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装的真实故事 // 樊仁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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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03 16:12:03 1725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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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装的真实故事

樊仁孟

侯琪、侯林按：

樊仁孟老师是我们父母当年在济南西郊刘庄小学任教时的同事，他在耄耋之年的文章，回忆到我们父母（侯老师与宋老师）的诸多往事，他们于艰难困苦中相濡以沫的真情与不屈不挠的坚韧，至今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1961年，我十八岁，师范毕业便被分配到济南西郊区的刘庄小学任教，成了旁人嘴里的“小老师”。那时的我，带着学校里仅有的那点儿知识，勉强能够应付孩子们的功课，教学中常会出现纰漏，生活上更是一窍不通，不懂得上下级该如何相处，也不知同事间该怎么往来，每日就循着“上课、吃饭、睡觉”的轨迹，浑浑噩噩地过……

1962年的春荒，至今想起来仍觉刺骨得寒冷。从春节过后到麦子成熟，整整几个月，老百姓家里的余粮见了底，全靠政府发的救济粮过活——每人每天就二两地瓜面，再配上从外省运来的糖渣，凑凑合合对付着那段青黄不接的日子。

樊仁孟老师与孙女樊玉茜

父母为了省下那点口粮，好让八十四岁的祖母吃，他们从临邑一路讨着饭，辗转到了我任教的学校。那时我每个月的口粮总共二十七斤，不过是两斤面粉、一斤大米，剩下的全是地瓜面。我和父母三口人分着吃，都难以为继。万幸的是，学校里的侯老师、宋老师夫妇心善，帮我从村里多要了十几斤地瓜面；还有位学生家长，特意送来了些新鲜蔬菜，日子这才稍稍宽裕了些。

眼看麦子要熟了，家里忽然来信，说祖母病了，母亲必须回去照料。为母亲送行，宋老师特意包了木耳馅儿的水饺，专门让母亲一个人吃，侯老师、宋老师自己的孩子就远远地站着，连边都不让靠。我攥着筷子，心里又感激又愧疚——长这么大，我竟从没让母亲好好享过一次这样可口的口腹之欲。

樊仁孟老师与孙子孙女在一起

在刘庄小学的那些年，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了周主任、宋老师和侯老师——尤其是侯老师和宋老师，他们夫妇不仅是我工作上的导师，更像亲人一样，陪着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毛孩子，熬过了生命中最难的日子。

和我一起住校的，还有位安老师，他比我大两岁，也是济南师范毕业，知识广博，画的水墨画更是一绝。他画的蜻蜓，翅膀透着光，鲜活得像下一秒就要飞起来，这都是因为他在师范时，受过齐白石学生的指点。有一次，他给宋老师蚊帐的前脸布上画了花鸟，引得全校老师都称赞，爱美的宋老师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可好景不长，这事被人当成了“资产阶级作风”，宋老师遭到了批判，安老师也受了冲击。那之后，安老师就再也没动过画笔，直到老了，也没再拾起过。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侯氏兄妹在刘庄小学

刚工作时，我连做饭都不会——在家有父母照顾，在师范上学时有食堂，到了刘庄小学，只有老师们共用的砖垒煤炉，什么都得自己来。我和安老师两个单身汉轮流做饭，我做饭图省事，水一开就把地瓜面糊倒进去，端起锅就喝。有一次让宋老师瞧见了，看着我碗里没变色的粥说：“你这粥还没熟，喝了要闹肚子的，今晚我教你做。”那天晚上，她撂下自己家里的活，先帮我熬好糊涂，一步一步教我怎么做。从那以后，我才算真正学会了自己做饭，心里满是感激，总想着：这老师，真好啊。

那时的工作格外紧张，星期一到星期五要给学生上课，星期六上午照常上课，下午要么政治学习，要么业务研讨，要么备课，连喘口气的时间都少。我常常羡慕宋老师的两个儿子——大琪和二林，他们周六下午不用上学，要么一起打乒乓球，累了就找个地方看书、写作业。其实我也只比他们大五、六岁，可那时候，我已经要扛起家里的重担，连这样轻松玩耍的机会，都成了奢望。

侯老师和宋老师不一样，他自带一股威严，说话有分量，可待人却格外平易近人，对我这个“知识浅”的年轻老师，更是耐心。他常跟我说：“你刚毕业，知识还不够，得接着学；还有，字也得好好练，你字写得不好，怎么教学生？”

多年以后，侯老师还特意把自己两个儿子写的文章送给我，让我学习，有影视剧评论，有散文作品，文章的题目我至今还记得，如《千佛山游记》《虚掩的门》《寻梦》，还有一篇叫《倾听风吹过树梢的声音》……说起儿子的文章时，他眼里藏不住的骄傲，我也跟着替他高兴。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胆子小，夜里不敢出门，见人吵架都害怕，性子也内向，不爱说话，遇事总爱藏着掖着。有一个星期天，天气特别好，宋老师在院子里晒被子，看见我就说：“今天天好，你也把被子拿出来晒晒吧！”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脸涨得通红。宋老师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尴尬，主动走进我屋里，把被子抱了出来，笑着说：“被子湿了不晒不行，尿炕又不丢人！”还特意叮嘱我，以后要常晒被子，对身体好。那一刻，我心里又羞愧又温暖，像被亲生母亲疼爱着一样……

