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州窑作为中国南方重要的青瓷窑口，其历史地位长期以来被其同时期及后起的越窑所淹没。然而，丰城洪州窑青瓷烧制技艺传承人张华青，经过几十年的深度研穷和挖掘。新发现洪州窑许多复杂而有价值的历史信息远超以往认知。他最近所著《论洪州窑与豫章郡在六朝至唐宋时期的共生关系》一文，认为传统的“民间窑场”定位，已无法解释窑具上密集出现的官方印记，其产品中浓郁的异域文化特征也多有显现，论文中重新构建了洪州窑在六朝至唐宋时期的生产组织模式及在区域经济政治格局中的重要角色，论证了洪州窑在丝绸之路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张华青通过详实的历史资料从生产与管理层面印证了洪州窑官督族营的模式。窑具上出现的历代豫章郡郡守姓氏及“聂参军”、“范都水”等具体官职铭文，证明豫章郡政府已深度介入生产管理。论证了洪州窑与郡守姓氏同期出现的世家大族姓氏，表明地方豪强提供了生产所需的资本、土地与劳动力组织。官与族的结合，构成了“官督族营”的权力资本共同体。指出洪州窑“华林”款的出现，直接将洪州窑最高品质的产品与六朝皇家需求相联系，证明了其具备贡窑性质。唐宋时期窑具上的“官”字款，进一步表明这套官营或官需体系得到了长期延续。另器物上出现的西域纹饰、姓氏与符号，以及东晋青瓷熏炉上的胡人乐俑形象，均表明生产者以西域胡商及其文化圈为目标的市场，进行了主动的“来样定制”或审美迎合；丰城地区存在的史家村、康姓村落等带有中亚粟特人基因与姓氏的聚落，为洪州窑的对外贸易提供了人员与文化桥梁。这些定居的胡商很可能扮演了代理商、中间商乃至投资者的角色。

张华青还提出了 “因窑设县” 说法：丰城的独立建制，根本目的是为了由豫章郡直接管控洪州窑这一战略性产业，以更高效地攫取其经济利润（税收与官营利润）并保障宫廷贡赐与对外贸易的供给。综上所述，洪州窑的历史图景及所存历史价值应被重新书写。在经济性质上，它是六朝至唐宋时期一个由地方政府（豫章郡）与精英阶层（世家大族、定居胡商）联合经营的、集贡御、内销、外销于一体的官督族营综合性陶瓷产业中心。在政治上，它直接催生了丰城的政区建制，并形成了一套高效的“南昌-丰城”垂直管理体系，在经济与文化上，它是中国内陆地区通过赣江通道深度融入欧亚丝绸之路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