那是漳州府和龙溪县财政收入的需要，开海禁的1572年后，就成为国之南库。
弘治元年（1488年）设立的锦江埠，完成了成化未年（1487年）泉州港关闭的，龙溪月港与泉州港的兴衰接替。
为什么龙溪月港，形成的仅是一个小石码？
因为当年龙溪月港的经营收入，大多成为了漳州府兵粮响，和扩建现在漳州市的芗城区的需要。
从1405年经营闽西、南，东、西洋至1566年的龙溪月港，是月港运行史上的先驱与中枢，并于1567年开海禁时，龙溪月港石码港区，就成为了广义月港的转运口岸；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还保留着石码到泉州、石码到温州、石码到汕头、石码到香港的四条航线。
由于林边埠的东南迁移，现在石码就有了西头（鳌西）、西头仔两个“西头”的地名；和现九龙新城的原称港口、与现龙海挢港东南岸边的港口，两个港口之地名。
由于西、北二溪内河船改变航道，迫使林边埠的商业经营东移，明朝政府才在龙海桥港港口建立收税的征头搂。征头楼，就成为了现存于石码的祖宫妈祖庙。的龙溪月港地处九龙江西、北二溪交汇处的福河下游，先形成了唐代漳东南经营闽西、南，东洋商业的位于严溪旁的林边埠。在林边埠商业经营东移之时，恰逄郑和下西洋的明成祖三年（l405年），乡民跟随郑和到西洋经商，至明弘治元年建锦江埠，完成了龙溪月港与泉州港的兴衰接替。至明隆庆元年（1567年）明开海禁，石码成为转运口岸前，这段历史在史学研究上可称为狭义月港。到明开海禁后的东南从厦门津渡、浯屿津渡至西北天宝、浦南、郭坑津渡，东北石、角、东津渡，共十六个码头，四十一个津渡，横跨六十几公里的九龙江入海口的商业发展，可称为广义月港。尽管1633年，郑芝龙占据厦门，开始了厦门港与菲律宾的商业经营。然，月港的商业经营势力依然未减。石码于1644年还填江建了外市街。可说，龙溪月港，从1405跟郑和商船下西洋经商，至1643年其经营闽西、南，东、西洋的商业经济，己支撑漳州府、龙溪县至明朝财政收入二百三十八年。尽管于1661年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时，清朝的内迁政策让石码遭焚镇之苦，但于1683年清收复台湾以后，镇民返回石码至1709年，商业经营收入不但恢复了石码街区旧貌，还填江建设了新行街；1722年又建立了锦江书院。可说厦门港与月港的兴衰接替，应该是在第一次雅片战争的1840年以后，五港通商开始。
（三）龙溪“月港”史学上，龙海除柯乔在明朝嘉靖年间，认定的“漳州府龙溪月港地方，距府城四十里”，这也是傅依凌教授所论述的月港，除此以外，还有：（1）隆庆年间的1572年，明右侍郎吕旻论述的龙溪县八都、九都月港。（2）1982年，建立的海絲研究会钦定的龙海豆巷月港。1、吕旻论说的明正德年间，龙溪县八都、九都月港在哪里历史上，还有一个吕旻论说的正德年间（1506—1521年）的龙溪八都、九都月港。那是隆庆年间，明右侍郎为建海澄县所写的文章指出；“海澄旧月港也，为龙溪八都、九都之境，一水中堑回环如偃月，万室攒罗，列队百重，自昔号为巨镇。”从呂旻论说的“列队百重，自昔号为巨镇”一语中，说明原龙溪八都、九都是护卫龙溪月港驻重兵之地，也可以称为月港部分，并非什么商业之地，故曾被我所否认。后经黄华中、陈莲根两位先生到实地考察，原吕旻论述的龙溪八都、九都月港，是儒山（也称为眉山）月港。此港，从南溪东泗的卓港进入，经眉山时与眉山一同弯曲，形成了吕旻所论述的：“一水中堑回环如偃月”。而当年眉山地理位置面临圭海，处于屿上右侧。由于地质活动，儒山月港面临的圭海海底，从宋未明初就开始抬升，以致现儒山位于内陆，并在山上。这一抬升并不影响儒山月港的运行，因为它位于南溪边上的卓港，自有经南溪通住厦门湾的出海口，繁荣的是当年还在漳浦的白水镇，才有继鳌堂信局。儒山前圭海海底的抬升，迫使原经营儒山月港的航海世家连氏，举族于1426年迁移到马崎，在这一桑田变化中，原屿上等岛屿和面临的海底成陆地，形成了八都、九都平原的大部。海沟就成了现月溪，儒山成为了内陆。八都、九都月港，仅留下位于南溪卓港，和屿上附近一些历史遗迹。史学上八都、九都的儒山月港，形成的是乡社一类的农贸集市，谈不上与泉州港的兴衰接替。2，龙海第三月港这是成立于1982年，龙海海絲文化研究会钦定的海澄豆巷为月港。形成了福建史学中的第三个月港——豆巷月港。（1）海丝月港的理论依据第三个月港的理论依据，应用的是1572年，吕旻写海澄县志时的，“海澄旧月港也”，以及柯乔论述的，“漳州府龙溪月港地方，距府城四十里”；从此，把曾经出现的龙溪月港和儒山月港的历史混淆在一起。确实，没有到实地行调查研究，是很难分辩出历史上的九都和龙溪月港的位置。因为，当年八都、九都大部还在圭海里，而九都的林坑、高坑、柯坑、田边，和龙溪月港是在同一经纬度的经度上。这也包括所谓的“二十四将”头目张维的老家——张边，和在万历二年（1574年）划归给石码港区的卢沈。而张维所据的“九都城”，是当年还在圭海中的现在龟仔山油库，它距石码不到四里路。“九都城”与石码中间只隔着祖山（现山后之地）的龙头山，而烽火台就在现在紫云岩的“五楼”。当年的九都，跟龙溪月港只隔一条四、五十米宽的卢沈港，而与儒山月港相隔却有十多里之遥。从宜德年间（1426—1435年），至隆庆年间（1567—1572年）相隔一百三十多年之后，才有月溪两岸八都、九都之说，并把原来的九都定为下九都。这说明圭海海底隆起过程己完毕，才有八都的内楼向九龙江出海口延伸，出现下尾街与豆巷等乡社。而海澄县城，于1573年也是从内楼延伸地的滩涂建起来的。（2）海絲豆巷月港，理论依据之二的容川码头海絲月港，以豆巷的容川码头和六个小码头为依据，容川码头建于何年？。先读隆庆元年置海澄的目的。海澄置县，是为了保护龙溪月港的正常运行，才以“海疆澄清”的寓意为县名。如真的像吕旻所论述的“万室攒罗，列队百重，自昔号为巨镇。”会有嘉靖年间倭寇之乱吗？这把文人应用的形容词当史学依据，只会产生自我矛盾。容川也因从圭海隆起后建起的海澄是盐卤之地，因粮食不足要从汕头运粮，才于万历年间建起了容川码头。连容川码头建于万历年间（1573—1620年）48年中的哪一年都不清楚，就把它当成豆巷月港的理论依据，是难于说服历史的。而只有一个码头和六个小渡口，并且在那个时代仅用几十年经营就能名誉世界，并成为国之南库，就是现在的厦门港也不敢争此殊荣。一个连吕旻所论述，“海澄旧月港也，为八都、九都之境，”的这个“旧月港”，叫什么名字，在哪里都不知道，跟豆巷有什么联系都不清楚，就当四十一年的研究成果，真是史学研究中的“奇葩”。这不但违背历史的客观存在；违背了傳依凌教授，有关月港兴起的时代研究；也违背了海絲研究发始人，陈自强先生有关月港发展，在时间上有二百多年的论说。似乎这些学者，比当年的福建巡海道柯乔，更清楚龙溪月港地方。我们从不否定豆巷，是龙溪广义月港的部分，但它仅是龙溪广义月港十六个码头和四十一个律渡之一。
