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县委大院(下)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一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下午,桂阳县委常委会在一种异常沉闷的气氛中召开。
县委大院里的栀子花开得正盛,洁白的花朵簇拥在墨绿的叶片间,浓郁到几乎化不开的花香,被午后微热的暖风送进二楼常委会议室敞开的窗户里。欧阳玉模早早到了会议室,独自坐在靠窗的老位置,望着窗外那棵见证了无数风雨的老榕树出神。树上不知何时筑了个新的鸟巢,几只雏鸟正伸长脖子,叽叽喳喳地等待着母鸟觅食归来。
这个位置,他坐了一年零十个月。窗外的景色,从春芽萌发到夏日浓荫,从秋叶飘零到冬雪压枝,每一个季节的更迭都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而今天,或许是最后一次坐在这里了。
今天是纪念屈原的日子,他想起了诗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诗句,嘴角泛起一丝苦涩而坦然的笑意。坚守内心的准则,有时确实需要付出代价。
县委书记刘学文轻叩桌面,宣布开会。县长钟亦京坐在他身旁,神色凝重,目光避免与欧阳玉模接触。
椭圆形的会议桌前,九位常委悉数到场。阳光透过窗棂,在深红色的桌面上投下斑驳跳跃的光影。欧阳玉模注意到,今天每个人的面前都放着一份蓝色封面的文件,唯独他的面前,空空如也。
会议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讨论着夏粮收购、防汛工作、乡镇企业改制等常规议题。欧阳玉模一如既往地认真做着记录,偶尔就自己分管和熟悉的工作发表简短意见。他的声音平静沉稳,语速不快不慢,仿佛今天只是一个最寻常不过的工作日,仿佛那份独特的蓝色文件与他毫无关系。
直到所有预定议题讨论完毕,刘学文轻轻咳嗽了一声,用指关节敲了敲桌面,会场突然安静下来,落针可闻。
“现在进行最后一项议程。”刘学文拿起那份蓝色文件,继续说道,“按照组织原则,下一个议题请玉模同志暂时回避一下。”
欧阳玉模走出会议室,约莫十五分钟,在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通知下,返回会议室。
刘学文宣布: "现在进行最后一项议程。"刘学文拿起那份蓝色文件,目光在与会者脸上缓缓扫过,最后停留在欧阳玉模身上,语气平淡无波,"根据地委组织部的考察意见,并结合桂阳县的实际情况,经县委研究,决定免去欧阳玉模同志中共桂阳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职务;由李纯芝同志接任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此决定报地委批准后生效。"
话音落下,会议室里静得可怕,只能听见窗外树叶被风吹动的沙沙声,以及不知是谁压抑着的细微呼吸声。
欧阳玉模缓缓放下手中那支用了多年的钢笔,笔尖在笔记本上无意间顿了一下,留下一个浓重而突兀的墨点,像一声无声的叹息。他抬起头,平静地迎上刘学文的目光,清晰而稳定地说:“我服从组织决定。”
简短的七个字,却仿佛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又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
县长钟亦京轻咳一声,补充道,更像是一种程式化的安抚:“玉模同志,这只是正常的工作调整,希望你能正确理解,放下包袱。”
“我理解。”欧阳玉模的声音依然听不出波澜,“感谢组织多年的培养。今后无论分配到什么岗位,我都会一如既往,努力工作,恪尽职守。”
他的话让在座的几位老常委微微动容,有人轻轻低下头,有人欲言又止,最终化作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
刘学文接着说,语气缓和了一些:“玉模同志的工作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这次调整,主要是考虑到全县工作的大局需要。地委组织部的同志也特别提到,樟市乡后来发生的一些问题,与玉模同志在任期间的工作无关,他在樟市是尽职尽责的。”
