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恩平籍二品官员梁元桂出任台澎兵备道与提督学政的十年任期内，史册中曾记载下一段颇具远见的用人佳话——以胆识启用“鬼才”，以严管砥砺品行，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此事虽已逾百年风霜，其蕴含的用人智慧与治理哲学，至今仍闪耀着现实光芒，给人以深刻启迪。

      梁元桂的三伯梁世黻，曾历任云南禄劝县知县，其长兄梁世煌亦为道光丁酉科乡试举人，可谓出身仕宦世家、书香门第。梁世黻自幼便显露过人天赋，思维如电、言辞锋利，时有惊世之论，素有“鬼才”之誉。然而，这般才情却未全然用在正途，他自恃才高八斗，常流连于酒肆茶馆之间，沉湎宴饮游乐，任才华在闲散中消磨。

      梁元桂深知，这般“鬼才”若弃之不用，便是国家与社会的损失；然若放任其随性而为，非但难成大事，更可能累及声名、滋生祸端。于是，他力排顾虑，破格委任梁世黻担任台湾誊录要职，同时令其协助科举评卷，将其才华置于可为公效力的平台之上。更难得的是，梁元桂并未因亲属关系而疏于管教，反倒以“防微杜渐”的清醒，时时对梁世黻谆谆教诲，句句切中要害，处处加以约束监督。彼时的梁世黻或许偶有不适与抵触，却终究在这份严管与引导中收敛了心性，未再重蹈旧辙。最终，他收敛锋芒、潜心任事，不仅彻底脱胎换骨，更在为官之后政绩卓著，成为名副其实的栋梁之才。

       梁元桂此番“教治鬼才”的事迹，于当下而言更具镜鉴意义。纵观古今，“鬼才”从不鲜见——他们往往思维跳脱、行事出其不意，能于困局中破局，于常规中创新，蕴藏着惊人的创造力与执行力。但与此同时，这类人才也多伴有明显的“短板”：或恃才傲物、疏于律己，或性情乖张、难以约束，令管理者陷入“用之怕惹祸，弃之太可惜”的两难境地。而梁元桂“既大胆任用，又从严监管”的实践，恰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宝贵范式。

       回溯历史，善用“鬼才”且辅以约束者，多能成就一番伟业。三国时期的郭嘉素有“奇谋鬼才”之称，他思维诡谲、预判精准，却不拘常规、行事放达。曹操独具慧眼，力排众议将其纳入麾下，既赋予他“不拘小节”的行事空间，让其能自由施展谋略——官渡之战前以“十胜十败论”稳定军心，预言“孙策必死于刺客之手”，临终前更留下“遗计定辽东”助曹操不费一兵一卒平定北方；又以君臣相知的信任加以引导，始终将其谋略导向“兴邦定国”的正途，最终成就“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的佳话。另一位三国谋士贾诩被誉为“算无遗策”的奇才，早年虽有“第一毒士”之称，所献计谋狠辣直接，却在投靠曹操后，因曹操的严明规制与精准用度，其谋略转而成为曹魏稳定的重要助力，不仅助曹丕夺得太子之位，更在关键决策中屡献良策，最终以77岁高龄善终，成为乱世中的“生存赢家”。此二人的际遇，恰印证了梁元桂“用之有方、管之有法”的用人逻辑。

      反之，对“鬼才”放任自流、失于约束者，往往酿成国家祸端。春秋时期，郑庄公之弟共叔段颇有才干，却心怀异心、骄纵跋扈。郑庄公明知其野心，却因亲情牵绊与“待其自毙”的权谋算计，长期对其扩张势力的行为听之任之，既不加以管教，也不予以约束，最终导致共叔段举兵叛乱，虽被平定，却让郑国陷入内乱，国力大损，留下“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历史警示。唐玄宗时期的李林甫，精通权术、善揣上意，堪称朝堂“鬼才”，但其才全用于专营私利、排挤异己。唐玄宗对其“治国之才”过度依赖，却对其奸佞行径视而不见、失于监管，最终让李林甫独揽大权十余年，导致朝政腐败、人心离散，成为安史之乱的重要诱因，直接促成唐朝由盛转衰。这些教训深刻表明，“鬼才”若脱离了公心的指引与制度的约束，其才华便会异化为祸国殃民的利器。

      笔者认为，梁元桂对待“鬼才”的智慧，首要核心在于锚定“为公为民”的根本立场。一切用人之举，皆以服务国家、造福百姓为前提与标尺。脱离了这一根本，再出众的“鬼才”也会沦为祸端，其所谓的“鬼点子”越多，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便可能越大。这正是对“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千古用人准则的生动践行——才华是成事之基，而德行与公心，才是掌舵之舵、立身之本。

       其次，梁元桂的实践深刻诠释了“严管即是厚爱，雕琢方得成器”的道理。对于那些身怀绝技却在品行、习性上存有瑕疵的人才，绝不能因“才”废“管”，亦不可因“瑕”弃“玉”。正如璞玉需历经切磋琢磨方能焕发光华，“鬼才”也需在严格的要求与持续的教育中，褪去浮躁、校正偏差，方能将天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作为。放任自流的纵容，只会让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让千里马最终困于泥潭；唯有严管与引导并行，方能助其扬长避短，真正实现价值最大化。

      更为可贵的是，梁元桂的用人智慧绝非局限于亲疏之别，而是秉持“唯才是举、一视同仁”的胸襟。对亲属梁世黻，他铁面无私、从严管教；对非亲非故的寒门贤才，他亦能独具慧眼、倾力提携。史载当时台湾有才子陈望曾，年纪轻轻便展露过人学识与抱负，却因出身寒微而前路渺茫。梁元桂得知后，不顾门第之见，将其纳入门下悉心栽培，授其学识、引其正途。陈望曾亦不负所托，勤学不辍，最终在乡试中一举夺魁，高中解元。及至光绪二十八年，他出任广州知府，始终秉持初心、勤政为民，创下斐然政绩，成为一方百姓称颂的好官。

       梁元桂治台期间的赫赫政绩，早已镌刻于史册之中；而他这份“识才之明、用才之胆、管才之智、育才之心”的用人哲学，更值得后世代代传承与借鉴。在人才辈出却也良莠不齐的当下，这份跨越百年的智慧，无疑为我们如何发掘人才、用好人才、塑造成才，提供了清晰而珍贵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