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华散尽，方见真淳：

论《名利场》中的人性博弈与时代镜像

            文｜车向斌

《名利场》系英国作家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最为知名且获评价颇高的长篇小说。此作被誉为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亦奠定了萨克雷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名利场》创作于1847—1848年，最初连载于《笨拙周报》，后由杨必翻译为中文全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本以尖锐讽刺与幽默笔触，揭露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虚伪以及金钱至上的现象，塑造了利蓓加等经典角色，被广泛认为是萨克雷的巅峰之作。萨克雷的其他重要作品，如《巴里·林登》，这是一部以历史为背景的长篇小说，2015年中文版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然而，他的《班迪尼斯》及另一部代表作，影响力不及《名利场》。 

萨克雷的写作风格融合批判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名利场》因其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卓越的艺术成就，成为其最受推崇的作品之一。 

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在《名利场》开篇写下那句著名断言：“这是一部没有英雄的小说”。这不仅是对传统叙事范式的颠覆，更是对19世纪英国社会肌理的精准剖析。这部以“名利”为核心母题的鸿篇巨制，通过贝姬・夏普与艾米莉亚・塞德利两位女性的人生轨迹，编织出一张覆盖伦敦上流社会与中产阶级的人际网络。文本中充斥着欲望与良知的碰撞、虚伪与真诚的交锋、野心与命运的纠缠。萨克雷以辛辣的讽刺为笔、以悲悯的情怀为墨，在嬉笑怒骂间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的精神审判，也为后世留下了关于人性、社会与价值的永恒诘问。本文将从人物塑造的复杂性、社会批判的深刻性、叙事艺术的创新性三个维度，结合小说中的具体情节与人物命运，剖析《名利场》超越时代的文学价值与思想内涵。

一、人物塑造：于善恶交织中还原人性本真

萨克雷曾直言，他要描绘的是“一群坏蛋”。但《名利场》的卓越之处在于，其人物塑造并未陷入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而是在善恶交织的灰色地带，还原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贝姬・夏普与艾米莉亚・塞德利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人物，宛如硬币的两面，既形成鲜明对比，又在某种程度上互为镜像，共同构成了对人性的完整观照。

（一）贝姬・夏普：野心家的悲剧与时代的牺牲品

贝姬・夏普无疑是《名利场》中最具争议且最富魅力的人物。她是出生于契尔西寄宿学校的孤女，父亲是潦倒的画家，母亲是落魄的歌剧演员，这样的出身注定她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当她离开学校时，毅然摔碎送给校长平克顿小姐的字典，那句“我一定得离开这个地方”的宣言，不仅是对寄人篱下生活的反抗，更是对名利场的主动宣战。萨克雷对贝姬的刻画，并非简单地将其塑造成纯粹的反派，而是在她的野心背后，融入了时代的无奈与个体的挣扎。

贝姬的“恶”，体现于她对名利的极致追求以及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为了攀附权贵，她可以对富有的乔斯・塞德利虚与委蛇，即便内心对这个肥胖懦弱的男人充满鄙夷；为了进入上流社会，她可以在斯泰恩勋爵面前曲意逢迎，利用自己的才智与美貌换取物质与地位；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她甚至不惜欺骗朋友、背叛丈夫，将婚姻与友情都视为向上攀爬的阶梯。与罗登・克劳利结婚后，贝姬并未满足于伯爵之子夫人的身份，而是继续周旋于各类权贵之间，最终因与斯泰恩勋爵的私情败露，落得众叛亲离、流亡海外的下场。

但贝姬的“善”与“真”，同样在字里行间隐约可见。她并非天生的恶人，在寄宿学校时，她对艾米莉亚的友情曾有过纯粹的时刻，两人分享秘密、相互慰藉，这份情谊成为贝姬灰暗童年中为数不多的亮光。她才华横溢，精通法语、音乐与绘画，若生在一个能为底层女性提供公平机会的时代，或许能凭借自身能力获得尊重与成功。然而，在19世纪的英国社会，女性的价值被严格限定在婚姻与家庭的框架内，出身成为无法逾越的鸿沟。贝姬的野心，本质上是对不公命运的反抗，她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打破阶层固化的枷锁，只是选择了一条被社会道德所谴责的道路。