“谢谢组织的肯定。”欧阳玉模微微一笑,那笑容里带着坦荡,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嘲讽,“我在樟市工作两年,带领群众修了三条灌溉水渠和一座水库、渔场,新建了两所村小,改造了五百多亩低产田。这些工作,每一项都经过群众讨论、集体决策,我欧阳玉模,问心无愧。”
他的话让会场再次陷入更深的沉默。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樟市后来被炒作起来的经济问题,与欧阳玉模的清廉和实干毫无关系。可政治的吊诡就在于此,有时候,过于清白和突出的政绩本身,在特定的环境下,就可能成为一种“原罪”。
“玉模同志还有什么个人要求吗?”刘学文按照程序问道。
“只有一个要求,”欧阳玉模环视了一下在场的同仁,目光清澈,“请组织上尽快安排接任的李纯芝同志过来,我会毫无保留地、做好一切交接工作。县委办公室是全县的中枢,工作一天也不能耽误,不能出任何差错。”
散会后,欧阳玉模是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室的。他站在门口,回头,深深地望了一眼这个他参加过上百次常委会的地方。阳光依旧明媚地洒在深红色的会议桌上,光影挪动,仿佛什么都不曾改变,又仿佛一切都已不同。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开始默默地收拾个人物品。书柜里,整齐排列着他自一九八零年以来的工作笔记,从县委办干事到樟市公社书记,再到县委常委、主任,前后六年,一共四十八本,摞起来有半人多高。他随手翻开一本在樟市时期的工作笔记,上面密密麻麻、工工整整地记录着每次下乡调研的情况:某村水稻发生病虫害亟待防治,某天烤烟收购价格不合理挫伤农民积极性,某水库移民生活困难需要特殊照顾……字里行间,是一个基层干部最朴素的牵挂。
“欧阳主任,需要帮忙吗?”秘书小陈站在门口,眼圈通红,声音哽咽。
“不用了,东西不多,都是些个人物品。”欧阳玉模温和地笑了笑,像是在安慰这个年轻人,“以后办公室的工作,你们要多费心,要支持好新主任的工作。”
小陈的眼泪差点掉下来:“主任,您……您是个好领导,我们都知道……大家都……”
欧阳玉模没有接话,只是继续低头整理着桌上的文件。那些或新或旧、或厚或薄的纸页上,不仅记录着一个传统农业大县在改革初期艰难转型的发展轨迹,也记录着他欧阳玉模六年青春年华的全部心血、理想与奋斗。
最后,他从抽屉最底层,取出一个有些发旧的牛皮纸信封,里面珍藏着一张黑白合影照片,那是一九八四年他与老书记彭长鸿、县人大主任杨绍炎在县委大院老榕树下拍的。照片上的他,三十几岁,意气风发,眼神清澈而坚定,充满了干一番事业的豪情与热忱。
“都过去了。”他轻声自语,像是告别一个时代,也将照片仔细地放进随身携带的、已经有些磨损的公文包里。
所有的个人物品,刚好装满一个半旧的蛇皮袋。他提起袋子,分量不重,却感觉格外沉重。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他再次回头,将这个工作了近两年、无比熟悉的房间,牢牢地刻在记忆深处。
从二楼到一楼,楼梯不长,但他走得很慢很慢。每一步都仿佛是在告别,告别这段充满激情、也最终充满遗憾的岁月。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孤独地回响,像是在为他奏响一曲低沉而坚韧的离别乐章。
刚到一楼走廊里,一个欢快的身影就像只小鸟般蹦蹦跳跳地迎了上来。
“爸爸!”十二岁的三女儿欧阳菊,读小学五年级了,背着书包,脸上洋溢着放学后的轻松,“你今天下班好早呀!”
欧阳玉模怔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今天以来最真实、最温柔的笑容:“是啊,今天爸爸下班早。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放学了呀!我跟同学一起回来的。”欧阳菊好奇地看着父亲手中那个与她年龄不太相称的蛇皮袋,“爸爸,你要出差吗?怎么拿这个袋子?”