民俗“七甲社”扒龙舟活动。作为梧桥社开基祖是清朝顺治年间从石码大埕(龙海区政府所在地)，遇清政府“寸板不许下海”海禁之后，不得不内迁云洞岩西麓今梧桥社，此前，梧桥的上十三世祖是明初洪武年间，被朱元璋诏告选贤的郑深道太子太傅。他出祖于“七甲社”之一的翠林社，为官还乡后还热心于榜山平宁创办“观澜书院”。请看后面《梧桥社史》之《梧桥的祖上祖郑深道》陈金土先生著文。所以，自梧桥开基祖郑思美公到郑深道祖上祖的明朝至清初，梧桥人的先辈，便是从龙溪月港过台湾、下东西洋的英雄好汉。虽然民谚“走船走马三分命”，但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先驱，已然是月港腹地石码的望族和江洋的大贾，这是不容质疑的。那么，为么不是“十四只”或“十五只”帆船。总是讲“十三只帆船”呢?“十三”这个数，对西方基督教文化而言是极不吉利的。《圣经》里基督的第十三个弟子犹大，出卖了“上帝之子”基督，基督后来被罗马法庭判处吊十字架处死……从此“十三”成了西方避讳不吉利数字。而中国文化，尤其是闽南，对“十三”却情有独钟。如“十三太保”、“十三只帆船”，清未漳州角美潘厝人，中国首富潘振辰拥有广洲'十三行'等。与《佛经》上常说的'四万八千'数字，都是形容很多的意思，带有一支很多船只组成的庞大船队这个意思。1567年明未开放海禁之后，闽南沿海农民，从浅水江河运输贸易，到往返东西洋海上贸易，是一个历史的演进。犹如一只孤狼，在大漠草原难于捕猎食物和适应生存一样。闽南人过台湾、下东西南洋……必须结伴成群、同行共济，才能抗拒台风恶浪或江洋大盜的侵扰，活下去和活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许取“十三”喻团体与船队，文化上也警示走船“三分命”的魔咒，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石码“七甲社”包括梧桥的出祖社原乡翠林，都有“十三只帆船走南洋”的民间传说!
梧桥祖上祖，太子太傅郑深道先贤
《石码镇志》：
“郑深道洪武丁卯举人，授梁府①记善”
郑深道名文玄以字行，洪武间，奉旨视两浙盐运司，狱廉得数人，非其罪出之，此还。其人怀金尾舟后为谢，峻却不授。永乐末，升司经局。校书时，仁庙在邸，屡承询谕问，称旨。召人待筵，以学问老成，操履清慎褒美之，授梁府记善，正言谠论，辅益宏多。年七十致仕归，乃重新观澜书院，以教乡子弟。著有《存养辑略》、《栖迟集》等书，年八十二卒，赠太子太傅。
请告还家入榜山书院作
太傅郑深道
得请归来万里余，欢寻旧院水云居。
早从洙泗传心印，晚阅灯窗教子书。
细草幽花香笔砚，清风明月满庭除。
一腔宇宙皆春意，此乐顾曾未必如。
注：①：梁府、仁庙皆太子府。
郑深道，石码大埕人。
大埕：现石码镇公园西路，从街心公园到现中医院一带。
家庙在大埕（原大埕小学办公厅，现市委大门前的停车场），每年元宵（正月十五），郑深道皆要在大埕举办灯会。
郑深道与观澜书院的缘源
郑深道原为榜山林边观澜书院的学生，故诗中才有，“欢寻旧院水云居”之句。他致仕归以后重建观澜书院于榜山南苑。故《镇志》才有，“重新观澜书院”之记。他致仕还乡以后，重视教育事业，在观澜书院任教以教书育人。
后，由林边人林同，明朝天顺四年辰进士，官，工部主事，历户部郎中。在七十致仕归隐后，为了学子能安心读书，尝请郡县移观澜书院于文山。文山即观音山，并建有观澜书院有功的三贤祠。即祀蔡汝作、林弼、郑深道之祠。
蔡汝作，西头人是兴建观澜书院的崇师。又称蔡南溪。
林弼，元至正七年（1348年）进士，林边人，与父林广发、字明卿，弟林虞臣，字原功，皆是观澜书院的高材生。林弼，任漳州路知事。明洪武二年（1369年）以名儒身份奉召修《元史》，并二度出使安南国。
有田丰关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贡生郑深道与巡按御史陈仲述，发起重建观澜书院”的记事。
观澜书院，在道光四年重建在林边村内同样建有二贤祠。在进士郑开禧的记述下有：“明太傅郑深道重修之”的《文祠碑记》，并认为观澜可与大梁、麓岳、凤池同为国家有材之地。
清光绪八年（1882年），林开春在修五福禅寺时，把仙庵的右殿修改成“文山书院”，并在田厝仔建“太师公庙”（现被改为政协）以纪念太傅郑深道。
1652年，郑成功攻占石码，据郑老——郑厚根说，郑成功还到大埕的郑氏家庙朝拜，并在大埕建立铸币厂。民国年间，以郑氏家庙为办公厅建立了石码大埕小学（现三中之地）。大埕小学的学生要到田厝仔的太师公庙进行春秋二祀的行礼。
根据《梧桥社史》、《世泽堂郑氏族谱》记载，梧桥开基始祖“思美公”是清朝顺治年间，适逢禁海迁界，从石码大埕迁往西洞岩西麓开基建社，梧桥人郑亚水、作家梧闽是郑思美的第二十代裔孙，从清初至今梧桥人代际相隔18.7年，那么由此反推郑思美的上祖郑深道是明朝洪武丁卯举人，按照18.7年一代测算，他应该是郑思美的第十三至十五代上祖，也是郑亚水君之三十三至三十五代祖上祖。这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血脉关系，追宗溯源并弘扬列宗列祖的世泽功德，这种乡里社区的祠堂文化，可以使后代世续不忘宗功祖德，延绵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老百姓会把根留住的。
“七甲社” 赤子龙舟赛
古县中学廖寿冰老校长，为我传来这么一个“七甲社”龙舟赛的历史渊源……这是闽南人过台湾、下南洋的真实故事!
