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黄土坡上的童年趣事
赵志超
童年是藏在时光褶皱里的一颗糖,即使隔着半个多世纪的风尘,剥开时依旧甜得透心。在农村“放养式”的童年里,时间像撒在田埂上的阳光,充裕而温暖;游戏则像一堆彩色的积木,给了我们自由成长的底色。没有繁重的作业,没有精致的玩具,却有整片田野、整座山坡,充当游乐场。
童年游戏方式多多。室内脑力较量,常见的有:趴在木桌上用军棋推演“战场”,在楚河汉界间下象棋比谁的“将军”更稳,在棋盘上用跳子棋走出彩色弧线,或是凑三四人打扑克,输了的人在脸上贴纸条。户外活动则是撒欢的最佳时光:捉迷藏时,躲进秸杆垛或柴房,屏住呼吸听脚步声渐渐远去;跳绳分单人“单摇”、双人“对摇”;滚铁环,一根铁丝折个弯钩,即可把把铁环玩得溜溜转。另外,还能玩“挤油渣”“天跳绳,地跳绳”“牵羊卖羊”“抛石头”“打油饼”“坐溜溜”等,每一样都不用花钱,却让笑声溢满整个村子——这些游戏是刻在骨子里的童年印记,藏着最本真的快乐,也藏着关于成长的朴素道理。
挤油渣——冬天里的暖意
20世纪70年代初的冬天,呼啸的北风刮过村头的苦楝树,石牛小学教室的三砂土墙再厚实,也挡不住寒风从窗缝里钻进来。我们读的是复式班,二到三年级学生三四十人,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时往往冻得鼻尖通红,手脚冰凉,口里呵着热气,手不停地搓着,以防写字的手被冻僵。

“挤油渣”的游戏实在简单,挨着墙壁便可玩。
那时,学校条件简陋,没有火炉,更没有暖气,唯一的取暖方式,便是下课铃响后那场热闹非凡的“挤油渣”。
起初只是三五个冻得受不了的男生凑在墙角,你往我这边挤,我往你那边顶,嘴里喊着“挤啊挤”。渐渐地人越聚越多,孩子们朝着人群中使劲挤,伴着“哎哟”的声音和嬉笑声,在教室里撞来撞去。阳光透过屋顶的明瓦,在地上洒下细碎的光斑,我们的影子在光斑里叠成一团,帽子挤掉了没人捡,衣扣崩开了顾不上,只想着往中间挤,让冻得发僵的手脚多些暖意。
同学们相互借力,把旁边的同学往墙上推。挤到高潮时,整个人像被揉进了温热的棉花,原本冰凉的手脚、脸、耳朵开始发烫,后背也渐渐冒出汗来,连呼出的热气都热乎乎的。直到上课铃响了,大家才恋恋不舍地散开,纷纷回到座位,有的棉袄沾着墙灰,有的头发乱得像鸡窝,但握着铅笔的手也变得灵活起来。
如今想来,“挤油渣”哪里是简单的游戏。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用最原始的方式——以身体触碰对抗寒冷,没有谁吝惜力气,只想着“抱团取暖”。原来快乐可以如此简单,不需要任何道具,只需要一群人朝着同一个方向使劲,就能把寒冷变成暖到心底的温情。这份在寒冬里结下的情谊,比任何御寒的衣物都珍贵,让我后来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本就是抵御生活严寒的“火种”。
天跳绳,地跳绳——向前奔跑的勇气
“天跳绳,地跳绳,跳起某某伢子打转身!”这句响亮的顺口溜,是我们课间休息时最热闹的背景音。
“天跳绳,地跳绳”这个游戏,得十几个人才能玩,课间休息一刻钟太短,我们总盼着午间休息或放学以后,在学校的空地上分两队“开战”。
