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说成熟状态的精确估计与概括

——读《王蒙论》之三

许庆胜  亓玉英  高照仁

曾镇南在《王蒙论》中曾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关于人本性善恶的话语，他说：“黑格尔曾经说：‘人们以为，当他们说出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⑴（42——43页）也就是说，仅仅理解达到了人“性本善”，还只是浮在感性的表面，当生活阅历够深重的时候，方知道人本性并不仅是“善”那么简单的！曾镇南还发现“在王蒙的小说中，与那种在历史报应的现象中把握具体的历史联系的历史感同样重要的，是一种沧桑感。”⑵（44页），所以曾镇南继续说：“文学所必须面对的，不就是一个充满了五情六欲的交相征遂的人的世界吗？有没有勇气和能力直面这个真实的世界，写出人生的活的血肉，这是一个作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⑶（43页），应该说，这个结论是立得住脚的。

    关于人的本性，是善是恶？这是学术文化界长期以来存在激烈争论的命题。我们的经典国学《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崇尚的是“性本善”，但已强调是“人之初”才“性本善”，也就是说在出生不久是“性本善”的，在婴孩、幼儿、童年、少年等几个阶段是“性本善”的，但是是不是会长久的性本善？不一定，所以《三字经》又说“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因为长大后受着社会不好习俗的污染“习相远”，这个“性本善”就不一定能保持得住了。“苟不教，性乃迁”如果不好好地教化，不认真仔细教育，这个“善”的本性就会“迁”就会变化，是否会变向“恶”？总之会“不善”了！看来我们的古人经过几千年总结出来的这个结论是一个动态的较科学的概念，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不能简单粗暴地认为《三字经》的“性本善”是顽固不化的封建观念。以往的文化学术界基本都是对《三字经》的“性本善”持批判否定态度的，这是仅仅站在孤立片面的学术理解上导致的，是断章取义，故意割裂了后面字句的明显联系。应该说“人之初”的婴孩、童年、少年的几个阶段，就社会一般大多数的大面积估量的确是“性本善”的，这个结论应该说是无大错的。有没有特殊？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我才界定为“就社会一般大多数的大面积估量”，而没有用“所有”或“全部”等概念的主要缘由。对于这种结论，有人站在对立面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并以“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来说事，有些人的恶就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是生来如此“恶”的，并认为这就是这种人的本性，可能就是因为“恶”在社会中的大量存在，让荀子发现了，所以荀子一直耿耿于怀，他就不承认人的本性是善，一直坚守人“性本恶”，而且达到了不容商量的地步。我们认为他是走了极端了，任何的极端与形而上学皆是不足取的。那么钱钟书是怎么认为的呢？他活了一辈子，最后的结论是“人这畜生”，不是“人”是“畜生”，把人等同于“畜生”了！对此有人继续发挥，认为钱钟书说得太客气了，对人太宽容了，认为“人还不如畜生”，他的理论基础是畜生的本性都是直接显露在外面的，人可以提前防御，比如老虎、狮子的吃人，人们见了就可远远地躲避而安全了；而人呢？他（她）表面看是人，有着“人”的外表样子，但他（她）背地里会干出很多坏事来，比如“笑面虎”之类，这不说明“人”更阴险，更可恶，“人还不如畜生”吗？！你不能认为这种说法没有特定的道理！可能就是因为人的本性“善”“恶”难以笼统确认，有个体取了一个中间数，认为“人之初，性本中”，人之初处于中间状态，无所谓善恶，仔细观照这个“人之初，性本中”，其道理也是满充分的，也就说人生下来最初并不存在善恶的区分，但是随着进入世俗社会，有的在“善”的环境里吸收了“善”，就倾向于善了，成了善人；有的泡在“恶”的境遇里被“恶”污染了，最后成了恶人，这就是著名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么对于文学呢？关于善恶的反应程度文学达到什么状态才更成熟呢？应该说曾镇南上面引用的黑格尔善恶相形伟大思想的刻意比较，对文学来说也是很科学合理的。《小猫钓鱼》的童话剧无论如何是不可以与《红楼梦》相比较的，它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关乎幼儿的文学小猫小狗游戏与《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哪一个更成熟？其内在、外在观照，不言也自明！