海上丝绸之路一果：七甲社来历。不知哪年龙海一批人从月港出发下南洋，在海上道暴风，船沉，众人祈祷水仙尊王保佑。突然不知从哪漂来一长桅，有7人抱长桅漂几天登岛。七人很幸运，说是缘分就结为兄弟，另登岛地为吕宋岛，七人经过努力发财归来，在各自村建庙祭拜水仙尊王，组成“七甲社“端午节要轮流庆贺，划船比赛，
为什么江智猛作为省民俗副会长还未研究发表，石码榜山“七甲社”扒龙舟的由来，这才是海丝文化的内容，明清两朝几百年来，石码地区过台湾、下南洋的乡亲络绎不绝，一批又一批去了，有人当了国王如柬埔寨王室裡、泰国王室就是明朝榜山南宛人“郑国王”的后裔，有人发财有回來，多数在台湾或南洋繁衍生息，而过程遇海盗台风等原因，客死半途、流落他乡的七甲社人，魂归海外甚众……“七甲社”祖籍乡亲结合纪念屈原活动，每年都轮流做东，举行龙舟比赛，那龙舟上旗帜，就是招魂幡……禅宗六祖惠能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心动！”故乡人民怀念逝去的赤子游魂，用扒龙赛招魂这种方式，呼唤远方的孩子……归来吧，《故乡的云》，我们想念您!
公元1767登基第41位泰国国王，真名郑信，是闽南龙溪榜山南宛社的下西洋华裔，据史载他的王室砖瓦也是从石码卢沈港运出去的……参见后面附文！
泰国郑王庙——这座美轮美奂的建筑，让很多到过现场的朋友震撼不已。虽不像玉佛寺那样绚烂夺目，却绝对称得上雄伟壮观！特别是雄壮塔身上，那些用中国瓷片镶嵌的柔和娇嫩的图案，竟以一种温软的秀丽，扮美出典雅厚重的景象及卓尔不群的气质……
郑王庙与大皇宫隔河相望，一些游客选择乘船来到这里。水路的入口在湄南河岸边，须从主殿庭院进入塔群。从酒店出发，出租车可以直接开到五座佛塔所在的方形庭院。整座郑王庙，只有塔群面向外国游客收票，票价50泰铢。
郑王庙又叫黎明寺，一种说法是因为庙内最高的塔尖（79米）直插云霄，是首先接触阳光的地方，故命名为“黎明寺”。另外一个说法是，当年郑王驱逐敌军后，顺湄南河而下，经过此寺正好是黎明时刻。郑王登基后，下令重修此寺并改名“黎明寺”。
其实，以上两种“说法”，正是有关郑王庙的两个“关键词”:一是“高塔”，寺庙主塔为79米高的婆罗门式尖塔--巴壤塔，建于1809年，有“泰国埃菲尔铁塔”之称，是泰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大乘舍利式塔。站在塔上，可以极目眺望湄南河对岸的曼谷市景;二是“郑王”，这座寺庙是泰国王家寺庙之一，是为了纪念泰国第41代君王、华裔民族英雄郑昭(昭，在泰语里是“王”的意思，不是人名)而建。
郑昭名“信”，他曾率军驱逐缅甸侵略者，拯救河山，并创建了吞武里王朝。
郑王庙内的一大四小五座佛塔组成的方形庭院，面积并不大，与普通泰式小乘佛教的尖顶佛塔不同，它们顶部都是粗顶。位于中心的主塔，就是79米高的巴壤塔，底座和塔身均呈方表，层数很多，面积逐层递减，显得古朴而庄重。
10泰铢硬币的背面图案，就是郑王庙主塔。塔身装饰以复杂的雕刻，并镶嵌了各种彩色的陶瓷片、玻璃和贝壳等，与周围四座陪塔相互呼应，形成一组庞大而美丽的塔群。
佛塔四周雕刻着呈托举状的“夜叉”，看上去栩栩如生非常可爱，许多摄影爱好者将其视为郑王庙的“必照点”之一。泰国在接受佛教的同时，也吸收了很多印度婆罗门教的内容，并且夹杂了自己的很多理解、演绎，“夜叉”就是其一，把它视为类似“门神”的镇妖武士。
摄影爱好者的另一个“必照点”，是郑王庙主塔的台阶。这组台阶不但高而且非常陡，爬上爬下很不容易。个人感觉，如果您不是足够年轻且平衡感较好，最好不要贸然尝试。
华裔泰王郑信，祖籍广东澄海县，因其早年丧父，被当朝大臣昭披耶节基收为养子。13岁那年，郑信由养父举荐进宫当侍卫，后被任命为达府太守和柏却武里总督。1760年，大城王朝遭缅甸侵略，城内弹尽粮绝之际，郑信率兵突围。
经过激战，收复了大城。暹罗人民对其十分敬佩，拥戴他为暹罗国王。郑信于1767年登上王位，创建吞武里王朝，复兴泰国。郑王庙主塔庙堂内，存有郑王像及遗物，并悬挂着中国灯笼。
这座寺庙不仅与华裔泰王有关，装饰寺庙的瓷片也都来自中国--当年，中泰两国贸易频繁，中国商人收购泰国的象牙、皮草之类，而泰国商人则会购买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等。
中国货物运回泰国时，海运怕船重量不够，往往用一些碎瓷片压船底，货物运抵后，这些碎瓷片就成了废物。于是，聪明又节俭的泰国人在修建郑王庙时，将这些碎瓷片用于塔身装饰。
经过能工巧匠的精心设计与镶嵌，废弃的瓷片、瓷盘、瓷碗，组合成绚丽多彩的花卉图案和栩栩如生的神灵塑像，成为变废为宝的建筑经典!别出心裁的瓷片装饰，堪称郑王庙美轮美奂的中国元素，相信我，来到郑王庙的中国游客，一定会被它们深深吸引。
同时，这些以青花为主的瓷片，也奠定了郑王庙塔群青白的相间色彩基调，使之呈现出与金碧辉煌的泰国主流寺庙截然不同的气质--既古朴典雅又卓尔不群。所以，提醒一下大家:有机会来曼谷，千万不要错过郑王庙!