甲队和乙队的人分别手拉手站成两排,相距几十米,像两堵“人墙”。甲队里的大飞是个“大力士”,总是第一个冲锋,他扎着马步,活动活动手腕,眼睛盯着乙队的缝隙,突然像离弦的利箭一样冲过去。后面的“啦啦队”扯着嗓子喊口号,给大飞鼓劲。大飞要是冲开了乙队的手,就能拉回一个“俘虏”;要是冲不开,就得留在乙队,下次冲击时,则换他防守。但大飞几乎每次都能从乙队带回一个“俘虏”。
我第一次冲锋时,心怦怦直跳,盯着对方身子瘦小的两位同学拉着的手,深吸一口气就往前冲。可跑到跟前,却被两人死死拽住,任凭我怎么使劲,都没能把他们的手冲开,只好红着脸留下来。后来,我渐渐摸清了技巧,冲锋时要找准时机,借跑起来的惯性发力;防守时,队友之间要牢牢扣住手腕,彼此借力。
游戏总有意外。有一次,我在冲锋时没注意脚下的石头,摔了个嘴啃泥,膝盖磕出了血,爬起来后,拍了拍身上的土,又接着玩。又有一天,大飞冲锋时,不小心与对方一个同学撞了个满怀,将对方的额头碰破了皮,流了血。老师见状,皱着眉批评了大飞,宣布以后禁止玩这个游戏。当时,我们还私下抱怨老师呢。
如今回想起来,那些奔跑、冲撞、防守的日子,藏着最鲜活的成长。我们在一次次冲锋中学会了勇敢,在一次次协作中懂得了团结,即使摔倒受伤,也从不缺爬起来继续的勇气。原来成长本就像这场游戏,既要敢闯敢冲,也要懂得和同伴并肩作战。
牵羊卖羊——队伍里的通力协作
下了课或放了学,学校的操场、生产队里的晒谷场,是孩子们玩“牵羊卖羊”的最佳场地。这个游戏里,得有“牧羊人”“狼”和一群“羊”,我个子长得高,常常挡在前面当“牧羊人”,身后跟着一群“羊”,七八只“羊”挨个拽着前面同学身后的衣角,排成一列纵队。

如今的“牵羊卖羊”,口号和玩法都有所改善,室内也可以玩了。
我当“牧羊人”时,常常叉着腰,站在队伍最前面,对着前面扮“狼”的虎子,喊出那句众人熟悉的顺口溜:“牵羊卖羊,买了二十只花羊。老板买羊吗?”“买!”虎子故意压低声音,像真的狼一样龇着牙,朝着我身后的“羊”扑过来。
我立刻张开双臂,护住身后的“羊”,“羊们”赶紧往我身后躲,队伍左摇右摆,像一条长蛇。“羊们”拼命躲闪,生怕被“狼”抓住。“狼”跑得飞快,总想着绕到队伍后面抓“尾羊”,我就灵活地转身阻拦,身后的“羊”也跟着队伍左右挪动,嘴里还喊着“别让狼抓到”。
有次,一只“小羊”排在最后,没站稳摔了一跤,“狼”趁机抓住了他。“小羊”急得快哭了,其他的“羊”也慌了神。我安慰大家:“别慌,下次我们把队伍排紧点,互相看着点。”
到了下一轮,大家紧紧挨着,我留意着“狼”的动向,后面同学手拽得紧紧的,相互提醒别掉队,生怕再有人被抓。那天,我们靠着彼此的提醒和配合,硬是没让“狼”抓到一只“羊”,最后“狼”只好气喘吁吁地认输,伙伴们一阵欢呼雀跃。
那时,只觉得这个游戏热闹又有趣。如今忆及此事,却品出了不一样的味道。“牧羊人”的守护,“羊”群的互助,其实是最朴素的协作。没有谁是单打独斗的英雄,只有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守住彼此。就像后来的日子,无论学习还是工作,都离不开身边人的扶持,那些一起“躲狼”的日子,早已把“团结”二字悄悄刻进骨子里。
抛石子——掌心间的韧劲
老家后山的荒坡上,散落着一些圆滚滚的鹅卵石,是我和伙伴们的最佳“玩具”。那时没有游戏机,几块从坡上捡来的石头,就能撑起整个夏日午后的快乐。我们玩的抛石子,也叫“吃子”,规矩是伙伴们口口相传的,要诀在于“稳、准、快”。