“不是出差。”欧阳玉模摇摇头,一时不知该如何向年幼的女儿解释这复杂的一切。
女儿却已经迫不及待地拉着他往外走了,叽叽喳喳地说着学校的趣事:“爸爸,今天端午节,妈妈做了好多粽子,有肉粽还有豆沙粽,可好吃了,我们快回家吧……”
欧阳玉模背着那个与他身份有些格格不入的蛇皮袋,女儿在一旁无忧无虑地说着笑着。路过县委办公室一排窗户时,他瞥见秘书小陈和另外几位同事正站在窗边,默默地注视着他的离去。他们的眼神复杂,充满了同情、不平、无奈,还有深深的惋惜。
欧阳玉模没有停留,只是朝着他们的方向,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最后的致意和告别,然后继续牵着女儿的手,向前走去。
血红色的夕阳,将县委办公楼的玻璃窗染得一片金黄,甚至有些刺眼。这栋建于五十年代的苏式建筑,在夕阳下显得格外庄重、沧桑而静默。他想起一九八零年春天,他第一次拿着介绍信,怀着忐忑与憧憬走进这个大院时的情景,那时他刚三十二岁,满怀着用知识改变家乡面貌的理想和抱负。
六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短一瞬,却是他人生中最富朝气、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他在这里奋斗过,拼搏过,也曾满怀希望过;他也在这里失望过,困惑过,最终被迫离开。如今,一切已成过往,就像这天边绚烂至极的夕阳,无论曾经多么辉煌,也终将沉入不可避免的黑夜。
“爸爸,你看夕阳好红啊!像大火球一样!”女儿指着天边,兴奋地惊呼。
“是啊,真红。”欧阳玉模轻声应道,像是回答女儿,又像是喃喃自语,“红得像血一样。”
他不知道未来等待他的是什么,是边缘化的闲职,还是未知的挑战。但他知道,只要心中那盏为百姓做实事、不负初心的灯不灭,路,就还在脚下。就像千年前的屈原,纵然身陷泥泞、遭受放逐,也要保持灵魂的高洁与对理想的执着。
“走吧,回家吃粽子。”他用力握了握女儿柔软的小手,挺直了那副曾被无数重担压过、却从未弯曲的脊梁,转身,步伐稳健地走出了县委办公区,走出了这个曾寄托了他全部理想与事业的大楼。
夕阳将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最终消失在端午节厚重而温暖的暮色里。县委大院转角下坡处,那棵百年老榕树依旧枝繁叶茂,虬龙般的根须紧紧抓着土地,静静伫立。一如既往,它见证着又一个时代的更迭,又一个普通人命运的转折,沉默着,仿佛什么都知道,又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日,距离那次常委会整整二十一天后,欧阳玉模因高血压和肠胃炎住进了县人民医院。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住院。白色的病房,消毒水的气味,还有窗外一成不变的景色,都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虚弱。
躺在病床上,他回想起地委组织部给出的三个选择:一是鲁塘石墨矿副矿长,条件是解决爱人招工和住房;二是农校办公室主任,但没有明确待遇;三是莲花坪农场副场长,家属可留在桂阳,承诺办完两件大事,一年后调回地区安排。每个岗位都附带着看似优厚的条件,但明眼人都知道,这都是将他边缘化的岗位。
“我选择莲花坪。”他最终对郴州地委组织部同志说。这个选择意味着他要独自赴任,家人留在桂阳。但他宁愿如此,也要保留一年后重返地区工作的机会。
病房的夜晚格外漫长。血压的波动和肠胃炎的疼痛让他难以入眠。他想起屈原在汨罗江边的徘徊,想起自己这些年在桂阳的奋斗。三十八岁,正是干事业的年纪,却要被迫离开他倾注了全部心血的这片土地。
住院期间,医药费累计达到754.86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每当护士送来缴费单,他都感到一阵刺痛。这不仅是在花费积蓄,更是在为他的政治生命送葬。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欧阳玉模出院了。医生开的药物被仔细装进行囊,就像战士的武器装备。县人民医院的大门在他身后缓缓关闭,仿佛一个时代的落幕。