有一种说法郑信祖籍是广东澄海，与福建龙溪并沒有矛盾，据《荥陽郑氏漳州谱》搜寻，有榜山南宛郑氏迁到广东澄海一支血脉而后有郑信后裔，《漳州府志》或《龙溪县志》所记载的南宛祖籍一一出了'泰国郑国王'一事并沒有错。
不知何处是故乡
宋代辛弃疾在《满江红》词里写道：“人似秋鸿无定住，事如飞弹须圆熟”。人与事竟然要这样吗？到过闽南名刹厦门南普陀的人不少，有的还可能去过了好几趟。但是，了解南普陀有明代东阁大学士李九五的碑刻《劝世文》，可能不多。我于九十年代在邻近南普陀的厦门大学进修期间，曾认真抄录下来，现在呈奉给大家，其碑文曰：“红尘白浪雨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到处随缘延岁岁，终身安分度时光。休将自己心田昧，莫把他人过失扬。谨慎应酬无懊悔，耐烦做事好商量。从来硬驽弦先断，每见刚刀口易伤。惹祸完后闻口舌，招灾多为热心肠。是非从不争人我，好歹奈何说长短。世界本来称缺陷，此身焉能不无常。吃些亏处原无喜，让几分时也无妨。春风还容杨柳绿，秋风又见菊花黄。荣华总是三更梦，富贵还同九月霜。老病生死谁替我，盐酸苦辣自承当。人从巧计夸伶俐，天自从容空主张。陷曲贪嗔真地狱，公平正直即天堂。翠因毛贵身先死，蚕为丝多命早亡。一剂养神平胃散，两种和气两陈汤。生前枉费心千万，死后只持手一双。悲欢离合轻轻闹，寿天容通日日忙。休斗胜亦莫争强，万年深是戏文场。倾刻戏房锣鼓冬，不知何处是故乡？”
南普陀李九五的《劝世文》似乎已经回答了辛弃疾的“事如飞弹须圆熟”的命题，但对“人似秋鸿无定住”，即居身不定的人生进行了放大，上升到“不知何处是故乡？”的反思。人生从何而来，又将向何方找到归宿呢？这是千百年来，萦绕于古今中外任何人可思考、也可能不思考的生死大事。大凡在市场经济时代，能摆上超市货架的商品，都要有商标、产地、重量、保鲜日期等。虽古有“英雄不必问出处”之言，但要了解人，或者别人想了解咱自己，人也可能需要标明自己的“出处”，至于“保鲜日期”等，那就大可不必了。
在生活中，我亦常常会对有的朋友问“你是那里人？”而茫然不知所措。在龙海市石码锦江市场买菜时，有时刚开口问价，便让小贩子顿起“宰杀”的念头，因为我说的口音是闽南话漳州腔，在这里已被认定是外地人了。石码市民讲话的口音介于闽南话厦门腔与漳州腔之间，算是没上册的闽南话混合腔；有时节假日回到老家，到漳州市龙文区访亲问友？偶到茶叶店品茶，看着茶店老板那种假客气真设局营销表演，要不是老家亲戚出来圆场，真的难于脱身，并且要破费买上几斤高价的铁观音了，因为茶老板一辨我的舌音腔调，便以为我是有钱的厦门特区人或者“台商”了。
人生从何而来，这是有史可考，亦循谱可查的，为解释身世的迷惑，我通天彻夜泛读了洋洋上百万字的《荥阳郑氏漳州谱》。从书中了解到，我的始祖是周宣王的幼弟姬友郑桓公。这样说来，在狱中作《八卦》的周文王则是始祖郑桓公的十一世上缘祖了，搭上了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这血统，似乎让我有了新的荣光，从此不敢再数典忘祖。从中华民族有史记载的始祖黄帝癸亥元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即公元前2698年至公元2009年），合计四千七百零八年。我的祖先从河南省会郑州最近的县城荥阳迁居到九洲大地各个角落，并延伸到海外五洋世界。在晋代，便有郑氏先祖开始入闽开疆拓土，入闽始祖是“龙骧将军郑昭公”，族谱记载：“龙骧将军曾任泉建二州刺史因官留任泉州为四门望族改求往福州也”。这样说来，我的祖籍可上溯至河南荥阳，也可能是泉州，甚至福州也行，问题是指那一代祖先的籍注户口所在而已了。到唐代，又有一批避祸离乱的宗亲从中原入闽到莆田定居，族谱里载有：“南湖三先生”，到福建莆田定居时开始有三个兄弟，姓名分别叫郑露公、郑在公和郑淑公，他们后裔又于宋代从莆田迁居漳州，入漳始祖“可伯公”生活在漳州南郊龙海市榜山镇洋西村山北社，他生有三子，长子献成及后代，分居龙海市榜山镇山北、洋西、上南苑、下南苑等村”；次子均贤（如田）到今颜厝镇古县开基，后裔“十八社半”遍布今颜厝、九湖等漳州南郊一带，其中有一支宗亲于明代从古县迁往南安石井定居，郑成功之孙郑克塽在《郑氏附葬祖父墓志铭》中写道：“先世自河南荥阳入闽，由莆居漳乃移居于泉之南安，遂世为南安人，十一世飞黄公（郑芝龙），十二世郑成功……”。“伯可公”的第三子向南乡石码方向繁衍，其后裔占居龙海市榜山镇郑氏居民的多数，村落有翠林、文苑、林尾、陈店、福河等，现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道溪宗亲就属于这一血脉的陈店郑氏后裔。而我的祖先却是先于山北“伯可公”入漳定居的石码城内“旧郑”，入籍漳州龙海的时间更早，也就是随开漳圣王陈元光入闽平乱五十八姓将士中的河南光州固始县郑氏宗亲，其中有府兵校尉郑平仲，府兵伍长郑惠、郑业等人。他们于唐总章二年（669年），来到泉州府龙溪县，郑氏祖庙“世泽堂”就在今龙海市政府所在地“石码大埕”。这支郑氏血脉后裔分布在龙海市海澄镇田中央村、贤会村，东园镇的宝里村、茶斜村，白水镇的山美村，浮宫镇的崎河村，还有龙文区的蓝田镇梧桥村、朝阳镇山后村等。台湾工党副主席郑昭明先生，他曾于1991年到北京访问并回到东园镇宝里村谒祖认宗。
我从龙文区蓝田镇梧桥村的《郑氏族谱》了解到，这本族谱是清光绪七年（1881年）八月，由本宗第十七世孙郑章顺延录古谱《石码郑世泽堂》所书，有所遗憾的是，从梧桥开基始祖郑思美公至二世祖的世系，没有标明“思美公”的开基年代，但村中老一辈“家长”中却传颂着祖先“十三只帆船走南洋”的典故，这个时代大概是明代万历年间，海澄“月港”兴盛时期之后，当时漳州有著名的浦头港，商贩可顺九龙江口往东南出洋，漳州城东郊梧桥村南也有梧店港可停泊帆船。这样推测，我曾以为祖先是石码“旧郑”世系后更正为翠林社供祖分支中商贾大贩，依托“月港”驰骋南洋港脚，亦曾涉足漳州九龙江两岸各个货栈口岸，后遇明朝海禁，月港衰落，只好带着做生意积累下来的财富，来到漳州东郊云洞岩西麓，看上那一片美丽的原始森林“梧桥林”，并且在这个地方落脚拓荒定居而延绵至今。如今龙文区还流传着一句民谚：“有湘梧富，也没有梧桥厝”，祖家梧桥村至今仍保留有一批极具文化价值的清代闽南民居建筑，从其规模、结构、用料和装饰水平来看，不谛说明其当时主人所拥有的巨大财富，也有非同一般山庄地主之平常见识，这肯定是走南串北、游江过洋的商贾大贩。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化龙海》记载：清光绪年间，在龙海市浮宫镇美山村，也出了位鼎鼎大名的人物——郑永昌，1891年，郑永昌先生筹建的“兰村”，其结构、砖墙、石雕、木刻等工艺均精湛高超，堪称美仑美奂。民间传有“有永昌富，亦无永昌富”美誉。“兰村”的三进三排两厢四巷门，加上石窗彩壁雕梁画柱石埕，竟同梧桥村清代民居“宫尾大厝”几乎同出一辙，甚至连传誉一味同韵。这说明梧桥、美山两村同宗共祖，并且都留有海外赤子回乡建业的成果。梧桥村的祖先虽然上山畜牧拓荒定基，但下海出洋的文化却深深地影响着下一辈。据梧桥村《郑氏族谱》的记载，从梧桥村第十世至第十六世后裔中，先后有七世次13拨宗亲迁往大陆各地，也有六世次9支宗亲迁往南洋吧城等地；而去台湾的宗亲则更多，族谱记载往台辈份集中在十二世至十六世等5世次，先后有23支宗亲迁居台湾，他们是“十一世郑谢周（名合，恒公之子）往台湾北路淡水营都司。