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作者/谈南说北
在福建民间，开漳圣王陈元光的故事家喻户晓，如同一首激昂的史诗，诉说着英雄的传奇。相传，陈元光，这位光州固始的热血青年，在唐朝高宗年间，随父陈政踏上了平定闽粤匪寇与蛮獠的征程。彼时的闽粤，深林山地中潜藏着不安定因素，匪寇时常肆虐，蛮獠啸聚一处，百姓苦不堪言。陈政以归德将军之职，率领着数千府兵，带着 87 姓（一说 58 姓）的将士，从仙霞关入闽，拉开了平乱的序幕 。
陈政死后，陈元光继承父志，历经三年浴血奋战，终于平定东南。此后，他在漳州这片土地上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教育，将中原先进文化与工艺引入闽地，还以身作则，迎娶蛮獠女子，促进民族融合，为漳州的诞生与发展立下不朽功勋。景云二年，陈元光在再次出征平叛中，遭蛮贼伏击，力战而亡。他的英勇事迹和卓越贡献，让漳州百姓感恩戴德，为其建庙祭祀，尊其为 “开漳圣王”。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元光的神格不断提升，从唐代的 “临漳侯”，历经北宋 “忠泽公”，到南宋被加封成 “灵应昭烈广济王”，明朝敕赠 “开漳陈圣王” 。
而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 年）追封开漳将士八十七姓的故事，更是为这段历史增添了一抹神秘而动人的色彩。百姓们口口相传，怀念着这些古代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功绩仿佛化作了永不熄灭的火焰，在民间信仰的天空中熠熠生辉。然而，当我们翻开福建史志，特别是与开漳圣王传说紧密相关的核心文献 ——《漳州府志》，却发现这些流传甚广的故事背后，隐藏着诸多模糊与牵强之处，犹如迷雾笼罩，让人不禁对追封真相产生了深深的质疑。那么，在这传说与质疑的碰撞中，真实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
《漳州府志》中关于绍兴二十年追封事件的记载，为我们探究这一传说的真实性提供了关键线索。万历元年（1573 年）《漳州府志》记载：“唐总章二年，泉潮间蛮獠啸乱，民苦之，佥乞镇帅以靖边方，朝廷以政刚果有为，谋猷克慎，进朝议大夫，统岭南行军总管事，出镇绥安。漳州府志上记载，陈政陈光元父子部属的信息如下：马仁、李伯瑶、欧哲、张伯纪、沈世纪以上五人俱为营将，黄世纪、林孔著、郑时中、魏有仁、朱秉英、以上五人，俱军谋祭酒，卢、刘、徐、欧、沈、张、廖、汤、郑、李、周、戴、柳以上俱是府兵校尉。陆明、苏道、欧阳传惠、司马仲章、杨永、詹英、会仲规、萧润尔、胡贤、赵瑞蔡彧、张来、叶清、颜伯矩、柯敦颐、潘节、钱仲先、魏仁溥、郑业、余良、朱参、罗幼邻、姚廉洁、余克、郑惠、汤公简、韩器、吴弼、王华、陈叔章、王一忠、张本仪、林走非、陈马、詹次孙、梁文、何德、方子重、俱为府兵队正（相当于现在的连长或排长）古代武职中的“营将”通常对应现代军队中的营级干部。
（一）漳州府志上记载：“而陈氏家谱，宋绍兴二十年封册。”这句话的释义是：相关宋绍兴二十年追封陈政陈光元父子为王，追封漳州八十七姓为昭德将军的传说，连被人捧为权威性典籍的《漳州府志》也是从民间的《陈氏宗谱》上抄摘下来的，而不是从前朝官方典籍中获得。
（二）漳州府志上还记载：“更有陆明等以下六十五合、合一百三十之数，尚多阙焉，顾前志俱不载。”这一句古文翻译成现今白话文的释义是：“此外还有陆明等人以下的六十五个‘合’，合计共一百三十人的名字，但其中还有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而陈政陈元光率这些人到福建地区平乱的事情，从前的史志里都没有记录这些情况。”
（三）漳州府志上更记载：“开创之初，州属官制未定，诸君事迹莫稽，姓名幸存，存其姓名可也。”这一句古文翻译成白话文释义是：政权创立初期，州里下属官员的制度还没确定，各位先人的事迹无从考证，只有姓名留存了下来，只记录他们的姓名就可以了。
令人遗憾的是，《漳州府志》中关于绍兴二十年追封事件的记载，其来源并非直接来自官方正史或权威典籍，而是引自陈氏家谱 。这一来源使得追封事件的可信度受到了诸多质疑。在宋代以前，中国社会等级制度森严，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家谱的编纂被严格限制在官方手中，只有皇室、贵族和官僚阶层才有资格编纂家谱，且必须经过朝廷的批准和监督 。普通人私自修谱被视为对官方权威的挑战，是严重的 “犯上” 行为，因为在当时的观念里，家族的世系和荣誉是由祖先决定的，私自修谱可能被认为是对祖先的不敬和背叛，还可能引发家族内部的纷争和矛盾 。
直到宋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家谱编纂才逐渐从官方走向民间。但即便如此，在宋代，修谱仍然是一项相对谨慎的活动，且受到诸多限制 。而到了明代，距离唐代已有七八百年之遥，时间跨度如此之大，使得许多历史资料已经散佚不存 。此时，明代人所修的家谱，对于前朝历史事件的记载，其准确性和可靠性难以保证 。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唐代官方史书中未曾记录，宋代官史也未提及的事件，明代家谱中的记载更像是一种传说或臆测 。
