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咸丰年间,恩平籍官员梁元桂膺任台澎兵备道兼提督学政,官至二品。这位封疆大吏不仅在“樟脑战争”中直面英国势力,坚决抵御其对台湾的经济渗透,更以远见卓识遏制英国传教士的文化扩张,成为守护本土文脉的坚实屏障。
彼时,西方列强借不平等条约之势,在台湾、云南、广西、福建等地肆意攫取特权——租买土地、兴建教堂,甚至干涉地方司法,文化渗透的触角步步紧逼。近年史料与学术研究更不断揭露,部分西方传教士的活动远超宗教范畴,实为列强殖民扩张的“软先锋”。梁元桂洞察其危害,并未采取鲁莽对抗,而是以教育为根基筑起防线:他秉持“知行合一”理念,在授课中跳出书本桎梏,将维护国家主权、守护地方民生的治理实践融入教学,潜移默化中培养学子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气节;同时,他拨专款兴办学堂,以家国情怀为魂、文化传承为脉,让中华文化的薪火在台湾土地上绵延不息。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护住了当地传统文化与教育体系的自主性,更确保了中华价值观未受外来势力扭曲,为台湾文脉的传承注入了强劲动力。
回溯清代治台史,教育的兴盛始终与中央王朝的支持密不可分。自清廷收复台湾后,历代统治者皆重视文教,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最早的书院——台南西定坊书院诞生,到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台湾首座规制完备的崇文书院落成,再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与崇文书院并称“文化双璧”的海东书院崛起;从道光十三年(1833年)南投蓝田书院培育英才,到嘉庆十九年(1814年)高雄凤山凤仪书院奠定南台湾文教根基,乃至台北学海书院成为台北盆地五座书院中仅存的历史见证——这些传统书院如星罗棋布,构成了台湾早期教育的骨架。及至近代,1928年创办的台湾大学、1956年在新竹复校的台湾清华大学(前身为1911年北京清华学堂)、被誉为“南台湾教育中心”的台湾成功大学,更是在传承中创新,延续着中华文化滋养下的教育血脉。而梁元桂在咸丰年间的作为,恰是这一历史脉络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上承清廷重视台湾文教的传统,下启以教育守护文脉的实践,让中华教育的火种在内外交困的时代里未曾熄灭。
如今,“台独”势力罔顾历史事实,大肆推行“去中国化”,尤其在文化教育领域篡改教材、割裂文脉,妄图斩断台湾与大陆一脉相承的文化纽带,实属荒唐可笑。须知,台湾的文化根脉深植于中华大地,千百年来,从诗词歌赋到民俗礼仪,从伦理观念到价值追求,台湾与大陆共享着同一片中华文化的星空。这份浸润在血脉中的文化基因,绝非少数人几句谎言、几笔篡改便能抹去。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风雨而生生不息,其博大精深的内核与兼容并蓄的活力,必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绽放光芒,而台湾作为中华文化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也终将在这股文化洪流中寻回更清晰的身份认同,续写与大陆同频共振的文化篇章。

冯创志,曾任恩平报社社长、总编辑,恩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恩平市贸易局长,恩平市外经贸局长,恩平市发改局长。退休后至今被聘为中央和省驻江门记者协会高级顾问;恩平市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恩平市冯如文化研究会创会第一副会长。2015年被中国创新管理研究院聘为客座教授;国内多家主流媒体专栏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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