十二世郑月老（谢周公之子）任把总，均在台置家。十二世郑暂（国器公之子）迁台湾。十二世郑寻（断公之子）全家迁台湾。十二世郑籍（镇公之子）全家迁往台湾。十二世郑口（国在公之子）在台湾。十二世郑僭（叶公之子）与子关德、关彭、关仲在台湾。十二世郑斌（日沱公之子）妻陈氏，全家在台湾。子沼、表、吉、肠、雄、孙探、兴旺）。十二世郑郎（约公之子）与子郑讶迁台。十二世郑章、郑施（葛公之子）在台湾。十三世郑治（仁长公之子）在台湾。十三世郑谓如（士贞公之子）在台湾。十三世郑牛（汝粟公之子）在台湾。十三世郑漏（吉公之子）在台湾。十三世郑顺来、郑顺吟（子智公之子）在台湾。十三世郑兼（庸公之子）在台湾。十三世郑集（天佑公之子）在台湾。十三世郑舜奇（伦公之子）在台湾。十三世郑开熊（顺明公之子）在台湾。十三世郑带（省公之子）在台湾。十四世郑贤祖（翰老公之子）外出东海。十四世郑炎（端老公之子）在台湾。十四世郑冷（其煌公之子）在台湾。十四世郑印亭、郑毓、郑哲（强公之子）在台湾。十六世郑水盛、郑鹿仔、郑水源（在宾公之子）在台湾……”。摘录至此，我已背酸手麻，而未录入族谱，而定居台湾的梧桥祖籍男丁就不知道有多少之众了。祖籍属福建泉州、漳州的宗亲人口占台湾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七。1953年台湾人口调查显示，入台各姓居民姓郑的人口约四十万人，人数居台湾百家姓第12位（大陆郑氏人数居总人口第17位）。这当中，一定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从梧桥迁台的。我想，许多“不知何处是故乡”的台湾郑氏宗亲，梧桥村可能就是其祖先出祖之大陆故乡。
漳州籍台湾史学家连横，在所著《台湾通史》中载：“漳泉沿海之黎民早已往来”。两宋时便有“漳泉边民渐来台湾”。元朝战乱中，许多人从东山岛坐船举家迁居澎湖，而后实现“唐山过台湾”。到明清两代，特别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已是“大举入迁”时期了。以25年为“代距”测算，梧桥人“大举入迁”台湾定居的时期，大约在大清帝国施琅将军带兵收复台湾之后，到中日甲午战争割让台湾之前的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二百年间，正是清初统一造就了开发宝岛的繁衍良机，亦是因为清末丧权辱国而使两岸宗亲音信隔绝、家谱难续。如今，这种血浓于水的情感，随两岸和平的时代步伐而且日益浓烈，是因为“故乡的呼唤”，还是“世泽堂”的宗功祖德在彰显，不用“倾刻戏房锣鼓冬”，已有好戏连台的两岸故事在演绎！前天，我回老家，看到梧桥村武术队入台回访表演归来，平时尚看不出有多少真功夫的族弟加坤小子，居然从台北、台南等地的华人武术大赛领回了六枚奖牌，其中还有四枚竟然是金质的呢！
向后看出处，让我知道自己的根有多长，向前看人生，我不知还有多长的路需要走。至于如何走完人生之路，人究竟有没有灵魂，这些问题以前我认为还是少考虑为好，因为孔子也说过：“不知生，焉知死乎”。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生的出处，是否应思考死的归宿呢？当年鲁迅先生在回答祥林嫂对灵魂有与没问题的询问时，先是迟疑不置可否，为了不让她失望，随便说了句“也许有吧”，后来又自言“真的不知道”一样。我想，作为一个唯物者，应当否定“灵魂”的存在，但是不能否定人类生存文化的恒久性。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但人类的生存文化是长绵不断的，人的生命是民族生命之根延续的一个短暂的、细微的、甚至偶然的过程。但人应当把生存视同接力棒运动，接好上辈的棒，跑好自己的赛程，然后将棒准确地交给下一代！
1989年的那一年冬天，我工作六年后申请结婚，因为没有房子，只好把单位团县委的集体宿舍暂据为婚房。一年后的马年秋天，曾经从这里，亦即龙海市石码“大埕”迁往漳州东郊拓荒开基的始祖思美公的第二十二代裔孙，也就是我的儿子却在祖先的社稷圣地诞生了，这是相隔五百年之后的血脉“轮回”，还是冥冥之中再次用生命回答了“你是哪里人”的临时性！我儿子是龙文区的人，还是石码人呢？我想都可以，也无所谓，但他一定是姓郑的中国人。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中指出：“由宗族的团结，扩充到国家、民族的大团结，这才是中国人特有的良好传统观。”中国，这是我们永远的共同故乡，也将是我们最终的归宿乐土！
龙溪月港 海澄
根据刘子民先生在《漳州掌故》之三十六《月港小苏杭》文中表述“月港，地处九龙江入海处，因其港道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其形似月，故名”。其形似月，应该就是豆巷“月溪”了，这不容置疑。
15世纪末期至17世纪中期，随着我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发展，龙溪月港也是漳州月港，一度成了“海舶鳞集，商贾咸聚”的外贸大港，与汉唐福州甘棠港、宋元泉州后渚港、清代的厦门港，并称为福建“四大商港”。当年出名时，“月港”代表了龙溪或漳州，一直到明隆庆元年(1567年)，明王朝拆了龙溪县和漳浦县沿九龙江出海口或沿东南海辖地，设置海澄县，“月港”作为县治才能称海澄月港，寓意“海疆澄清”，犹如现在拆龙海市角美镇，设置漳州台商投资区，简称“台投区”一样，但是这个“区”已经升格为漳州直辖一样。如今，称漳州月港、龙溪月港、海澄月港都没有错，差别在流年吧！
根据《海澄县志》记载“月港自昔号巨镇，店肆蜂房栉篦，商贾云集，洋艘停泊，商人勤贸迁，航海贸易诸蕃”，当时已是“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朝夕皆海供，酬酢皆夷产”，成了“闽南一大都会”。史志从未贡高吆喝吹牛到''大明第一港"!
清代顾炎武先生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文中附诗赞云”东接诸倭国，南连百粤疆，货物通行旅，资财聚富商。“赞誉月港为"市镇繁华甲一方，古称月港小苏杭。”
所以，最好的“月港精神”就是改革开放精神。当然，自从月港兴起，便不时遭受海盗倭寇侵扰，据《海澄县志》记载,“明正德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因而诱寇内讧，法绳不止”。明嘉靖三十六年夏六月二十五日，海寇许朝光、谢策犯月港“焚千余家，掳千余人而去”。一字“犯”已经是洗劫了，这是本地海匪干的。“明嘉靖二十八年至隆庆三年，先后二十一年，倭寇骚扰月港。”，期间，明朝政府于月港设置城堡，派兵驻守，嘉靖九年于月港对岸海沧设“安边馆”(边防)，三十年于月港设置“靖海馆”(海警)，四十二年改为“海防馆”，民族英雄戚继光先后对倭寇进行防范打击，取得了豆巷港边大捷，石码人欢天喜地，始用大鼓凉伞欢迎抗倭得胜明军经过。在此之前，都叫龙溪月港。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于月港设置海澄县，希望“海疆澄清”。那时，广东也设置“澄海县”，也是这个寓意。因而“抗击侵略，维护和平，爱国爱乡”亦是月港精神之一!