以绍兴二十年追封陈政父子为王及追封闽地八十七姓为昭德将军的事件为例，连前朝官方史书都未记载，明代的《漳州府志》却从民间陈氏家谱中引用这一事件，这无疑大大降低了其可信度 。在缺乏同时代官方文献资料证实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将这些记载当作确凿的历史事实 。因此，《漳州府志》中关于追封事件的记载，虽然在民间文化传承中具有重要意义，但从严谨的历史考证角度来看，其可信度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
在封建王朝的政治体系中，爵位的册封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它不仅仅是一种荣誉的象征，更是与官员的政治地位、权力大小紧密相连。“王” 作为封建王朝中最高等级的爵位，其册封对象往往是那些为国家立下了卓越功勋、对王朝的稳定和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人物 。皇族后裔因其特殊的身份，常常被赐予王爵，以彰显皇室的尊贵与威严。而对于非皇族的 “异姓王”，他们的册封更是慎之又慎，通常只有在王朝面临重大危机，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来稳定局势，或者某些人在军事、政治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时，才有可能获此殊荣 。
以汉朝为例，刘邦在建立汉朝的过程中，为了拉拢各方势力，共同对抗项羽，先后册封了齐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韩王信等多位异姓王 。这些人在楚汉战争中，或是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或是占据着重要的战略要地，他们的支持对于刘邦最终赢得天下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而，即便如此，刘邦在政权稳定后，也对这些异姓王心存忌惮，逐步采取措施削弱他们的势力，以确保刘家天下的长治久安 。这充分说明了异姓王册封的谨慎性和重要性，也反映出 “王” 爵在封建王朝中的崇高地位和特殊意义 。
再看陈政、陈元光父子，他们在唐朝的官职体系中，只是普通的武将。陈政官拜归德将军，这一职位属于武人体系，从三品以下，排在第七位 。在唐朝的军事体制中，这样的官职虽然在军队中有着一定的职责和权力，但与能够被册封为 “王” 的高级官员相比，地位相差甚远 。陈元光则是凭借父亲的恩荫继承了职位，按照古代的官职传承惯例，子承父荫的职位通常不会高于父亲，所以陈元光的职位也不可能超越从三品 。这样的官阶，在整个官僚体系中，只能算得上是中层官员，与 “王” 爵所代表的高度和荣耀相去甚远 。因此，从封建王朝的册封制度和他们的实际官阶来看，追封陈政、陈元光父子为王，显然与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现实严重不符，存在着极大的不合理性 。
在唐代的军事体制中，府兵队正这一职位处于军队层级的底层，以方子重等人为例，他们作为府兵队正，其地位之低微在整个官僚体系中显而易见 。在当时，队正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连长和排长，负责管理一小部分士兵，执行上级下达的具体军事任务 。他们所追随的顶头上司 —— 校尉，都在隋唐时期只定例为武散官低品官号，唐、宋、元、明时期为六品以下，清时只限于八九品 。由此可见，校尉本身就是地位低下的军官，而队正作为校尉的下属，而方子重只是陈元光下属的下属，平时和陈元光握手的机会都没有，其地位更是不值一提 。
在那个时代，比府兵队正级别更高的人物数不胜数。历史上众多伟大的武将，他们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辉煌的战绩，一步步晋升，官位远远超过了普通队正的层级 。例如，唐朝的李靖，他南征北战，为唐朝的统一和边疆稳定立下了不朽功勋，官拜尚书右仆射，封卫国公，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和军事统帅 。与李靖这样的高级将领相比，府兵队正的地位简直是天壤之别 。
那么，宋朝朝廷是不可能给队正这些低级军官追授将军——这样要靠无数丰功堆积出的荣誉。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在整个官僚体系中，高级职位的空缺是极为有限的，它们往往被那些在政治、军事等领域有着突出表现和深厚背景的人所占据 。追封官职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包括功绩的大小、对国家的贡献程度、家族的影响力等等 。对于这些底层军官队正来说，虽然他们在平乱和建设漳州的过程中也付出了努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与高级将领相比，他们的功绩相对较小，难以达到追封 “昭德将军” 这样高级头衔的标准 。而且，追封官职还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政治资源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朝廷自然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国家有着更为重要作用的人物 。因此，从实际情况来看，宋朝朝廷为这些底层军官追封 “昭德将军” 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
