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父亲张绍棠

       怀念父亲

      我的父亲张绍棠，1927年出生在山东烟台海阳县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海阳县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著名的地雷战之乡。由于日寇铁蹄四处践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胶东各地抗日的烽火已成燎原之势。

      1943年冬天，未满17岁的父亲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八路军，成为胶东十三团的一名八路军战士。刚参军的第一天，夜行军中，因过于困倦，迷迷糊糊中差点踩到地雷。幸好当时被一位首长相救，后来父亲才知道，那位首长就是聂凤智团长。1945年，父亲加入共产党。

      抗日战争末期，父亲所在部队横扫胶济路，在芝兰庄战役中，父亲因在战场救护表现突出被评为团救护模范。

     解放战争初期，父亲所在部队已改为华野第九纵队，纵队司令是许世友将军，参谋长是聂凤智将军。在一次进攻火车站的战斗中，父亲所在部队打了一个胜仗。当时，炊事班准备用缴获的面粉包饺子，结果饺子还没包好，突然枪声大作，敌人又反扑过来，父亲第二个冲出门，前面的战士一出门就被弹片击中牺牲，父亲再次与危险擦肩而过。

      在解放战争的诸多战役中，父亲都经历了艰苦残酷的战斗。孟良崮战役中，九纵担任正面主攻，父亲荣立三等功；济南战役中，父亲又荣立三等功。济南战役攻城作战中，九纵还打出了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称号的光荣部队。后来，父亲又参加了淮海战役，聚歼黄伯韬兵团以及围歼杜聿明集团。这期间，父亲先后担任团卫生班长、九纵25师医训队区队长、师卫生处办公室长、27军79师卫生处干事、27军卫生部五院副院长等职。

      之后，父亲的部队继续往东南前进，包围了上海，在上海战役中，27军攻入上海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不打扰当地居民，全部睡在马路上，受到上海市民的高度赞扬。部队接着追歼残敌，一直打到浙江，赶在国民党炸桥之前控制住了钱塘江大桥。

      解放战争胜利后，27军被调到曲阜一带休整。1950年秋冬之交，朱德总司令亲自来到曲阜，进行战前动员。因朝鲜战争爆发，27军紧急受命赴朝参战。在冰天雪地、零下40度的朝鲜，部队缺吃少穿、昼伏夜行，条件极其艰苦，指战员们为了完成任务，人在阵地在，宁可冻成冰雕，决不后退半步！父亲所在的27军参加了包括长津湖战役在内的五次战役。27军在没有制空权、没有有效的后勤保障的情况下，敢打敢拼、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用劣势装备，全歼美军王牌“北极熊团”四千多人，击毙上校团长。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一次性成建制消灭美军人数最多的记录。时任27军卫生部五院副院长的父亲，枪林弹雨中，为抢救伤员，被美国飞机炸伤大腿，后被评为二等残废军人。     