那么，月港却毁于改朝换代。1646年，清兵入闽，郑成功拒不投降，在广东南澳起乒抗清，凭借水军优势，占据金门、厦门做为“反清复明”基地，并提出“欲图进取，必先夺取漳州做为军事基地”的战略。战斗于1651年12月15日打响，郑成功率大队战船突然从漳浦旧镇登陆，而后进攻漳浦县城，清军守将陈尧策献城投降，郑军乘胜前进，派右先锋黄延进攻诏安，派镇统黄兴攻击平和，很快攻了城掠了地。1652年1月3日，郑成功亲率大军从月港登陆，攻击海澄县城，清军守将赫文兴献城投降。1月5日郑军进驻石码，10日兵锋直指江东，从东西南包抄围定漳州城，并分兵进击长泰县得手，使2万漳州城清军成了瓮中之鳖。清庭闻急，令闽浙总督陈锦率2万大军南下漳州，以图解漳州之围，郑成功集中3万精兵，抢占江东桥以东角美西山、铺透、文圃山等有利地形，军师刘国轩巧设"布袋阵"以逸待劳，清军次日黄昏时刻长途跋涉入围，郑成功一声令下，将士蜂涌杀出，清军倾刻溃不成军，死伤惨重，陈锦只带残部三千人逃返灌口，当晚又被部属砍了头刺杀，献首级给郑成功祭旗!
这一天，是1月25日，距离今天恰好366周年纪念，郑成功在角美台投区杀戳了清军陈锦统帅及所率16387兵勇，取得了布袋阵大捷!
1月26日，郑成功回师得而复失的长泰县，长泰清军守将杨青闻风而出逃安溪。当时的漳州清军总兵王邦俊，凭借漳州城城墙坚固、物资储备充足的优势，企图负隅抵抗，固守待援。1652年5月，浙江总兵马逢知，奉命率领第二批4000多精锐步骑前来解漳州之围，郑成功探知马部骁勇，避其锋芒让其兵马过江东越万松关入漳州城，然后再围而困城。这样一来，漳州城内一时增加了四千兵马，城内原来已经十分紧张的粮草更为匮缺，清军只好杀马喂饥，后期甚至抢掠民粮，连老鼠青蛙亦捕食一空..郑军只想待以时日，漳州城便可不攻自破了。漳州被困半年危危可及之时，清庭痛下决心，派遣清军统帅金砺，率5万八旗精锐亲兵并调动福建总督麾下几万兵马，近10万大军杀奔漳州。郑成功闻讯，转攻为守，把主力集结在古县一带。金砺大军一到，马上解了漳州之围，接着于10月1日发起围歼郑军的古县战役，当时清军的红衣火炮十分猛烈，固守大本营古县的郑军死伤惨重，只好撤出古县且战且行至海澄县城，伺机反扑。
根据王作民先生著的《谈古说今话漳州》所记载，1653年5月，骄傲轻敌的贝勒金砺，率领8万清军精锐围攻海澄，企图一鼓集歼郑成功5万主力。经过水头福河山后祖山登地等数回合攻防作战，双方互有胜负，而郑成功坐镇海澄城依然坚不可摧，因为当时民间抗击满清热情不减，犹如近代抗日战争一样!
5月底的那天黄昏，清军发空炮佯败撤出前沿豆巷阵地，郑成功算出清军诈败计，料定下半夜会前来偷袭，于是令守城军士沿护城河布满地雷，手持利斧隐身城墙上。是夜，大批清军渡过月溪护城河偷偷登城，城墙上凸头一个被砍一个，出头一批郑军挥斧猛砍，清军死伤无数。凌晨，万众清军一呼，踏踩尸首而上，郑军引发地雷阵，清军血流成河，月溪如残阳血色，尸体填满了护城河。此刻郑军涌出城外反戈一击，眼看清军精锐损失殆尽，贝勒金砺只带一员亲兵仓惶逃回漳州，不久回京复命。他带来的八旗亲兵，其中有近3万人统一埋在豆巷''同归所"深坑地下，现在仍然有石碑记之。
郑成功在取得海澄月港保卫战胜利后，马上挥军再次包围漳州城，在刘国轩内应配合下，1654年11月1日，郑成功下令甘辉、林胜、戴捷等部将开始攻城，漳州总兵张世耀、知府房星烨等一大批清庭文武官员束手被俘，郑军进城后马上出榜安民，秋毫无犯。不久，使漳州地区与金厦联成一片，成了南明国姓爷朱成功"反清复明''的重要基地。1665年春，清庭又派出定远将军济度，率领悍勇善战的数万清军主力入闽围剿郑军，郑成功审时度势，于6月间主动撤出漳州城及漳浦、诏安、南靖、长泰等县，集中优势兵力坚守海澄、厦门及铜山(东山)等地。这前后四十年间，作为"闽南一大都会''月港，不仅生意废了，而且城垣也毁了，那个被郑成功俘虏的漳州房星烨知府，有个弟弟叫房星文向康熙皇帝献了"海禁''之策，沿海三十里，寸板不许下海，月港海澄也就成了弃土，最后让位于具有咸水深港优势的厦门港!
