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十年代的风,总裹着麦秸秆的干爽与油墨的淡香,掠过永登一中的青砖教学楼时,连时光都似被揉进了老榆树的年轮里,慢得格外温柔。那时我读高中,课外读物金贵得像冬日窗台上的暖阳——衣袋里难得摸出几枚带着体温的硬币,书包里除了课本,只剩封皮磨白的笔记本。而当时陪伴我的《读者》,还叫《读者文摘》——这本1981年1月在甘肃兰州创刊的杂志,后来因版权问题于1993年更名,可在我们那个年代,“读者文摘”四个字,就是刻在青春里的温暖印记。
课余时间本就紧张,读《读者文摘》成了要“挤”出来的事:每天匆匆吃过午饭,搪瓷碗里的米汤还沾着热气,碗筷都来不及细洗,就攥着冰凉的空饭盒往读报厅跑,脚下的布鞋踩过操场的黄土路,总怕去晚了,报架上的报纸被翻得散乱,连《读者文摘》的影子都寻不见。那排漆皮斑驳的报架,是我每日必赴的“约”:暮色把老榆树的影子拉得丈余长时,傍晚吃完饭到上晚自习的间隙里,我还蹲在报架前,指尖轻轻扒拉着叠放的报刊,连角落的缝隙都不放过,既盼着新一期《读者文摘》,也盼着《少年文史报》——这两本刊物,是我贫瘠岁月里最丰饶的“精神粮仓”。
那时的《读者文摘》,封面没有如今的精致,素净的画纸上或许是一株挺拔的青竹,或许是一双紧紧相握的手,油墨的颜色不算鲜亮,却透着一股子能熨帖到心底的暖;《少年文史报》则满是历史故事与文化趣闻,字里行间都是新奇。两本刊物里,我最惦记《读者文摘》的“名人名句”栏目——不管是鲁迅“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的铿锵,还是泰戈尔“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的温婉,都被我工工整整抄在笔记本上,在课间翻着看,像是握着一把照亮心的小灯。《读者文摘》的其他文字更像邻家兄长坐在炕头的絮语,没有华丽辞藻,满是人间烟火:有戈壁滩上守林人伴着星光巡山的日常,字里行间能闻见松枝的清香;有江南水乡小贩挑着担子穿巷的吆喝,仿佛能看见青石板路上的水花。《少年文史报》则带我走进古代:看司马迁写《史记》的执着,听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情,连课间十分钟都觉得格外充实。
我没钱常买这两本刊物,便把早点钱掰成两半——馒头省半个,咸菜少一碟,攒够几毛钱,就趁周末往一公里外的县城邮局报刊亭跑。报亭的张大爷戴着老花镜,总认得我,每次新刊到了,总会特意把《读者文摘》和《少年文史报》各留一本,压在最里层的木盒里,怕被人先买走。我踮着脚递钱,指尖刚触到刊物封面,连心跳都快了半拍,赶紧揣进怀里往学校跑,胳膊肘紧紧贴着胸口,总怕风把这宝贝吹旧了,连封皮的折角都舍不得有。若是实在凑不够钱,就找同学“蹭读”:中午或傍晚的间隙里,两个脑袋埋在一本刊物里,躲在操场的老榆树下,榆树叶筛下的光斑落在字上,风一吹,叶子沙沙响,我们先抢着看《读者文摘》的“名人名句”,再慢慢读《少年文史报》的历史故事,连标点符号都不愿错过。有次我为月考失利躲在树后抹眼泪,同学没说话,只悄悄递来一本《读者文摘》,指着“名人名句”栏里“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句子,又翻出《少年文史报》里“苏秦刺股苦读”的故事,我盯着字里行间的力量,眼泪慢慢就收住了。那两本刊物上被我们指尖反复摩挲出的折痕,我至今都记得,像是时光留下的温柔印记。
《读者文摘》和《少年文史报》对于我的意义,远不止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课本里只有公式与课文,是《读者文摘》带我看见塞北的雪如何落在牧民的毡房顶上,江南的雨怎样打湿乌篷船的蓝布篷;是《少年文史报》带我穿越千年,知道古人如何在困境中坚守,如何用智慧书写传奇。更难得的是,《读者文摘》像位温和的长者,总能在我心里打了结时轻轻解开——高三第一次模拟考,我排名掉了二十多名,躲在宿舍的被窝里哭,翻出压在枕头下的旧刊《读者文摘》,“名人名句”栏里“弯路走得慢,却能看见更多旁人看不到的风景”这句话,像一双温暖的手拍了拍我。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半晌,第二天就着教室的煤油灯,把错题本工工整整重新誊写了一遍。后来作文被当成范文,我飘得上课走神,又翻到《少年文史报》里“谦受益,满招损”的典故,瞬间红了脸,课后攥着作文本去找老师请教改进方法。那些年,是这两本刊物悄悄教我:得意时别翘尾巴,失意时别弯腰杆,日子要像老榆树的根,扎得深,才能长得直。