萨克雷对贝姬的态度，始终饱含复杂的悲悯。他既批判她的虚伪与贪婪，又同情她的处境与挣扎。当贝姬最终在海外潦倒度日，靠着给人做家庭教师勉强糊口时，小说并未对她进行幸灾乐祸的批判，而是通过她的遭遇，揭示了名利场的残酷本质：那些被名利诱惑的人，最终都将成为名利的牺牲品。贝姬的悲剧，不仅是个人性格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她的挣扎与毁灭，深刻地控诉了一个只重出身与财富、不重才华与品格的社会。

（二）艾米莉亚・塞德利：善良者的困境与人性的坚守

如果说贝姬是名利场的主动挑战者，那么艾米莉亚则是名利场的被动参与者。她出身于富裕的商人家庭，从小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性格温柔善良、单纯天真，对世界充满美好的幻想。她与乔治・奥斯本的爱情，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信仰，即便乔治自私自利、虚荣浅薄，她依然将其视为完美的化身。艾米莉亚的一生，都在坚守着自己的善良与真诚，却也因此在名利场中屡屡受挫。

艾米莉亚的善良， 体现在其对爱情的执着以及对友情的包容之上。在乔治战亡之后，她不顾家人反对，独自抚养儿子乔吉，坚守着对亡夫的思念。即便后来知晓乔治在战前曾与贝姬有过暧昧关系，她依旧选择原谅；对于贝姬的背叛，她虽伤心失望，但在贝姬落魄之后，仍选择伸出援手。这份宽容在尔虞我诈的名利场中显得尤为可贵。然而，艾米莉亚的善良之中，也蕴含着软弱与盲目。她过度依赖他人的认可，将婚姻视作人生的全部意义，缺乏独立的人格与主见。在乔治离世后，她沉浸于悲痛之中无法自拔，忽视了儿子的成长与自身的人生，直至后来在多宾的唤醒下，才逐渐认清现实，开始为自己而活。

多宾上尉是艾米莉亚生命中重要的救赎者，亦是名利场中难能可贵的清流。他正直善良、忠诚可靠，深爱着艾米莉亚却始终默默守护，在她最为困难的时候给予无私的帮助。多宾对艾米莉亚的爱，并非占有与控制，而是尊重与包容。他欣赏她的善良，也理解她的软弱。然而，多宾的善良并非毫无底线。当他发现艾米莉亚始终无法摆脱对乔治的幻想，忽视自己的真心时，他选择了离开。这份离开既是对艾米莉亚的失望，也是对自身尊严的坚守。最终，艾米莉亚在经历生活的磨难之后，终于认清了乔治的真面目，也明白了多宾的深情，二人走到一起，获得了迟来的幸福。

艾米莉亚与多宾的故事，为黑暗的名利场增添了一抹亮色。他们的坚守与真诚，证明了即便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之中，人性的美好依然能够存在。萨克雷通过他们的遭遇告知读者，善良与真诚或许无法让人在名利场中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却能让人在精神上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幸福。

（三）次要人物：名利场的众生相

除贝姬与艾米莉亚之外，《名利场》还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次要人物。他们共同构成了名利场的众生相，展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性百态。

乔治・奥斯本是虚荣与自私的典型代表。他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却一心想要跻身于上流社会，为此不惜牺牲与艾米莉亚的爱情，追求权贵之女。他看重外表与地位，轻视真情与品格，最终在滑铁卢战役中战死，成为自身虚荣的牺牲品。

乔斯・塞德利是懦弱与贪婪的化身。作为艾米莉亚的兄长，他继承了父亲的财富，却缺乏父亲的才干与担当。他迷恋虚荣，渴望进入上流社会，却又胆小怕事，在关键时刻总是选择逃避。他对贝姬的迷恋，并非出于真爱，而是被贝姬的美貌与手段所迷惑，最终落得人财两空的结局。

斯泰恩勋爵是上流社会腐朽与堕落的象征。他身为贵族，拥有巨额财富与崇高地位，却道德败坏、荒淫无耻。他将贝姬视为玩物，利用自己的权势满足私欲，最终也因丑闻缠身而声名狼藉。

克劳利小姐则是吝啬与偏执的代表。她拥有巨额财产，却过着吝啬的生活，对他人充满猜忌与敌意。她将财富视为人生的唯一追求，却在临终前才意识到，财富无法带来真正的幸福。

这些次要人物虽然性格各异，但都被名利所束缚，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暴露了人性的弱点。萨克雷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刻画，全面地展现了19世纪英国社会的腐朽与堕落，也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二、社会批判：名利场背后的时代病症