       从冰天雪地、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负伤回国后，父亲先是在位于无锡荣巷的27军军部工作，时间不长，组织上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专门人才，把像父亲那样有一点小学文化、经过战争考验和洗礼、有一定医疗卫生工作经验的青年干部送到学校培养深造。父亲被派往济南速成中学学习。所谓速成中学就是用一两年时间，把正常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主要课程迅速学习一遍，然后报考全国各地的军医大学。父亲考入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本科学习七年。（本来学制是六年，后因反右运动增加一年）我母亲孙瑞贞是随军家属，这期间，哥哥张杰已经在济南出生，我和弟弟张雷都出生在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根据规定，不论每个学员入学前担任什么职务，行政级别是多少，在大学学习期间都暂停工资，学校包吃包住、统一生活标准，军事化管理，整齐划一。只是给每个学员每月发少量的生活津贴，这就给父亲这样拖家带口的学员带来很大压力，除了一家五口的日常开销，父亲还要赡养在胶东老家农村的奶奶。尤其是五十年代后期的三年自然灾害，那种忍饥挨饿的恐怖感觉，深深印在了我那刚刚记事的幼小心灵里。父母为了让我们兄弟三个能吃上一顿饱饭，宁愿自己饿肚子，这种场景虽然过去了六十多年，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在西安的记忆中，还有一件事也是终生难忘，大约四岁左右，一天上午我和小朋友一起在厕所里面捉苍蝇玩，不知不觉被细菌感染，中午开始精神恍惚发高烧，上吐下泻，母亲吓坏了，赶紧背着我从租住的小屋一直跑到军医大学传达室，门卫得知是学员的孩子，立即通知父亲，然后送急诊室，经过医生检查，诊断为急性中毒性菌痢且病情凶险，幸亏当时有一位正在四军医大讲课的苏联教授、她是消化科顶级专家，五十多岁的年纪，为了我这样一个学员的孩子，通宵未眠进行抢救治疗，一直守护着我的父亲讲，这个苏联老太太几乎半个小时就要查看一下病情，下达新的医嘱，这一夜，光是肌肉注射就打了二十多针，臀部、胳膊上布满了针眼，硬是把我从昏迷状态救了回来！                 军医大学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位于南京的解放军八一医院，担任外科军医。举家南迁。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规定，军医大学毕业生毕业后，恢复原来的行政级别和工资待遇，但是技术职称必需和地方医学院校毕业生一样，先从住院军医开始，然后再逐级晋升。于是父亲又投入到紧张繁忙的救死扶伤工作中，每天门诊、会诊、手术、查房，任劳任怨，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他经常说，治病救人的工作人命关天，来不得半点马虎，要像白求恩那样，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在八一医院工作期间，组织上还安排父亲去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研究所进修一年，使父亲的医疗技术更加精进。回到南京时间不长，父亲调到华东军区教练场担任医疗大队长，不久又被调到位于南京上海路的解放军八二医院担任外科主任。我们在南京的家也随着父亲的工作变动而搬家三次。担任外科主任后，父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夜以继日的工作，紧张繁忙的手术，经常废寝忘食，导致他在战争年代尤其是在朝鲜爬冰卧雪、缺吃少穿患上的胃病越来越严重，受过伤的大腿一到阴天，也经常疼痛。但他总是带病坚持工作，一九六七年夏天，他连着为病人做了两台大手术后，自己的胃溃疡大出血，被紧急送往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当时我们全家非常紧张，母亲是随军家属，没有工作，兄弟三个最大的只有十四岁，父亲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庆幸的是经过积极治疗，父亲的胃病得以缓解，出院后他又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一九六八年春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南京军区、沈阳军区团以上干部，父亲光荣赴京，见到了毛主席。在北京等待接见的日子里，他还见到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时许多出生入死的战友，其中就有胶东同乡、抗日战争时期就在一起并肩作战的迟浩田叔叔（后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魏金山叔叔（后来担任中央委员、海军政委）、孙凤巨叔叔（四军医大同学、当时是无锡解放军101医院院长，后来担任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等等。多年不见的老战友欢聚一堂，受到最高统帅毛主席的接见，他们感到无比幸福，无上光荣！         

        一九六九年底，八二医院从南京搬到苏北淮阴清江市，当时的清江市市区人口只有十五万，父亲一如既往地天天为当地军民看病，因为他在南京以及在北京进修期间接触的病人多，接触的各大医院专家教授也多，加上他自己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勤于学习，勇于实践，善于总结，刻苦钻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北京、南京的医院里也做过很多大手术，所以到淮阴后，经常在会诊中指导淮阴专区医院和清江市医院的外科同行做手术。当时淮阴专区医院的外科朱主任、清江市医院外科的胡主任都对父亲的医疗技术评价很高，用他们的话说，南京来了一个张主任，一下子把淮阴地区的外科手术水平提高了很多。父亲白天上班，经常夜里在家休息了还被急诊室的值班军医反复喊醒，去处理突发性的抢救等疑难杂症，最多的时候一夜能敲门喊醒三次，父亲从来没有一句怨言，总是急病人之所急。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他在医疗卫生工作中，兢兢业业，没有出过任何差错和事故。我常常看到，有时节假日休息，院内外还有大人带着孩子来找父亲，说孩子膀子不能动了，一碰就哭，父亲总是不厌其烦，认真检查后说没有关系，这是肩关节脱臼，一下子就手法复位了。家长非常高兴，买了一些礼物表示感谢，父亲一概不收。他行医几十年，从来没有收过红包和礼品。  后来担任医务处主任、八二医院副院长，他仍然坚持看门诊，没有脱离临床一线的工作，直到担任南京军区后勤部第十五分部副参谋长。  一九八二年离休后，几所地方民营医院都上门高薪邀请父亲去他们那里发挥余热，他都婉言拒绝了。他对我们说，我有离休工资，就不应该再去外面领取报酬，即使给群众看病，也应该是尽义务。他说到做到，离休后，经常为群众义务看病，排忧解难，分文不取。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我们兄弟仨从小生长在部队大院，能像父亲一样，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是我们心中神圣的梦想。天随人愿，梦想成真。哥哥张杰当兵在黄浦江畔的上海，我在农村插队落户两年后当兵在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弟弟张雷当兵在鸭绿江畔的丹东，三人都入党但是没有提干。虽然没像父亲那样穿一辈子军装，但是都在部队这所革命的大学校里锻炼了几年，今生无悔了。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五日，父亲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享年六十九岁。 他老人家虽然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年了，但他那慈祥的音容笑貌仍然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和睡梦里，他的道德风范、谆谆教诲也时时激励着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不怕困难，勇往直前。  

1955年授衔时父母合影

父亲和老战友、后来担任中央委员、海军政委的魏金山合影

         2025年10月于江苏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