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石上史书

                                      李千树

        中华大地，碑石林立，如一部部石砌的史书，默然矗立于天地之间。它们不是冰冷的顽石，而是文明血脉的载体，是时光凝固的史诗。

        由于家族的渊源和传承，祖宗们的庇荫，我曾有幸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亦曾游走和瞻仰过不少碑林，得瞻过许多著名碑林的宏大风采。

        从西安到曲阜，从邹城到郏县，一座座碑林，便是华夏记忆最为坚硬的骨骼。其总数虽难以精确统计，然著名者或不下数十处，它们共同编织成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民族心灵史。

        这些碑林的形成，多非一朝一日之功，而是历经数代甚至千余年的积累、保护与传承。它们或始于官方尊崇，或源于后人追慕，其背后，无不涌动着一种深沉的历史自觉与文化守护的激情。

        西安碑林，肇始于唐末五代，为保存《开成石经》等珍贵刻石而初具形态，至北宋元祐二年（1088年）迁置于今址，历朝增补，终成规模宏富的“金石宝库”。这里矗立着《石台孝经》的雍容典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文明交融之证，以及颜筋柳骨的法度森严。它如同一位渊博的史官，以大大小小八千余方碑石，系统地保存了儒家经典、中外交流与书法艺术的煌煌谱系。

        山东曲阜孔庙碑林，则与至圣先师血脉相连。其核心《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等汉碑，乃是汉代尊孔崇儒的“石上档案”，记录着国家祭祀孔子的典章制度。这些碑刻，古拙雄浑，是汉隶的巅峰，更是后世探寻儒家政治理想与礼乐文明的“原典”。它们的存在，使曲阜不独是思想和教化的圣地，亦成为金石学的朝觐之所。

        与曲阜毗邻的山东邹城孟庙碑林，围绕着亚圣孟子而展开。其中元代所刻《先师亚圣邹国公孟子庙记》等碑，详述孟子生平与学说要义。此间碑石，虽不若曲阜汉碑之古，却以其对“民贵君轻”思想的铭刻，“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豪迈，为儒家道统中那股刚健的民本气息，立下了不朽的见证。

        河南郏县三苏祠碑林，则是为纪念宋代文坛巨擘苏洵、苏轼、苏辙父子而建。此处虽以明清碑刻为主，然其中摹刻的东坡法书，如《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笔意酣畅，神采飞扬，将文学、书法与士大夫的洒脱性情熔于一炉。它仿佛一座露天的“宋人意趣”博物馆，让人得以触摸那个文化巅峰时代的脉搏与温度。

        游走在这些石书碑林之间，综览这些字海碑林，其共同特点，在于它们皆是“为往圣继绝学”的物质化身，是集历史、文学、书法、镌刻于一身的综合艺术。它们超越了简单的记事功能，成为文化信仰与集体记忆的不朽圣殿。

        然而，它们又各具风神。西安碑林，如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气象宏大；孔庙碑林，则似一部庄严的“制度法典”，古意盎然；孟庙碑林，更像一位执着的“布道者”，守护着思想的锋芒；三苏祠碑林，则如一卷飘逸的“文人长卷”，尽显才情与性灵。将它们并置赏析，汉碑的朴茂雄浑，唐碑的法度庄严，宋碑的意态潇洒，便如不同时代的呼吸与心跳，清晰可辨。

        这些矗立千年的碑林，其价值早已溢出金石学的书斋。它们是后世书法艺术取之不尽的源泉，颜真卿的《多宝塔碑》成为无数学书者的楷模，汉隶的波磔则滋养了无数大家。它们更是历史研究的“地下出土文献”之外，最为可靠的“地上文献库”。欧阳修、赵明诚等人的金石著录，无不从中汲取着养分。

        在文化传承的链条上，碑林是至关重要的固化环节。试想若无西安碑林，多少唐代名碑早已湮没于战火；若无曲阜汉碑，我们对汉代儒学的理解将失去多少坚实的支点。它们以一种近乎永恒的物理形态，抵抗着时间的侵蚀，确保了文化核心的稳定与延续。

        及至当今，当我们穿行于这些碑林之间，端详着其古朴庄严的面貌，抚摸着其凉意爽滑的碑面，指尖仿佛能触到历史的纹理。它们不仅是人们旅游观赏的对象，更是民族身份认同的文化坐标。在全球化浪潮与信息爆炸的今天，这些沉静的碑石，以其无比的定力，提醒着我们“我是谁，从何处来，向何处去”。那石花斑驳间，不仅是古代工匠的斧凿之痕，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向未来传递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它告诉我们，有些价值，值得以最坚硬的材料、最精心的技艺，刻写下来，传诸久远。正如科幻作家刘慈欣所言，或许这些刻凿于石上的文字与文明，较之刻录于电脑优盘里的电子档案更为久远和靠谱，只要地球不毁灭，宇宙不崩溃，它们就是永远永远的永恒存在！

        这，便是世上碑林无声的教诲，也是它们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2025年11月12日晨于济南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