1984年,国家鼓励学校开展第二课堂,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我和班里另外六个同学,常在中午或傍晚的课余时间凑在老榆树下商量:“咱们也办一份自己的报纸吧!”七个人一拍即合,给报纸取名“百花”——盼着能像《读者文摘》那样,让文字开出温暖的花,也像《少年文史报》那样,藏着成长的力量。可总觉得报纸少了点分量,有人提议:“要不请辛安亭教授题字吧?”辛安亭教授是著名的教育家,时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我们只在课本作者栏见过他的名字,既期待又忐忑。最后壮着胆子用方格稿纸写信,把办报的想法、对《读者文摘》和《少年文史报》的喜爱都写了进去,寄往兰州大学。没过多久,就收到老先生寄来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是宣纸写的“百花报”三个字,苍劲有力,还盖了红印章。我们捧着题字在老榆树下跳起来,树叶沙沙响,像是在为我们鼓掌。
办报最关键的是质量,既要配得上辛教授的题字,也要不负我们喜爱的刊物。我们特意效仿《读者文摘》,在报纸上设了“名言摘抄”栏,把《读者文摘》“名人名句”里的句子工工整整抄在蜡纸上;更把“经典摘录”作为核心栏目,主要从《读者文摘》里挑选文章——选过讲“坚守”的随笔,文字朴实却有力量;也选过写“亲情”的短文,读来让人心里发热。同时,我们也从《少年文史报》里摘录内容:选过“司马光砸缸”的典故,教大家遇事变通;也选过“孔融让梨”的故事,讲待人谦和的道理。除了摘录,我们还在全校贴出征稿启事,用毛笔写在大红纸上:“诚征原创稿件,散文、诗歌、随笔皆可……”很快,稿件像雪花一样飞来:语文老师写散文怀念读书时光,高年级学长投诗歌记录青春,隔壁班同学送来自创的短篇小说,封面上还画了小花。选好摘录内容和原创稿件后,我们趴在课桌上,用尺子比着画格子,把文字一笔一画抄在蜡纸上,每个标点都反复核对,连呼吸都放轻了,怕吹乱了纸上的字迹。
油印机嗡嗡转起来时,油墨味混着《读者文摘》和《少年文史报》的旧墨香飘满教室,我们七个人围着机器轮流摇把手,手冻得通红,却盯着印出来的报纸挪不开眼——辛安亭教授的题字排在最上面,“名言摘抄”栏的句子醒目,《读者文摘》的暖文、《少年文史报》的典故错落排版,满是我们的心血。没想到这份学生办的报纸,后来影响力越办越大:从学校发放,到永登县其他中学来要报,再到邻县学校写信订阅,发行量最多时超过一万份,成了永登全县教育史上首家学生报纸。有同学在教室后墙留言板上写:“读《百花报》,像同时读小版《读者文摘》和《少年文史报》,心里又暖又亮!”看到这句话时,我忽然明白,这两本刊物不仅喂饱了我的精神,还让我有能力把这份“有质量的暖”分给更多人,就像老榆树的树荫,能为更多人遮风挡雨。
四十年一晃就过,《读者文摘》早已在1993年更名为《读者》,《少年文史报》也成了记忆里的旧影,可在我心里,它们永远是青春里最鲜活的注脚。我从穿粗布衣裳的少年,变成了两鬓染霜的中年人。家里的书架上,整整齐齐码着历年的《读者》——从八十年代印着“读者文摘”的旧刊,到如今的新刊,合订本封皮被摩挲得发亮,纸页卷角了就用透明胶带小心粘好,像呵护当年的《百花报》,也像怀念当年的《少年文史报》。现在有了电子书,可每期新《读者》寄来,我还是习惯坐在阳台藤椅上,先翻到“名人名句”栏——看到“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会想起当年在老榆树下抄句子的自己,也会想起《少年文史报》里那些不甘平庸的古人故事。读《父亲的老烟斗》,会想起父亲坐在老榆树下抽烟的模样;读《老街坊》,会念起借我刊物的同学,想起七个人围着蜡纸抄录《读者文摘》和《少年文史报》的夜晚,煤油灯的光映在每个人脸上,温暖得像昨天。
这些年,《读者》的“名人名句”依然是我的“心灵调节剂”:工作遇瓶颈,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能静心梳理思路;生活有矛盾,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解开心里的疙瘩。那些短句里的力量,还有当年从《读者文摘》《少年文史报》里汲取的养分,历经岁月非但没凉,反而像陈酒越品越浓——它们教我的平和与坚韧,早已刻进骨子里,帮我熬过职场风雨,看淡生活起落。
有人说,纸媒的时代过去了,可《读者》(文摘)和《少年文史报》让我知道,真正好的文字从不怕时光打磨。它们不是冷冰冰的像素,是能摸得着的纸页,是纸页上记着的眼泪与感动,是穿越岁月依然滚烫的力量。如今每次翻开《读者》,老榆树下的沙沙声、油印机的嗡嗡声,还有年少时攥着《读者文摘》和《少年文史报》的模样,都仿佛在眼前晃。
我想,这辈子大抵离不开《读者》了。愿这本1981年从兰州出发、陪了我四十多年的杂志,一直带着这份温度走下去——让更多人知道,纸媒不是旧时光的标本,是能装下岁月、温暖人心的“老朋友”,像永登一中的老榆树,年轮虽增,春芽仍新。也愿当年一起办《百花报》的伙伴,再想起那段捧着题字、抄录《读者文摘》与《少年文史报》的日子时,心里还能漾起当年的暖,像想起老榆树下,我们一起读刊物的时光。

作 者

萧毅,笔名从容,毕业于甘肃联合大学英语系,主要从事股票二级市场投资和书画精品收藏,著有《从容操盘手记》等书,现任深圳永毅科技投资和珠海德益投资公司的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