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咸丰年间，恩平人梁元桂出任台澎兵备道兼提督学政，身为二品官员的他，成为台湾地区最高领导者。治台期间，梁元桂有胆有识、政绩卓著，而其慧眼识才、力助寒士的佳话，更载入史册，流传至今。

       彼时台湾台南有一才子陈望曾（1853—1929），自幼聪慧过人、才华横溢，却因出身寒微，无力支撑科举求学之路，屡屡在仕途门槛前受挫。梁元桂在考察台湾地方人才时，偶然发现了这位被出身埋没的璞玉，认定其兼具真才实学与济世之志，绝非池中之物。不以贫富论贤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梁元桂，当即决定鼎力扶持：不仅拿出自己的俸禄资助陈望曾继续攻读，更将其招至麾下，让他参与军政要务，在实践中悉心指导、锤炼才干。

      在梁元桂的倾心栽培下，陈望曾不负所望，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高中进士，自此踏上仕途。他后来辗转活跃于广东地区，历任要职，最终官至二品，而其光绪二十八年出任广州知府期间的政绩，尤为世人称道。1908年9月，清廷设立广东劝业道，统管全省农工商业及交通事务，时任广州知府的陈望曾受命主理此事。他上任后率先创办官立蚕业学堂，继而牵头筹建农事试验场——彼时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农学博士的唐有恒、留学英国专攻化学的刘寅学成归国，陈望曾当即力邀二人加盟，分别负责农事试验场筹办与附设农业讲习所事务。唐有恒选定广州东门外鸥村（今区庄）犀牛片右侧为场址，并购地98亩，印尼华侨张振勋亦捐地80亩，合计178亩作为基业；同年10月，农业讲习所正式成立，这不仅是广东第一所近代高等农业学校，更成为华南农业大学这所百年名校的最早奠基石，为广东现代农业科技培育了首批拓荒者。1929年陈望曾逝世后，其墓葬与碑文留存于台湾保安宫等地，无声见证着这位寒门出身的官员一生的家国担当与民生贡献。

      世人常叹：若当年梁元桂未赴台任职，若陈望曾未遇这位伯乐，能否有后来的仕途辉煌与民生建树？历史虽无假设，但可以肯定的是，梁元桂的识人之明与扶才之诚，为陈望曾的人生点亮了关键一程。而陈望曾终以卓著政绩回报知遇之恩，既成就了自身，也为恩师的识人之名增添了熠熠光彩——这份双向成就的佳话，恰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知人善任”与“士为知己者用”精神的完美契合。

       梁元桂的识才之道，绝非一时兴起的善举，而是植根于其“以才兴邦”的治理理念。在封建等级森严、门第观念根深蒂固的晚清，他打破“上品无寒门”的桎梏，以俸禄助学、以实务育才，将个人赏识转化为实打实的扶持，这种魄力与胸襟，在当时尤为难得。而这份识才、爱才、助才的品质，不仅让陈望曾这颗蒙尘明珠得以发光，更形成了良性的人才传导效应——陈望曾身居高位后，效仿恩师之举，力邀唐有恒、刘寅等归国英才共建实业与教育，将“唯才是举”的理念延续传递，最终催生出华南农业大学的前身，为广东乃至华南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从台湾到广东，从梁元桂到陈望曾，这段跨越海峡的人才佳话，其意义早已超越个人仕途的成功，而成为一种精神符号。它印证了人才对于时代发展的核心价值：一位有远见的领导者，一次不拘一格的赏识，一份雪中送炭的扶持，足以让个体才华转化为推动区域进步的强大力量。梁元桂治台时的识才之举，间接滋养了广东近代农业教育的萌芽；陈望曾在广州的为政实践，又让恩师的人才理念得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种跨越地域与时空的影响，正是“慧眼识才”最珍贵的价值所在。

      放到今天，这段历史仍具深刻的现实启示。在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梁元桂“不看出身看真才，不重虚名重实干”的选人标准，“既扶上马，更送一程”的育才智慧，依然值得借鉴。无论是为政者选拔贤能、企业招揽英才，还是学术领域培育后学，唯有摒弃门第、资历等偏见，给予人才平等的机会与成长的土壤，才能让更多有识之士脱颖而出，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的洪流。而那些愿意为人才“搭梯子、铺路子”的“伯乐”，不仅能成就他人，更能为社会进步、国家发展汇聚起源源不断的智慧与力量——这便是梁元桂与陈望曾的故事，留给我们跨越百年的珍贵启示。

      冯创志，曾任恩平报社社长、总编辑，恩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恩平市贸易局长，恩平市外经贸局长，恩平市发改局长。退休后至今被聘为中央和省驻江门记者协会高级顾问;恩平市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恩平市冯如文化研究会创会第一副会长。2015年被中国创新管理研究院聘为客座教授;国内多家主流媒体专栏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