游戏前,伙伴们蹲在山坡上捡石子,选五颗大小均匀、边缘光滑的,太大了抛起来费劲还容易砸手,太小了又难掌控。浅灰色带白斑纹的石头最受欢迎。抛石子一般是两人玩,比输赢。一般用五颗石子作玩具,用右手进行操作,将五颗石子撒在地上,捡起一颗当作“母石”,再一颗一颗地把其他四颗石子“吃”掉。游戏时,伙伴们围坐家中地坪或生产队晒谷场,把五块石子随意撒在地上,便玩开了。

“抛石子”
“抛石子”的玩法有两种。一种是简单玩法,分四关,循序渐进。第一关“抓一”,抛起“母石”的瞬间,要迅速捡起地上一块石子,再稳稳接住落下当“母石”;第二关“抓二”,抛起“母石”时得同时抓起两块石子;第三关“抓三”难度升级,不仅要抓得快,还得确保手不碰动其他石子;到了第四关“抓四”,要在“母石”腾空的短短几秒内,一把拢起地上剩下的四块石子,同时精准接住落下来的“母石”,中途只要“母石”落地、抓错数量,都得从头再来。我们约定,谁能连过三回四关,就算赢家,能把大家手里最好看的石头都赢走。
另一种玩法,相对复杂一点——在“通四关”的基础上,再加上“五入中”、点石、穿针引线、下蛋、上楼、跳桥、吞接等动作。所谓“穿针引线”,即将五颗石子从地上抓于掌心,就用手指“吃”一颗地上的石子,绕一下放在地上,就像穿针线一样。“下蛋”,即用手指“吃”一颗石子,使其快速从手掌边落下,就像母鸡下蛋一样。最后一个动作是“吞接”,较难,需将地上的五颗石子抓于掌心,再翻转到手背上,往空中一抛,然后全抓到掌心。如无失误,即打了通关,便算赢了。
这个游戏特别有趣,也吸引了不少小朋友,为童年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那时候,很多小孩子都会玩,口袋里、书包里常常放着五颗石子,沉甸甸的,叮当作响,课间休息、放学路上,同学们三五成群,都会玩这个游戏。
我初学那阵,掌心攥着石子,“母石”刚抛起,眼睛就直勾勾盯着天上,手忙脚乱去抓地上的石子,结果“母石”“啪”地砸在手腕上,引得伙伴们笑作一团。不服输的劲儿上来了,我每天放学后都蹲在地坪里练,很快找到了窍门:抛“母石”时,眼睛要盯着天上的“母石”和地上的石子,手脑配合要快。
最难忘的是雨后的傍晚,雨水把后山的石子冲刷得发亮,我们踩着湿漉漉的草坡找石子、抛石子。有时玩到暮色漫上山坡,远处传来妈妈们“回家吃饭”的呼唤,才恋恋不舍地把石子装进衣兜,约定好明天再“一决高下”。
如今,我在城市的玩具店,看着玻璃柜里精致的电动玩具,却总想起后山那些带着湿气的鹅卵石。那时的我们,虽没有富足的物质,一块石头就能玩出万千花样;手掌被磨得发红,却因一句“你真厉害”笑得灿烂。原来童年的快乐,从不是由物质堆砌,而是源于对简单事物的热忱和韧劲。那些蹲在地坪上的身影,映着抛起又落下的弧线,藏着最质朴的哲理:生活或许有清贫的底色,可只要保持一颗爱玩的童心,保持对小事的热忱,日子就会在苦涩的磨砺里酿出清甜的滋味。
踢房子——方寸间的竞技
在没有手机、电脑的童年,“踢房子”是伙伴们课间休息和放学之后最爱玩的游戏之一。这个游戏不用复杂的道具,捡几颗山枣核或苦楝籽核串起来,找一块地坪,就能让一群孩子玩得热火朝天,既能锻炼脚劲,又充满竞技性,让人乐此不疲。
游戏前的准备工作,伙伴们分工明确。女生们负责做“踢子”,从山里塘边捡来几棵苦谏籽核,钻上小孔,穿上铜丝或麻线,将其串起来,串成拳头大的“核串”;男生们则拿着铁钉或粉笔蒂,在学校操场的空地上或村口的泥地上,划出两竖排各四间“房子”。每间“房子”都是边长约30厘米的正方形,大小刚好能容纳一只脚,“房子”之间划着明显的线条,免得踢的时候看不清边界。这方方正正的“房子”,就是我们的“竞技场”。

“踢房子”
