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
远山
这两天我又开始烦躁了。四天后，我要做第二次的左眼白内障手术。
十月二十四号我做了右眼白内障手术。我对麻药不敏感，术前滴麻药，我要求护士多滴几滴，那位身材高挑的年轻女护士满口答应，可只滴了两滴，我不知其他人滴几滴，因此心里不踏实。
心想在这个托关系、靠人情的社会，与人家不认不识，凭什么多滴几滴？她答应得痛快，算是给我面子。一个大男人有苦有难还得自己去抗。
进入手术室，我见那位主任医师举起戴着薄薄塑胶手套的双手，站在手术台前。
他个子很高，皮肤白净，头发稀疏，一双细长的眼睛，在无框的镜片后熠熠放光。从他长相看，好像蒙族人，他外观气质像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学者型医师，只是表情有些冷漠。我知道那是外科医生的通病，就像警察那张脸，永远是阴沉可怖，拒人千里之外，一双眼贼溜溜的，看谁都像罪犯。那就是职业病。
我在医院走廊里，看见三个男人找他，他们关系很熟络似的，个个笑容可掬，拍拍打打，这与他的学者身份不太相称。由此可见，人是个多面性的复杂动物。通过他们的热络交流，背后指不定有什么肮脏的交际。如今社会，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卑鄙无耻的专家学者还少吗？
就说他吧，术前在为患者检查眼时，他一直在不失时机地旁敲侧击患者做飞鸟激光手术，这种手术费用很高，他那么推崇，难道是为患者吗，跟他的切身利益没关系吗？鬼才信！当一位四方大脸风韵犹存的女人正拿不定主意，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竟然皮笑肉不笑地说，价钱患者说了算。我站在一旁，看他那副口不应心的样子，觉得他好虚伪。在为我检查时，说我年纪还轻，应该做飞鸟激光手术，我直接怼他说，我做普通式手术。他的脸色立刻暗了下去。
还有好多七八十岁的患者，要换双焦甚至多焦晶体，当然这无可厚非，可我还是想说，还不知活多少年，换那么高档的晶体作甚？当然了，人有钱就任性，谁也不好说别的，自己高兴就好。有钱换日本或德国产的人工晶体，有何不可，根据自身经济状况，换什么自己说了算。
我也是托人联系他的，我跟他说，我对麻药不敏感，希望给我再滴几滴麻药，他说，没问题。可手术时，我还是感觉疼痛，因此，眼睛不由自主眨动，他竟不耐烦地斥责我说，你眼总这么动，我怎么手术？你还不如十几岁的孩子呢！听他这么说，我觉得受了侮辱，他先前文质彬彬的学者形象在我心目中立刻坍塌了。我深深吸口气，努力睁大右眼，赌气似地盯住他看。
我知道，在这个人情社会，没有关系或者关系不硬，没人会把你当回事，只有自己硬抗。
据说西方民主国家，手术室会放让人放松的音乐，手术时，大夫会因人而异，跟患者慢声细语地聊天，目的是缓解患者的精神压力。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听说而已。
不过术后，视力大增，可谓天差地别。我换的还是国产人工晶体，若换作日本或德国晶体，不知会清楚到哪去。有时候，还是外国的月亮圆，这不是崇洋媚外。我们的技术还是有差距的，不得不承认。首先要勇于承认，才有赶超的动力，一味得毫无原则得自大排外，那是愚蠢可笑的，那不是爱国主义。
有了第一次手术经验，四天后的第二次手术，我应该不会紧张过度了。我会咬咬牙硬挺着，我不会跟那个主任医师说废话了，我知道，仅凭人情介绍，屁用不顶，不就十几分钟的手术吗？就算为自己今后看得更清楚，咬咬牙值了。
不过对于疼痛，我还是心有余悸。毕竟用刀在角膜上割道口。由此我联想到地下党，他们为了信仰，被严刑拷打，竹签穿甲、火烙烤肉、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哪是人遭的罪呀！若他们地下有知，看到曾为之奋斗牺牲的党腐败成这个样子，不知有何感想，情何以堪？我是当不得地下党的，遭不起那个罪，我也不想在若干年后，胜者王，败者寇，没意义。我还是顾及眼下的手术吧，刀子割肉能不疼吗？割谁谁疼，别吹牛皮，只是有的人抗受力强些，有的人弱一大截。而我就是那一大截中的。
所以说，人老了别有病，患了病，只有自己去应对，没人帮得上忙，尤其平民百姓。
疾病和死亡，谁都得面对，赶上了，避不开，只能硬着头皮走到底。但愿四天后的手术，上帝会减轻我的疼痛。
2015年11月4日
写于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