当我们深入探究陈政父子及相关事件的历史记载时，会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唐代官方史书和宋代官史对他们的事迹竟然只字未提 。唐代，距离陈政父子入闽平乱的时间最为接近，官方史书理应详细记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陈政父子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做出的贡献 。然而，在现存的唐代官方史料中，却找不到任何关于他们的记载，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同样，宋代作为唐代的后继朝代，在整理和编纂前代历史时，也没有将陈政父子的事迹纳入官史之中 。这就意味着，在当时的官方认知中，陈政父子的事迹可能并不被认为具有足够的重要性，或者是存在着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导致他们的历史被遗漏 。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代晚期的《漳州府志》却对陈政父子及追封事件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 。这种时间上的巨大跨度和记载上的差异，使得《漳州府志》的记载可信度受到了严重的质疑 。明代距离唐代已有七八百年之遥，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历史资料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乱、天灾、人为破坏等因素的影响，许多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已经失传或被篡改 。明代人在编纂《漳州府志》时，所能依据的资料大多来自于民间传说、家族族谱等非正式渠道，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
而且，在缺乏同时代官方文献资料证实的情况下，《漳州府志》中的记载更像是一种传说或臆测 。历史研究强调证据的重要性，只有通过确凿的证据和严谨的考证，才能还原历史的真相 。对于陈政父子及追封事件，如果没有唐代和宋代官方史书的支持，仅仅依靠明代的《漳州府志》来认定其真实性，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这种历史文献的缺失与矛盾，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追封事件真实性的怀疑，也让我们更加谨慎地对待这些历史记载，不轻易相信没有充分证据支持的传说 。
通过对《漳州府志》中绍兴二十年追封事件的深入探讨，我们如同在历史的迷雾中探寻真相，却发现诸多疑点与不确定性 。追封陈政、陈元光父子为王，以及追封八十七姓为昭德将军的传说，虽然在民间广为流传，承载着百姓对开漳先驱者的深厚情感与敬仰，但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却缺乏确凿的证据支撑 。
从官阶与封王的矛盾来看，陈政、陈元光父子的官阶仅为中层军官，远未达到封建王朝册封 “王” 爵的标准，追封他们为王与当时严格的册封制度相悖 。底层军官追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府兵队正只是作为底层兵头，在历史上比他们级别更高的人物众多，宋朝朝廷为其追封 “昭德将军” 这样高级头衔的可能性极小 。而历史文献的缺失与矛盾更是让追封事件的真实性大打折扣，唐代官方史书和宋代官史对陈政父子及追封事件均无记载，明代《漳州府志》的记载却引自民间陈氏家谱，在缺乏同时代官方文献证实的情况下，其可信度令人质疑 。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绍兴二十年追封事件很可能只是一段美好的民间记忆，是百姓在口口相传中对英雄人物的神化与缅怀，而非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 。这也提醒我们，在对待历史传说时，必须保持谨慎的态度，不能盲目轻信，而应依据可靠的史料进行判断 。历史研究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求证的过程，只有通过严谨的考证和分析，才能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其本来面目 。在面对类似的历史传说时，我们应秉持科学的精神，深入挖掘史料，进行多方面的比对和研究，以避免将传说与历史混淆，从而更好地传承和理解历史文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