“踢房子”的规则清晰又严格。游戏时,玩家要单脚站立,另一只脚屈膝抬起,用右脚脚尖轻轻勾住“核串”,依次从第一间“房子”踢到第四间,再从第五间踢到第八间。踢的时候有三个“禁区”:“核串”不能压线,不能踢到“房子”外,抬起的左脚不能落地,只要违反一条,就算“出局”,得乖乖退到旁边,换下一个人上场;只有稳稳地把“核串”踢过八间“房子”,才算完成一轮,能获得“复活”机会——就算下一轮失误,也能多踢一次。伙伴们还会玩进阶的“淘汰制”,几个人轮流踢,谁连续三次失误,就彻底退出,最后留在场上的人便是“冠军”。
刚开始踢的时候,我总是掌握不好力道和角度。要么脚尖发力太轻,“核串”在“房子”里纹丝不动,引得围观的伙伴们哈哈大笑;要么用力过猛,“核串”像脱缰的小马,直接飞出“房子”外,只能懊恼地退到一旁。看着伙伴们踢得游刃有余,脚尖一勾、一送、一挑,“核串”就顺着线条,稳稳地从第一间“房子”滑到第四间再到第八间,我心里很是羡慕。后来,我蹲在旁边仔细观察,发现踢的时候脚尖发力要“巧”,不能用蛮力,身体还要微微前倾保持平衡。从那以后,课间操的空地、放学回家的田埂边、院子里的晒谷场,都成了我的“练习场”。慢慢地,我能熟练地踢完八间“房子”了。
记得小学三年级时的一个午休,我和妹妹、虎子、莲子等比赛踢房子。轮到我时,周围围了一圈同学。我深吸一口气,抬起左脚,右脚脚尖轻轻勾住阿妹串的“核串”,稳稳地把它踢进第一间“房子”。接着,脚尖微微用力一送,“核串”听话地滑进第二间,围观的伙伴们都屏住了呼吸。踢第五间时,“核串”往边线偏了一点,我赶紧调整姿势,脚尖轻轻一挑,把它拉回了“房子”中央。踢第八间时,我盯着“房子”的对角线,脚尖匀速发力,“核串”沿着线滑了过去,稳稳落在“房子”里。“赢了!赢了!”周围立刻响起欢呼声。
如今回想起来,那方方正正的四间“房子”,藏着最纯粹的专注与坚持。那时的我们不懂“专注”“坚持”的大道理,却在一次次踢“核串”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这些品质。就像后来的人生,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每一步都要像踢房子那样,紧盯目标、稳住心神、稳扎稳打,才能越过一个又一个关卡,把生活的“房子”踢得稳稳当当。
打油饼:藏在纸间的童真
童年的游戏里,“打油饼”是最接地气的快乐,不用复杂道具,一张废纸就能玩出热闹与乐趣。那时,书包里总揣着鼓鼓囊囊的“油饼”,都是用作废的课本纸、练习本纸或废纸壳折叠而成:先把纸裁成长条,顺着边角折出层层纹路,横折、竖折反复几次,最后压出四四方方的块儿,边缘捏得紧紧的,就成了“经得住扇”的油饼。小的油饼只有硬币大,揣在兜里不占地方;大的油饼比手掌还宽,我们总把最厚实、折得最工整的那几个当作“宝贝”。
玩“打油饼”多是两人对赛,找块平整的泥地或水泥地就能开玩。每人左手紧紧攥着一叠油饼,右手捏一个最顺手的当“工具”。先由一方把油饼轻轻放在地上,另一个人得弯下腰,眯着眼睛仔细瞧——不是看油饼好不好看,而是找它贴在地面的缝隙:纸饼折角处若没压紧,或是地面有点小坑洼,风就能从缝里钻进去,这就是“突破口”。找准位置后,手腕得用巧劲,不能光靠蛮力,手臂一扬,手里的油饼“啪”地扇向地面,气流裹着风往缝隙里钻,要是能把对方的油饼掀翻,露出另一面,就算赢了,赶紧把那油饼捡起来塞进自己兜里;要是没扇翻,就得乖乖把自己的油饼放在地上,等着对方“反击”。