漳州河1677：荷兰人眼中的月港地图
169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制图师艾萨克·德·格拉夫（Isaac de Graaff，1668－1743）编制了《非洲和亚洲地图集》，供其理事会决策使用。其中，一幅题为“漳州河”（RIVIER
CINCHIEUW）的地图尤为引人注目，它不仅展现当时世界先进的地理测绘技术，更如同一幅凝固了时间的“历史切片”，为我们窥见明代海丝之路最后辉煌——月港在清初的真实面貌，提供了珍贵的视觉档案。图：漳州河地图，Graaff编，藏于荷兰国家档案馆“漳州河”，在16-17世纪西方文献与海图中，指的是漳州九龙江入海口流域，即中国史籍所载的月港所在。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设置海澄县，县治位于月港（今漳州龙海区海澄镇）。次年（1567年），朝廷正式解除海禁，史称“隆庆开关”，月港成为全国唯一合法的海外贸易始发港，一时“海舶鳞集，商贾咸聚”，被誉为“小苏杭”。据《海澄县志》记载：“月港自昔号巨镇。店肆蜂房栉篦，商贾云集，洋艘停泊，商人勤贸迁，航海贸易诸番”。
然而，繁荣并非始于诏令。早在官方开海之前，沿海民间的海洋贸易活力已然涌动。1518年，葡萄牙人也已航抵此地寻求通商，并一度在海沧金沙建起商馆2。自此，在长达两百余年的岁月里，“漳州河”这个名字，频繁出现在西方的航海图、探险记录与商业文书之中，从民间走私据点发展为东方最重要的贸易口岸之一，成为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衰的见证。这张地图是格拉夫根据1677年荷兰快船“萨姆森号”（Samson）手绘地图的基础上绘制。地图右下画有标尺其下方写着“Duytsche mylen 15 voor een graadt ”（15德制英里合1度）3和“In t’jacht de Samson 1677”（录于1677年“萨姆森号”快船）。图：17-18世纪荷兰快船jacht，源自网络
1677年，已是大清康熙十六年，正值“三藩之乱”后期，此时耿精忠已降清，郑经势力孤立，清军开始反攻福建。漳州、厦门一带沦为清军与郑经势力拉锯的战场，历经多次交锋，以致城荒土废，民生凋敝。在此之前的1661年，清廷为切断郑氏集团与大陆的联系，已推行严厉的“迁界令”，强制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形成一片人为的隔离带。这张地图所呈现的正是在迁界与战乱双重打击之下的月港地理风貌：西起漳州海澄和冲积沙洲，北抵九龙江北岸（今漳州角美至厦门海沧嵩屿）4，东至鼓浪屿和厦门岛西南侧，南到九龙江南面的海门岛以及屿仔尾沿线。图中对于该区域的主要城镇、军事要地、岛屿、海滩、暗礁等均有标记，并对部分海域水深、抛锚地区进行了具体测绘。由于所记录多为古荷兰语，字母不易辨认，且没有具体地理坐标，加上围海造田及旧村改造，其原始地理面貌已然改变，故只能结合历史文献和老地图进行对比，推测其大致位置。图：明代漳州月港地图vs漳州河地图vs百度地图对比图地图左侧绘有房屋处标为Hayting，即海澄，从西到东沿线画有四处方形堡垒，推测可能依次为镇远寨、谢仓城、槐浦寨和浮宫寨。海澄县对面的冲积洲玉枕洲和紫泥洲，分别写有Mateu plaats（直译为“主要地点”）。地图中部的九龙江北岸沿线，从漳州角美至海沧嵩屿，共有十一条地名标注，也是全图标注最密集的区域。从左到右，分别如下所示：Berg mt’Laage Land（直译为“山与低地”），绘有山脉图标，推测可能指今漳州角美金山村一带及其背后的为文圃山； Vervallen Stadt（直译为“废弃衰败的城镇”），可能是今漳州角美白礁村，明代隶属于泉州府同安县积善里。尽管在1677年的荷兰人眼中呈现衰败景象，但此地实则历史悠久，明清已是对外贸易活跃、海商辈出的热土，也是十八世纪广州十三行商总潘振承的故乡。Vervalle Casteel（直译为“废弃的要塞”），绘为四方堡垒，应为白礁巡检司。万历九年（1581年）曾置白礁巡司于此5，并筑有“礁城”；Leeúwen Berg（直译为“狮子山”），具体位置待考，可能是青礁村岐山（即青礁慈济宫后山）。狮子是荷兰徽章元素，荷兰人常用于命名重要地标（如要塞、高山）。如台湾热兰遮城附近的山丘也曾标注为“狮子山”；Mateu plaats（直译为“主要地点”），此处绘有一房屋标志，Brúnrmaús prieeltie（直译为“蝙蝠海滩”），可能此处海滩呈现蝙蝠状形态，Mars goede Rede（直译为“绝佳锚地”），在近海上画有一锚。此三标注以房屋图标为中心紧挨相邻，应同指今海沧镇（旧沧江古镇）所在。此地古有渡口，明清时期成为漳州、龙岩等地来往于厦门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外商贾的落脚地；Salen Berg（直译为“Salen山”），绘有小山包。其位置大致与今海沧后井村（古时称金沙、沙坂）石甲头一带吻合，尤其突出海角类似埭岸头。鉴于古地图手书常有讹误，Salen很可能是Saben误写，而Saben与闽南语“沙坂”的发音相近。再结合葡萄牙人曾在金沙建过商馆的记载5，以及“沙坂”意为沙土坡，与所绘小山包地貌吻合，可推断：“Salen Berg”即“沙坂”；gehactresde Berg（直译为“被砍伐过的山”），可能指今贞庵村京口岩山（古称大观山）。此处附近海上应有一岛，即钱屿（今厦门国际货柜码头），但图中将其绘为海岸线凸起部分，可能是误判；Rode hoec（直译为“红色海角”），可能为北港尾（旧地名，见1956年厦门地图），此处曾有突出海角，现已填海，大致在今嵩屿集装箱码头西侧处华夏电力；dehoec met t’fort（直译为“海角处的要塞”），应为嵩屿的濠门巡检司旧址。在九龙江入海口中心有一小岛，标为qúesoa of hooun，即圭屿（又称“鸡屿”）。“qúesoa”与闽南语中“鸡屿”的发音相近。圭屿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周围水面宽阔，适宜大型船只停泊，曾设立水寨哨卡，盘验和稽查进出月港船只，并成功击退明天启年间入侵的荷兰舰船。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在岛上修建圭屿塔，成为月港航海标志性建筑。而在九龙江南面海门岛处，分别写着slapeus、eylanden、plaer boven mateu，直译为“毫无生机的、岛屿、主要地点之上”。海门岛，在月港合法化之前，早已是民间走私贸易的活跃区域。明朝“隆庆开关”后，海门岛则成为月港的海上门户。当时，漳州府居民出洋，多乘船至月港，再由海门岛扬帆出海。此地同时也是西方船只的修船和补给点。在大约1550年到1588年的葡萄牙《旅行指南》记载：“在Hai-men Island（海门岛）修整船只，补充供给”6。
地图右上角为鼓浪屿（colongsoa）和厦门岛（gedeelte van Aymoy，直译为“该区域属于厦门”）。中间小字写着yoosiens case，目前含义未明，位置指向厦门城。在厦门岛南侧海岸线画有一狭长海湾，应该是今沙坡尾，陆地上绘有一房屋，标为vervalle speelhuys（直译为“废弃的娱乐场所”），可能为当时郑氏政权的行宫，或今厦大演武场。在前方近海上画有一锚，标为holl Reede（直译为“荷兰锚地”或“凹陷锚地”），可能为今厦大白城一带。mateu
plaats（直译为“主要地点”）可能为今曾厝垵。曾厝垵，古称曾家澳，明清时期作为月港外港承担对外贸易功能。清代张燮《东西洋考》记载商船在此候风启航7。
地图右下方在漳州一海角处标为hoec vande vúyle baey（直译为“浊水湾之岬角”），即漳州屿仔尾。浊水湾，应该指的是今双鱼岛所在海湾，此处因暗礁众多、泥沙淤积，导致水质浑浊。图：漳州河地图分析图，红色连线为主航线，蓝圈为锚地，红线为废弃地，蓝线为主要地点