县委大院比平时安静许多。欧阳玉模再次走回办公室,准备移交工作,他的私人物品早已搬走。走进办公室时,秘书小陈正在整理文件,眼圈通红。
“欧阳主任,他们怎么能这样?他们这是卸磨杀驴!”小伙子声音哽咽。
欧阳玉模按住他的肩膀:“小刘,请记住,我们做事不是为了哪个人,是为了老百姓。”他继续说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新来的主任能力很强,你要好好配合工作。”
移交工作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所有文件整整齐齐,每个项目都有详细的备注。来接任的主任李纯芝面露惊讶,他原以为会遭遇各种刁难。
李纯芝同志是银河乡人,与和平乡的玉模也算半个老乡。他感觉不好意思地说:“玉模兄,谢谢你!”玉模淡然一笑:“组织安排,你不要有任何思想顾虑。”
之后, 欧阳玉模直接找到刘学文办公室,向书记道别,说了自己近来的情况。
刘学文笑容可掬:“玉模同志,这是地委的决定,也是为你的健康考虑。再说农场那边,地委组织部承诺一年后调回地区,这是好事啊。”
告别出来后,他想起一九八零年一九八四年两度步入县委大院时的那份初心。如今,他要离开了,而且是真正的离开桂阳。
家里,桂仙已经收拾好行李。五个孩子安静地坐在客厅,姐妹都格外乖巧。大女儿小红轻声问:“爸爸,我们要离开桂阳了吗?”
“只是暂时离开。”欧阳玉模抚摸着女儿的头发,“爸爸答应你们,一定会回来。”
夜深人静时,欧阳玉模在日记本上写下:“1986年7月,人生转折。仕途坎坷不足惧,但求问心无愧。莲花坪或是新起点。”
他最终选择了莲花坪农场。不仅因为那里是地委农村部直管,更因为农业是他最熟悉的领域。也许在广袤的农场上,他能找回最初的自己。他心中已有决断:就算离开,也要挺直腰杆离开。桂阳的山水见证过他的奋斗,时间会证明一切。
县委办后勤朱科长接到某些领导暗示,要求玉模一家户口马上迁出县委大院,朱科长找了几次桂仙老师。机要室副主任刘典初指责朱科长:“你真是个‘白眼狼’,我们几个都是和平老乡,都得到过欧阳常委的关心,他调到莲花坪农场,地区明确家属可留在县委大院,难道你不清楚?”朱干事觉得不好意思,悻悻离开。
其实家里,桂仙已经做好了离别的准备,随时准备离开大院。留在这里免得小孩遭人白眼。五个孩子的行李收拾得整整齐齐,最小的阳蕙抱着布娃娃坐在门槛上,不明白为什么要离开刚刚熟悉的新家。
“农场那边联系好了,暂时我先过去,等安顿下来再商量我们去哪里。”欧阳玉模对妻子说。
桂仙强忍泪水:“你放心去,家里有我。”
离别的时刻终于到来。
七月十日下午,欧阳玉模准备去莲花坪农场报到,县委办没有派车。他提着简单的行李走出县委大院门口,准备去车站坐去莲花坪农场的班车。让他意外的是,大院门口不知何时聚集了许多人。
樟市乡的群众来了;电视台的同事来了;莲花坪农场也派来了代表,开来了一辆吉普,司机姓蒋,说是来接新场长。于是,玉模放弃坐班车的打算,改乘坐场部的吉普。
门卫老杨站在大门口,玉模走上前握了握他手:“老兄,嫂子的病好些了吗?”
老杨郑重地敬了个礼:“好些了。感谢欧阳常委关心,你也要多保重。”
这个在县委大院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老同志,见证了多少干部的来来往往。此刻他眼中的不舍,是对欧阳玉模最好的评价。
“欧阳书记,一路顺风!”人群爆发出热烈的祝福。
吉普车缓缓启动时,欧阳玉模透过车窗,看见县委书记刘学文站在县委办公室二楼窗前,面无表情。这一刻,他心中没有怨恨,只有释然。
车出桂阳县城,熟悉的街景渐渐远去。但此刻,欧阳玉模望着车窗外广袤的田野,心中已经开始了新的规划。
远山如黛,前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