《名利场》不仅是一部关于人性的小说，更是一部深刻的社会批判小说。萨克雷以犀利的笔触，揭露了19世纪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病，包括阶层固化、道德沦丧、金钱至上等，展现了名利场背后的时代病症。

（一）阶层固化：出身决定命运的残酷现实

19世纪的英国社会，阶层划分极为严格，贵族、中产阶级与底层民众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出身成为决定个人命运的关键因素，底层民众想要通过自身努力进入上流社会，几乎是不可能之事。贝姬・夏普的遭遇，正是阶层固化的典型体现。她才华横溢、聪明伶俐，却因出身卑微，始终无法获得平等的机会。即便她通过婚姻进入了贵族阶层，仍被视为“外来者”，受到其他贵族的歧视与排挤。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登・克劳利，他身为伯爵之子，即便毫无才华、品行不端，仍能凭借出身获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这种出身决定命运的残酷现实，使得整个社会缺乏流动性，底层民众看不到希望，只能在贫困与绝望中挣扎。萨克雷通过贝姬与罗登的对比，深刻地批判了阶层固化的不合理性，呼吁社会给予底层民众更多的机会与尊重。

（二）道德沦丧：虚伪与欺骗的盛行

在名利场中，道德成为最为廉价的商品，虚伪与欺骗成为人们生存的必备技能。为了追求名利，人们可以抛弃良知、背叛友情、出卖爱情，将道德准则抛诸脑后。贝姬・夏普为了攀附权贵，不惜欺骗朋友、背叛丈夫；乔治・奥斯本为了进入上流社会，不惜牺牲与艾米莉亚的爱情；斯泰恩勋爵为了满足私欲，不惜玩弄他人感情。这些人物的行为，充分展现了名利场中道德沦丧的现状。

萨克雷对这种虚伪与欺骗的盛行深感厌恶，他在小说中通过大量的讽刺与批判，揭露了这些人物的丑恶嘴脸。他认为，名利场中的人们之所以变得如此虚伪与自私，是因为整个社会都被金钱与地位所迷惑，道德观念被严重扭曲。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小说，唤醒人们的良知，让人们重新重视道德与品格的价值。

（三）金钱至上：物质欲望对人性的异化

19世纪的英国，伴随工业革命的推进，资本主义经济得以迅速发展，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在名利场中，人们对金钱的追逐达到了疯狂程度，金钱成为人们生活的唯一目标。为获取金钱，人们不惜不择手段，甚至牺牲自己的尊严与灵魂。

乔斯・塞德利为了财富，甘愿受贝姬欺骗；克劳利小姐为积累财富，过着吝啬的生活；斯泰恩勋爵凭借自己的财富，玩弄他人感情。这些人物的行为，充分体现了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对人性的异化。在金钱的诱惑下，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严重扭曲，真情、友情、爱情皆变得一文不值，仅剩下赤裸裸的利益交换。

萨克雷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刻画，深刻批判了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他认为，金钱虽重要，但不能成为人生的全部意义。倘若人们过度追求金钱，就会迷失方向，丧失人性的美好，最终沦为金钱的奴隶。

三、叙事艺术：创新手法与讽刺风格的完美契合

《名利场》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深刻的主题与鲜活的人物，还在于其独特的叙事艺术。萨克雷在小说中运用了多种创新的叙事手法，并结合辛辣的讽刺风格，使小说既具思想性，又具艺术性。

（一）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

《名利场》采用了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叙事者不仅能了解所有人物的言行举止，还能洞察他们的内心世界。这种叙事视角使读者能够全面了解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感受名利场的复杂与残酷。

叙事者在小说中常以“笔者”的身份出现，直接与读者交流，发表自己的观点与评论。例如，在小说开篇，叙事者便直接告知读者：“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是贝姬・夏普和艾米莉亚・塞德利，她们将在名利场中展开一场激烈的角逐。”这种直接与读者交流的方式，不仅增强了小说的亲和力，还使叙事者的观点更为鲜明，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二）辛辣的讽刺风格