纵观全图，我们可以从地图细节重构1677年的历史空间和地理原貌。（一）主要航线：从外海深水区切入。从所测绘的水深标注数据密集度看，主要集中在海门岛、圭屿、屿仔尾，海沧至厦门岛这些外港，而海澄内港附近水域测绘数据却很少，且多标为1（1英寻约合1.8米），足见此时月港内港已淤积，大船已无法驶入。这清晰揭示了此时月港作为核心港口的功能已趋弱化，正在被更优的外港所取代。1617年张燮所著《东西洋考》记载：“从海澄港口起，用小舟拉行，计一潮至圭屿，商船经此盘验，再半潮至厦门，经南路参戍防汛处就验毕，移驻曾家澳，候风开驾。”而当我们将水深标注数据位置连成线，亦可勾勒出六十年后（1677年）荷兰船只主要的航线：船只绕过漳州屿仔尾，沿着海岸线驶向圭屿，往南停靠在海门岛内湾，往北抵达北岸海沧，再向东驶向厦门岛南侧。显然此时更多航行活动已在外港。（二）核心锚地：贸易重心外移的铁证。图中绘有锚地仅有两处：一处在海沧镇，Mars goede Rede（直译为“绝佳锚地），一处在厦门岛今厦港至白城一带，holl
Reede（直译为“荷兰锚地”或“凹陷锚地”）。这两处锚地应是荷兰船只的主要停泊点，亦是核心贸易点。而如果“holl”确指荷兰（Holland），结合荷兰曾在厦门岛建立过商馆的史实，将此锚地命名为“荷兰锚地”，凸显了其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网络中的战略地位。这标志着明末清初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活动已集中于这两个深水外港，贸易重心完成了从月港内向外的历史性转移。（三）“主要地点”网络：拉丁语源的战略考量。图中标有“Mateu plaats”共有四处：一处在海沧镇，一处在厦门岛曾厝垵，两处在海澄县对面的玉枕洲和紫泥洲，另有类似表述“plaer boven mateu”位于海门岛。“plaats”和“plaer（古拼法）”是荷兰语“地点、位置”的意思。关键于“Mateu”一词，考证其有三种可能来源：一是葡萄牙语人名 "Mateus"（马太，常见于殖民时代命名）；二是闽南语音译（如“妈祖”Mazu的变体）。三是或为拉丁语“matua”（成熟、主要）。鉴于多处同名地点存在，其更可能是源自拉丁语，意为“主要的”。这些地点构成了一个功能明确的网络，是荷兰人进行贸易、修船与补给的战略性据点。（四）普遍衰败：战乱时期的真实写照。图中明确标注为“废弃”（Vervalle）的地点共有三处：海沧两地——“废弃的城镇”（Vervallen
Stadt）与“废弃的要塞”（Vervalle Casteel）；以及厦门岛厦港一带的“废弃的娱乐场所”（vervalle speelhuys），可能是郑氏政权的昔日行宫。再结合对海门岛“毫无生机”（slapeus eylanden）的描述，这些断续的残迹并非孤例，它们共同拼凑出一幅在明清改朝换代的巨变中，因迁界与战火双重摧折而城郭荒芜、民生凋敝的凄凉长卷。这幅基于1677年荷兰“萨姆森号”测绘成果的地图，因而不仅是一张航海图纸，更是一份记录历史创伤的档案。然而，历史的转机即将到来。三年后（1680年），清军攻占思明州（今厦门），1683年又收复台湾，同年解除迁界令。次年（1684年），清廷在厦门设立闽海关正口，标志着海禁政策有所松动，也正式确立了厦门作为官方对外贸易港口的地位。当1691年格拉夫绘制“漳州河”地图时，厦门港已迈入关键转型期。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前期积累的海洋贸易基础，厦门迅速从郑氏时代的军贸基地，转型为清政府认可的区域贸易中心，为其日后成为国际性港口奠定基础。格拉夫的“漳州河”地图，不仅精准绘制了水道与地形，更镌刻下时代变迁的痕迹。它见证了一个港口的命运轮回：月港的辉煌随战火与泥沙渐渐沉寂，而未来，已在图中那个标注为“Aymoy”的岛屿——厦门冉冉升起。
综上所述，梧桥“十三只帆船走南洋”，不是子虚乌有。首先，从1403年郑和开始“七次下西洋”，郑和被明成祖赐“郑”为姓，与梧桥祖上祖郑深道作为朱高炽太子太傅个人之间缘來。其次，到了明未1567年，明朝政府“网开一面”，开放海禁，梧桥社奠基祖郑思美公上辈及“七甲社”乡亲一起过台湾、下南洋，开拓了宗亲乡邻向台湾迁居和东南亚旅居为华侨的先河。其三是1683年施琅率清军一举收复台湾后，五十年左右时间，《梧桥族谱》所载，先后有13批次的房系子孙到台南、淡水等地定居发展，反证梧桥人的先辈作为“海商”过台湾、下南洋的络绎不绝与历史轨迹。而“十三只走南洋”传说的真实，应该是1657年明未“大月港”时代的一幕。其四，明未“大月港”时代到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施琅统一台湾五十年间，梧桥人延续了祖先“过台湾、闯南洋”精神，把梧桥乃至漳州的“红糖”、瓷器、茶叶等产品向外运销，从人到货，仍然有“十三艘帆船走南洋”历史存在。因为，漳州民谚说“有湘桥富，也无梧桥厝”，盖梧桥房子的杉木、石材，据梧桥先人說是帆船返航时，从南洋购买作为压舱石、压舱木……从九龙江口月港溯水西溪，转泊南邻梧店港，再上岸碾转搬运而来的。有些古厝的建材实物，可以进一步验证坐实。“传说”是民间以口传口的口碑历史，“传说”添枝加叶、变样变化，但是，少奇原国家主席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想，“梧桥 十三只帆船走南洋”的传说，也好在是“人民说的”海丝文化之一。
梧闽风采
郑亚水，笔名梧闽，出生于漳州东郊梧桥村，毕业于漳州农机校和厦门大学政治学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文学与艺术联谊会副会长。先后由漳州市图书馆出版《秋水白云》《西方国际政治研究》、作家出版社出版《白云深处》、海风出版社出版《月泊龙江》等书籍。2001年中国东欧经济研究会授其《企业文化一一现代企业的灵魂》''优秀社科论文一等奖''，并入选《中国改革发展论文集》（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2009年11月，该论文被清华大学收录《n<1知网空间》智库咨文；《中国作家书法家代表作全集》（中国文化出版社）副主编。
作品《<兰亭序>拾遗》一文于2010年9月入选《中国散文家代表作集》（作家出版社），并荣获2010年度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当代散文奖”；2021年8月，作品《说好的父亲》荣获“相约北京”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2022年2月，作品《说好的父亲》入编《中国作家书法家代表作全集》并被评为“特等奖”；2022年4月，《过故人庄还有多少龙江颂》荣获第九届相约北京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2022年7月，《紫云岩 无住与不迁》荣获2022年最美中国当代诗歌散文赛“二等奖”；《禅意 太武凡木》荣获全国第八届新年新作征文“一等奖”；2022年11月，《空中并不是“无色”》荣获第二届“三亚杯”全国文学大赛 金奖；2023年3月，《走在后港古街》荣获第十届“相约北京”全国文学艺术大赛 一等奖、中国当代文艺家名作金榜集“特等奖”，并入编《中国当代文艺家名作金榜集》（2024年卷）；《梦一回太武夫人》荣获第二届中国最美散文诗歌大奖赛一等奖;《一字圣手江山常在掌中看》入选《高中语文》古诗词必读讲解教材；《梦里百花 正盛开》荣获2024年“春光杯”当代生态文学大赛“一等奖”；2023年被中国散文网聘任为“中国散文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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