   而人生一世大多是在善恶交错的境遇里度过，佛教一直说“人活着就是受罪”“人生是苦的”，主要着眼于人生中的苦难部分，就是释迦牟尼王子出城打猎在城门口遇到的人的“老”、“病”、“死”，尤其最后的人的最终结局“死”的不可更改，才使他感到人生的虚无，一切是空，才最终使他对人生感到失望，出家修行而寻找合适的答案去了。当然释迦牟尼佛的层次一般人是达不到的，所以只能在人间继续承受苦难。所谓沧桑感，其实就是受苦受难的代名词，看来主要是经历了很多人生的磨难，除了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亲人故旧的死亡离世，还处处常常地遇到恶人与恶事，所以一生下来，经历很多未知的“惶惑”，沧桑不已！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们的惶惑已成了过去式，而一种冷峻的沧桑感、现实感成了他们现在的主导情绪。在爆竹声中他们也会‘老泪纵横’”⑷（66页）我亲眼见过我的奶奶在过新年时，面对喜庆的爆竹，她的泪不住地流，她大概想起了爷爷的早逝，她带着年幼的大伯、我父亲以及三四岁的姑姑艰难度日，风里来雨里去的磨难岁月，所以在新年的爆竹声中“老泪纵横”！只可惜我奶奶不具备写作的才华，否则她要把自己的苦难经历写出来，一定是血泪斑斑的！这也说明，作家主体的人性敏感和创作才华的重要性，经受与经历生活磨难以及文革苦难的有多少啊，但产生的能写下来的作家也是有限的！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但经受沧桑苦难是文学达到成熟的最关键的一步是完全正确的！曹雪芹生在大户人家与高官阶层，如果没有后来的“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的沧桑，很难说他会去创作人生如梦的伟大古典文学顶峰的《红楼梦》！也就是说，大厦倾倒之前，在福窝里的曹雪芹是不成熟的，但是经了“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的沧桑之后，他成熟了，于是他写出了人生的血泪，他的小说也成熟了，于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传遍了整个中国和世界！曾镇南就以王蒙的沧桑来论证小说更成熟的标志应该是什么呢？曾镇南这样说：“在五十年代，王蒙笔下的这个时代的精灵还充满青春的锐气，它‘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浩大的世界，仅仅对它撩开了面纱的一角，就已经使它感到新鲜、惊奇。对于它来说，‘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其实这时的‘深思’，不过是透着一股年轻人对待生活的认真和执拗劲儿而已。当然还不会有深刻的沧桑感。虽然也颤动着从惶惑到清明的情绪波流，但推动情绪转换的不是生活经验，而是年轻人乐观的理想。”⑸（46页）大概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之后的反右扩大化，王蒙的苦难就开始了，于是“大起大落”“置之死地而后生”，去“一担石沟”劳动改造，“从一担石沟到三乐庄”继续劳动，后去北京大兴“郊区劳动”等等，他像一叶浮萍在难测的“政治运动”中受难，磨难了二十年！（以上所引短语均为《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内的章节题目）。我曾读到北岛写的怀念他父亲的长文《父亲》，里面说北岛父亲看到北岛写的诗句有“绿色的阳光”惊吓不已，连忙让北岛把这诗稿烧掉了！由此我就能理解王蒙在《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182页写到的“作家从维熙也在这里，他居然还找我谈创作问题，我觉得他不识时务了。我觉得他在找倒霉。我又觉得他实在迂诚。”⑹（见《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182页）的合理性。果然从维熙不久就真的倒霉了：“从维熙与原北京日报的几个人后来又进了大墙。……事态变得更加严重了，我也更加默默无语。”⑺（见《王蒙自传·第一部 半生多事》183页）真是苦难无比！

而到了《活动变人形》呢？“王蒙在《活动变人形》中对人性恶的丰富、有力的艺术描绘，表现了作家自己经历了各种人生苦难和生死磨难之后成熟起来的人性，表现出一种深沉博大的成人忧患，给人一种百炼成钢、柔可绕指、‘人书俱老’的感觉。⑻（43页）”这主要是对《活动变人形》的主要人物静珍、静宜等恶的刻划描写。但的确是“表现了作家自己经历了各种人生苦难和生死磨难之后成熟起来的人性”！由此，我们更能理解王蒙 “在《最宝贵的》结尾时所写的严一行（市委书记）的内心独白里，已经充满了我的血泪。”⑼（391页）的准确特征。