讽刺是《名利场》最为显著的艺术特色，萨克雷以犀利的笔触，对小说中的人物与社会现象进行了无情批判。他的讽刺既涵盖对人物外貌与行为的讽刺，也包括对社会制度与道德观念的讽刺。

例如，在描写乔斯・塞德利时，萨克雷如此写道：“他身材肥胖，肚子如一个大皮球，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仿佛随时会摔倒。他的脸上总是带着一丝谄媚的笑容，令人看了心生厌恶。”这种对人物外貌与行为的讽刺，生动展现了乔斯・塞德利的懦弱与贪婪。

在批判社会制度时，萨克雷更为尖锐。他认为，19世纪的英国社会是一个“腐朽透顶的社会”，阶层固化、道德沦丧、金钱至上等弊病，使整个社会陷入了严重危机。他通过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对这些社会弊病进行了无情揭露与批判，呼吁社会进行改革。

（三）对比手法的运用

对比是《名利场》中常用的叙事手法，萨克雷通过人物之间的对比、情节之间的对比，突出了小说的主题与人物的性格。

贝姬・夏普与艾米莉亚・塞德利的对比，是小说中最为鲜明的对比。贝姬野心勃勃、不择手段，艾米莉亚温柔善良、单纯天真；贝姬在名利场中奋力攀爬，最终落得众叛亲离的结局，艾米莉亚在名利场中坚守自我，最终获得了幸福。这种对比不仅凸显了两人性格的差异，还深化了小说对人性与社会的思考。

此外，小说中还有诸多其他对比，如乔治・奥斯本与多宾的对比、斯泰恩勋爵与克劳利先生的对比等。这些对比使小说的情节更为曲折，人物形象更为鲜明，主题更为深刻。

（四）情节的完整性与连贯性

《名利场》的情节设计十分巧妙，具有很强的完整性与连贯性。小说以贝姬・夏普与艾米莉亚・塞德利离开寄宿学校为开端，以两人的人生结局为结尾，中间穿插了她们的爱情、婚姻、家庭等一系列情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链条。

小说的情节跌宕起伏，充满悬念与转折。贝姬的攀爬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她多次遭遇挫折与失败，却总能凭借自己的才智与手段化险为夷；艾米莉亚的人生也充满磨难，她经历了丈夫的背叛、家庭的变故，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善良与真诚。这些情节的转折与起伏，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还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主题更为深刻。

四、结语：超越时代的文学价值与思想内涵

《名利场》作为萨克雷的代表作，自问世以来，便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赞誉。这部小说不仅深刻揭露了19世纪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病，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还在叙事艺术上进行了大胆创新，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在当今看来，《名利场》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尽管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名利场依然存在，阶层固化、道德沦丧、金钱至上等问题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困扰着我们的社会。贝姬・夏普与艾米莉亚・塞德利的故事，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深刻启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我们应坚守自己的良知与底线，不为名利所诱惑；我们应重视道德与品格的价值，追求真正的幸福与自由。

萨克雷在《名利场》中告诫我们，名利场是一个虚幻的世界，那些追求名利的人，最终都将成为名利的牺牲品。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与地位。 而在于具备真挚的情感、高尚的品行以及独立的人格。此思想内涵，让《名利场》突破了时代的局限，成为一部永恒的文学经典。

综上，《名利场》是一部融合思想性、艺术性与现实性的文学佳作。它凭借深刻的社会批判、鲜活的人物形象、独特的叙事技艺，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斥着欲望与挣扎的名利世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面用以反思人性与社会的镜子。在未来的时光中，这部小说仍会被人们广泛阅读与研究，其文学价值与思想内涵也将持续被发掘与传承。 

车向斌，汉族，1967年生，大学学历，陕西省潼关县人。1992年结业于鲁迅文学院。当过报刊记者、编辑等职，现供职于陕西某报社。1993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各类作品200万字。主要文学作品有：短篇小说《小张的爱情》《郭二牛的爱情小差》《缝穷的女人与她的官儿子》《毫州人“出口”那些事》《爱神的裁决》《秋日沉思》《过继》《二球》等；中篇小说：《优秀的“坑儿”》《卤肉西施》《为您添彩》《潼关烧饼进大城》。2023年5月出版中篇小说集《优秀的“坑儿”》。现为渭南市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职工作家协会理事。

2022年，中篇小说《优秀的“坑儿”》获首届世界华文小说奖。

                   (审核:武双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