我喜爱和对门邻居虎子玩。我力气比他大些,手腕也更会发力,往往三五个回合下来,就能把他兜里的油饼赢个精光。他攥着空落落的裤兜,眼圈红了,嘴里小声嘟囔着“欺负人,不跟你玩了”。我看他耷拉着脑袋,赶紧掏出兜里的油饼,一个一个塞回他手中,不想让他难过。他捏着失而复得的油饼,嘴角就翘了起来,拉着我的衣角,说再玩一局。我笑着点头,故意放慢了扇饼的速度,听着“啪、啪”的声响,比赢了游戏还开心。
如今,想起“打油饼”的情景,才发现那四方纸块里藏着最纯粹的童年:我们在意的从不是赢了多少油饼,而是蹲在地上认真找缝隙的专注,是扇翻油饼时的兴奋,是见伙伴难过时的主动让步。它像一颗小小的种子,悄悄告诉年少的我:快乐从来不是“独占”,而是你输我赢间的尽兴,是一份陪伴与温暖。那些被童年攥得发皱的油饼,早已在时光里泛黄、消失,可藏在纸间的童真与善意,却一直留在心里,成了长大后想起就会笑的回忆。
坐溜溜板:泥土中的创造
屋后的黄土坡,是我们这群山村孩子专属的“游乐场”。每天放学铃声一响,我和伙伴们把书包往家里一扔,便抄起锄头、箢箕往山坡上跑,嘴里喊着“上山砍柴去”,脚步却径直奔向那片被我们溜得光滑的黄土坡——要论童年最上瘾的游戏,“坐溜溜板”绝对能排第一。如今的孩子,玩的是公园或商场里光滑的水泥滑板,而我们那时,只有用锄头开垦、用双脚踩实的黄土溜坡;可那份快乐,却比任何精致的玩具都要鲜活。
到了山坡上,伙伴们先是分工明确地忙于“基建”。我和力气大的伙伴抡着锄头,把坡上的茅草、荆棘连根铲掉;其余伙伴则拿起柴刀,蹲在坡道两侧,把灌木丛、丝茅草砍掉,免得滑的时候被枝丫勾住衣服、划破袖口。忙活了一会,一条宽一米、长八九米的黄土坡道成型了,大伙又光着脚来回踩几遍,把松散的泥土踩得结结实实,直到坡道表面光滑,这才拍着手上的灰,按年龄排好队,等着上场。

如今的孩子,不用再去荑土坡上坐“溜溜板”了。
游戏开始,排在最前面的伙伴双手往后一撑,双腿伸直,“嗖”地一下就顺着坡道滑了下去,黄土被蹭得扬起灰尘,嘴里还喊着“好快!好快!”轮到我时,我刚一坐下发力,身体就不受控制地往一侧偏,好在及时用手撑住地面,才没摔个“屁股墩”。滑到坡底时,裤子后面已沾上了一层厚厚的黄土,用手一拍,扬起一阵灰,可看着坡顶伙伴们期待的眼神,又立刻手脚并用地往上爬,气喘吁吁地回到坡上,等着下一轮“溜溜”。
后山的黄土,被我们反复滑过,渐渐变得光滑,伙伴们的裤子上、衣服上、头发里全是泥,有的伙伴屁股上的裤子磨出了破洞,露出里面打补丁的衬裤,却笑得合不拢嘴。有时玩到兴起,还会比谁滑得快,大家蹲在坡顶一起喊“一、二、三,滑!”瞬间几道身影顺着坡道滑下,耳边是呼啸的风,还有欢呼声。直到太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把孩子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远处传来家里人的呼唤,大伙才恋恋不舍地拍掉身上的黄土,背着没装几根柴的箢箕往家走。可以想见,等待我们的往往是父母的责骂,他们捏着我们沾满黄泥的裤子,看着屁股上的破洞,举起的手却总在半空停下,最后不过是嗔怪着:“下次不许再去疯了!”有时闹得太过分,屁股上也免不了要挨几巴掌“皮肉之苦”。
孩子的玩心难收,更爱琢磨新花样。看着裤子上越来越多的破洞,我心里犯了嘀咕:总这么坐在泥地上滑,不仅费裤子,还得挨骂,得想个办法。有一天,放学路过大队的拖拉机站,看见拖拉机手检修机器时换下的废旧轴承,我突然来了灵感——要是用轴承做个“溜溜车”,不就不用直接坐地上了?