后来我有病住院，医生说必须做手术。二十岁的我，在济南没有亲人，正慌慌得不知所措时，宋老师特意来医院看我，还找到给我做手术的魏主任，反复叮嘱要多关照我。看着宋老师忙前忙后的身影，我忍不住哭了——这份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还有一次，父亲逃荒要饭找到学校，因为长期吃不饱，病倒了，还得了严重的便秘，大便秘结，我急得团团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又是宋老师，立刻跑到学校隔壁“先生娘子”家，请来先生娘子的丈夫、名中医刘大夫给父亲看病，总算把父亲的病治好了。那时候我不懂事，不知道事后要去谢谢刘大夫，想来，最后肯定是宋老师帮我承了这份情。

我教三年级，宋老师教四年级，我们的教室在六间北屋里，中间用木板隔开——那房子原是刘家地主的，隔音不好，两边的声音都能听得见。宋老师总惦记着我的教学，常常在课后把我叫到身边，细细跟我讲解我课上的不足，哪怕是一个知识点的错误，也会耐心帮我纠正。

上世纪七十年代，侯门“全家福”

宋老师对学生的好，更是全校都看在眼里。那时候条件苦，有的学生冬天连棉鞋都没有，前边露着冻得通红的脚趾，后边露着脚后跟，宋老师看了，心里格外疼。每到星期天，她就走几十里路，回济南城里的老家（侯老师、宋老师家在济南城里，他俩原来分别在制锦市、官扎营小学任教，是为了支援农村教育来到刘庄的），晚上再赶回学校，星期一就把捡来的、或是向亲戚朋友要来的鞋和衣服，分给那些可怜的孩子。这样的事，她坚持了好多年，成了她的生活习惯。

我还见过宋老师在教室里给女学生捉头上的虱子，她用两个拇指一点点捏呀掐，最后拇指都染得通红，我看着都浑身起鸡皮疙瘩，她却毫不在意，还特意叮嘱那些个女孩，回家要让母亲帮忙洗头。

对自己的子女，宋老师也从不含糊。那时候家里收入少，要养五个孩子（两男三女），日子过得紧巴巴，可她总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她对孩子要求严格，孩子们也都听话懂事。有一次，二林上初中写了篇作文，宋老师看了特别满意，特意把我们几个年轻老师叫到她身边，一字一句地念给我们听，那份对孩子的骄傲，藏都藏不住。

上世纪八十年代，侯氏兄妹在大明湖上

宋老师不仅顾着自己的小家，还格外孝顺。每逢假期，或是隔上一段时间，她总会把在济南城里的年老父母接到学校，改善生活，一家人热热闹闹聚在一起；她还把远在巨野的婆母接来身边，悉心照料，养老送终，从没一句怨言。

侯老师呢，虽看着威严，像私塾先生一样，他与人为善，举止谈吐间，满是让人佩服的气度。他讲课声音洪亮，语言清晰，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都特别认可他；他教的毕业班，成绩常常在全区名列前茅，所以不光是学校里的人，连村里的村民、村干部，都格外尊敬他，提起他的为人，没一个不称赞的。

后来侯老师退休了，偶尔想起他，总觉得他的思想里藏着几分无奈、几分叹惋——毕竟走过了那么多风风雨雨，谁的人生里，没有几段坎坎坷坷的回忆呢？人都是感性的，年纪越大，越容易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的人和事，想起工作时那些友好的人际关系。

我在刘庄小学，和侯老师、宋老师一起工作了多年，他们教会我的，远比教科书上的知识多得多。他们真正是为人师表：爱人助人，对谁都一视同仁；与人交往时始终热情，工作起来认真负责，从不辜负别人的信任；尊老爱幼的模样，更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他们这一辈子，经历了复杂的社会变革，却始终坚守着做人的原则——不卑不亢，热心助人。我渐渐明白，做一个好人不容易，可一旦坚持下来，就会有最好的回报。

如今，侯老师和宋老师的五个孩子，都特别优秀：有的成了会计，有的当了医生，尤其是大琪（侯琪）和二林（侯林），还有侯林的女儿侯环，都成了济南的文化名人，业绩显赫。想必两位老人在天上看到，一定会感到幸福满满。

本世纪初年，侯氏兄妹陪父亲重返刘庄小学

2025年，我已经八十二岁了，成了个耄耋老人。回顾这一生，很多事都像过眼云烟，在脑海里匆匆掠过，没留下多少印记；可唯有侯老师和宋老师，始终刻在我心里，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的高尚品质，常常浮现在我眼前。他们是我的恩人，是我的导师，这份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常有人说，人生最忌讳圆满——有的人婚姻不顺，子女却孝顺；有的人婚姻幸福，子女却未必如意。其实人生最好的状态，是“求缺不求满”：福不可享尽，留三分给子孙；利不可占尽，舍三分给别人；功不可贪尽，让三分给他人。若真有福禄寿俱全的时刻，便多做点善事，把温暖布施给他人。人生本就无常，学会知足，才能常乐。毕竟“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只要尽心做了，尽力活了，便不负自己，也不负那些曾经温暖过我们的人。

此文，以最朴素的语言，记最真实的过往，只为纪念我生命里最重要的恩人，最尊敬的师长——侯老师与宋老师。

2025年10月

（本文由樊仁孟老师口述，孙女樊玉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