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号角从来不是简单的乐器，而是凝聚民族精神的声觉图腾。长篇叙事诗《号角》以人民音乐家聂耳的生命历程为经，以《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为纬，编织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不仅是对一位音乐家的深情追忆，更是对号角在中华民族精神坐标中的深度解读。
1935年7月，聂耳溺亡于日本鹄沼海滨，噩耗传来，郭沫若在《悼聂耳》中写下“聂耳呀，我们的乐手，你永在大众中高奏，我们在战取着明天，作为你音乐报酬”，这首悼词不仅是个人哀思，更是对聂耳及其音乐作为战争号角的宣告。在民族存亡之际，聂耳作品的每一个音符都化作射向敌人的子弹，每一个节拍都成为鼓舞士气的战鼓，召唤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聂耳的音乐作品奏响的不仅是集结号，更是唤醒整个民族的战争号角，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义无反顾抗日的决心。“那为抗日而归国的脚步，那关山度若飞的盼望，那直插云天的理想，那高高举起的刀枪，蕴含多少改天换地的力量？”在《号角》里，连“动人心肠”的《梅娘曲》，也“成为山的脊梁、天的胸膛”，燃烧着“熊熊的火光”。
以聂耳和国歌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众多，但《号角》是第一部以长篇叙事诗的艺术形式表现的作品，并在“小引+诗章”的双层文本中完成史诗性重构。《号角》在艺术上的融合，首先体现在抒情与叙事的有机结合。作品打破了传统叙事诗重史轻诗的局限，采用“以史为骨，以诗为魂”的创作方法。在描写聂耳创作《铁蹄下的歌女》时，作者将寒夜中的琴声比作“五线谱上跳动的火焰”，使历史场景升华为诗性意象。这种既忠实于史实又赋予诗意的写法，为“讲好聂耳和国歌故事”开辟了新路径。
优美与崇高的辩证统一是作品的另一特色。诗中描写九九音乐社练琴的场景：“聂耳的小提琴声声如诉，曼陀铃的声音细腻而又婉转”，其唯美意境与后文“它们用黄钟大吕的声音启迪聂耳——用音乐，将这世界改变”的壮烈意象形成强烈对比，完美再现了聂耳音乐中柔情与刚毅并存的特质。这种艺术处理既展现了聂耳作为艺术家的优美和丰富，又彰显了其作为革命者的崇高与坚定。
作为一部长篇叙事诗，《号角》还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其价值内核与新时代思政教育的要求高度契合。诗歌以“音乐基因”的隐喻阐释了文化自信的深层内涵。“云南花灯和滇戏具有无边的张力，让聂耳早早走出来个人恩怨，让他的音乐有了广阔天地”。诗人将聂耳采集的云南民间音调与《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演进，比拟为民族文化基因的现代性转化，暗示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完成了从乡土情怀到国家认同的价值升华。
《号角》巧妙地以23章结构对应聂耳23载生命，但它的深层价值，在于当读者在诗行中同时听见历史的回声与现实的共鸣时，聂耳23岁的生命就在这声波的共振中获得了永恒。在这个意义上，《号角》不仅是对过去的追忆，更是对未来的召唤，正如《号角》的后记“聂耳，不止是雕像”提醒的一样：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聂耳的音乐精神永远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源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漫漫长路上，真正的文明之光不会因地域而隔阂，不会因语言而阻隔，那些最深刻的人类情感，终将在艺术的圣殿中找到永恒的共鸣。
“你是长着‘四只耳朵’的人，你一定能听到这宇宙之声！”号角是战歌，也是凯歌；《号角》是现在的纽带，也是未来的希望。
（作者为玉溪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玉溪市聂耳和国歌研究会会长）
（《人民周刊》2025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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