当然，这种沧桑感使王蒙“有时也会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垂垂老矣’的伤感在他笔下出现。但是，以《青春万岁》开始其文学生涯的王蒙，从来也没有对生活、对人感到绝望过。生活的未来万岁，人类的青春万岁，这是王蒙不倦地歌唱的主题。对于王蒙来说，即使是沧桑感，也是眺望未来的；即使是悲凉感，也是执著于人生的。”⑽（83页）我们也认为应该这样，作为优秀的作家不能被“沧桑”压倒，而应把人生无尽的“沧桑”作为创作的财富继续不断地积极转换为丰厚的小说等等文体。“王蒙说他要象唱歌一样写他的小说”⑾（见王蒙《短篇小说杂议》，载《新疆文艺》1980年第三期），就更印证了王蒙大难之后的超量小说成熟以及创作的积极特征。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曾说：“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对成熟的作家而言，这话说得太给力了！曾镇南的《王蒙论》其文学艺术多方位的教喻价值是超越时代、超越历史、越挖掘味道越深远、醇厚、芳香无比的。

注释：

1、⑴⑵⑶⑷⑸⑻⑼⑽：引自《王蒙论》42——43页、44页、43页、66页、46页、43页、391页、83页，曾镇南著，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⑹⑺《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182页、183页，花城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3、⑾：王蒙《短篇小说杂议》，载《新疆文艺》1980年第三期）

       作者简介：

       许庆胜：济南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顾问，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地级莱芜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铁凝小说艺术论》《石祥歌诗评传》《峭岩艺术多维度突破实证省察》《张庆和文学创作艺术》《石祥歌诗评传》《蔡氏四兄妹诗歌研究》《苗得雨诗文赏艺》《唐德亮评传》《王学忠诗歌欣赏与研究》《散文小说化的浪漫骑者——北方晓歌散文欣赏与研究》等，北京正出版《许庆胜序跋集》（大众文艺出版社），现正在进行《新国风诗人作品探微》（贺敬之先生题写了书名）、《赵德发研究》等学术著作的文本形成、前期写作。并在美国《远东时报》、《新大陆》、《亚省时报》、《常青藤》、俄罗斯《人文联盟》、越南《越南华文文学》、菲律宾《商报》、台湾《善性循环》、香港《当代文学》、《澳门晚报》《文艺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中国文化报》《山东文学》《时代文学》《大众日报》《联合日报》《百家评论》《黄河》《工农文学》《四川日报》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及信息数千篇，总计300万字，美国《远东时报》发表他的评论文章时的编者按中称其为“大陆著名学者”。2018年2月6日——8日许庆胜去山东大厦出席山东省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现任山东省莱芜《江北诗词》编辑。

       亓玉英，山东省写作学会会员，济南市吴伯箫研究会理事，莱芜区作协会员，新泰市作协会员。在《散文十二家》等刊物发表《扫眉才子笔玲珑》《从诗词里走出来的女子》《你什么时候想我》《印象苍龙峡》《闲话过年》《夫妻轶事》《人生自是有情痴》《思君》《母亲》《知了龟》《槐花》等作品，莱芜方下镇供销社退休职工，为已故丈夫刘延东整理出版300万字遗著长篇小说《追云逐梦》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轰动，在《济南日报》等媒体多有报道后，北京《作家报》连载《亓玉英的文化重要突出意义》更引起全国性强烈反响。

       高照仁，笔名金狗，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茶业口镇东腰关村人，小学高级教师，65万字长篇抗日小说《女中豪杰》在2024年4月由线装书局出版发行；书信《给爱妻的一封信》荣获2012年“世纪金榜杯”全国书信大赛一等奖并由国家语文出版社出版发表。四百余篇（首）教学论文、文艺评论、歌词、散文、诗歌、新闻通讯等，获奖或发表在报刊、广播电视及网站上。2025年被“九州文墨”评为“2025年度匠心作家”，济南市《牟国文学》资深作家，荣获“第七届中国当代实力派优秀作家”、第五届“茅盾文学杯”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全国第四届郦道元文学奖”一等奖、“鲁迅文化杯全国第三届文学艺术大赛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