从那天起,我每天放学就往拖拉机站跑,帮拖拉机手叔叔递扳手、擦机器,软磨硬泡了好几天,终于讨回四个废旧的轴承。接着,我又从一个建筑工地找了几块废弃的木板,搬来小板凳,在院子里琢磨起来。学着村里板车的样子,我把木板拼成一块长两尺、宽一尺的平板,用钉子将木板钉牢,再把四个轴承分别固定在平板底部的四个角,并在平板前面系上一根粗麻绳当“缰绳”。忙活了一个下午,一架“半机械化”的溜溜车终于做成了!
我迫不及待地把伙伴们叫来,大家围着溜溜车兴奋地转圈圈,都想第一个试试。第一个坐上去的伙伴顺着坡道滑下去时,风把他的笑声吹得老远,他激动地喊着“太快啦!比坐地上滑爽多了!”我们轮流坐车、拉车,坐在车上的人张开双臂感受风的速度,拉车的人则使出浑身力气,在平地上也能拉着跑。
上小学高年级时,我们渐渐懂了学习的重要性,玩心慢慢收拢起来。某个周末,我和伙伴们蹲在院子里,看着角落里落了灰的溜溜车,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我先开口:“把它拆了吧,木板能当柴火烧,轴承留着说不定以后有用。”我们一起动手,把钉子拔出来,木板拆下来摞好,轴承小心翼翼地收进抽屉。那天,我们没有去黄土坡,只是坐在地坪里,聊着以前坐“溜溜板”的趣事,直到太阳落山。
尾声:游戏里的密码
半个多世纪匆匆而过,童年的游戏早已停留在时光深处,可“挤油渣”时彼此依偎的暖意、“天跳绳,地跳绳”时奔跑的勇气、“牵羊买羊”时协作的默契、“抛石子”时掌心的韧劲、“踢房子”时专注的眼神、“打油饼”时的善意与温暖,还有“坐溜溜板”时泥土中的创造,像一组密码,始终刻在记忆深处。

如今,为人之祖的我,看到孙子玩游戏时,时常想起自己的童年时光。
那时的我们,没有精致的玩具,没有富足的生活,却拥有整片田野与山坡,拥有一群并肩玩耍的伙伴。我们在寒风里抱团取暖,在奔跑中学会勇敢,在协作中懂得守望,在尝试里探索创造,把最朴素的时光过成了最鲜活的模样。那些游戏教会我的,远不止童年的快乐——“挤油渣”让我明白,守望相助是抵御艰难的火种;“天跳绳,地跳绳”让我懂得,跌倒后爬起来的勇气比输赢更重要;“打油饼”让我懂得换位思考,安慰他人;“坐溜溜板”则告诉我,即使条件有限,主动创造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如今,回望家乡,童年的黄土坡早已变成大片茂密的油茶林,可那些藏在游戏里的道理,成了人生路上最珍贵的行囊。原来真正的幸福,从不是物质堆砌的华丽,而是一颗未泯的童心,一份敢闯敢试的勇气,还有一群陪你把平凡日子过成诗的小伙伴。这份童年的馈赠,终将随着岁月,温暖往后每一段旅程。
写于2025年10月27—28日
29—31日修改

作者简介:赵志超,湖南湘潭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湘潭市党史联络组副组长。著有《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一家人》《走出丰泽园》《播种芳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