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风，总裹着麦秸秆的干爽与油墨的淡香，掠过永登一中的青砖教学楼时，连时光都似被揉进了老榆树的年轮里，慢得格外温柔。那时我读高中，课外读物金贵得像冬日窗台上的暖阳——衣袋里难得摸出几枚带着体温的硬币，书包里除了课本，只剩封皮磨白的笔记本。而当时陪伴我的《读者》，还叫《读者文摘》——这本1981年1月在甘肃兰州创刊的杂志，后来因版权问题于1993年更名，可在我们那个年代，“读者文摘”四个字，就是刻在青春里的温暖印记。

课余时间本就紧张，读《读者文摘》成了要“挤”出来的事：每天匆匆吃过午饭，搪瓷碗里的米汤还沾着热气，碗筷都来不及细洗，就攥着冰凉的空饭盒往读报厅跑，脚下的布鞋踩过操场的黄土路，总怕去晚了，报架上的报纸被翻得散乱，连《读者文摘》的影子都寻不见。那排漆皮斑驳的报架，是我每日必赴的“约”：暮色把老榆树的影子拉得丈余长时，傍晚吃完饭到上晚自习的间隙里，我还蹲在报架前，指尖轻轻扒拉着叠放的报刊，连角落的缝隙都不放过，既盼着新一期《读者文摘》，也盼着《少年文史报》——这两本刊物，是我贫瘠岁月里最丰饶的“精神粮仓”。

那时的《读者文摘》，封面没有如今的精致，素净的画纸上或许是一株挺拔的青竹，或许是一双紧紧相握的手，油墨的颜色不算鲜亮，却透着一股子能熨帖到心底的暖；《少年文史报》则满是历史故事与文化趣闻，字里行间都是新奇。两本刊物里，我最惦记《读者文摘》的“名人名句”栏目——不管是鲁迅“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的铿锵，还是泰戈尔“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的温婉，都被我工工整整抄在笔记本上，在课间翻着看，像是握着一把照亮心的小灯。《读者文摘》的其他文字更像邻家兄长坐在炕头的絮语，没有华丽辞藻，满是人间烟火：有戈壁滩上守林人伴着星光巡山的日常，字里行间能闻见松枝的清香；有江南水乡小贩挑着担子穿巷的吆喝，仿佛能看见青石板路上的水花。《少年文史报》则带我走进古代：看司马迁写《史记》的执着，听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情，连课间十分钟都觉得格外充实。

我没钱常买这两本刊物，便把早点钱掰成两半——馒头省半个，咸菜少一碟，攒够几毛钱，就趁周末往一公里外的县城邮局报刊亭跑。报亭的张大爷戴着老花镜，总认得我，每次新刊到了，总会特意把《读者文摘》和《少年文史报》各留一本，压在最里层的木盒里，怕被人先买走。我踮着脚递钱，指尖刚触到刊物封面，连心跳都快了半拍，赶紧揣进怀里往学校跑，胳膊肘紧紧贴着胸口，总怕风把这宝贝吹旧了，连封皮的折角都舍不得有。若是实在凑不够钱，就找同学“蹭读”：中午或傍晚的间隙里，两个脑袋埋在一本刊物里，躲在操场的老榆树下，榆树叶筛下的光斑落在字上，风一吹，叶子沙沙响，我们先抢着看《读者文摘》的“名人名句”，再慢慢读《少年文史报》的历史故事，连标点符号都不愿错过。有次我为月考失利躲在树后抹眼泪，同学没说话，只悄悄递来一本《读者文摘》，指着“名人名句”栏里“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句子，又翻出《少年文史报》里“苏秦刺股苦读”的故事，我盯着字里行间的力量，眼泪慢慢就收住了。那两本刊物上被我们指尖反复摩挲出的折痕，我至今都记得，像是时光留下的温柔印记。

《读者文摘》和《少年文史报》对于我的意义，远不止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课本里只有公式与课文，是《读者文摘》带我看见塞北的雪如何落在牧民的毡房顶上，江南的雨怎样打湿乌篷船的蓝布篷；是《少年文史报》带我穿越千年，知道古人如何在困境中坚守，如何用智慧书写传奇。更难得的是，《读者文摘》像位温和的长者，总能在我心里打了结时轻轻解开——高三第一次模拟考，我排名掉了二十多名，躲在宿舍的被窝里哭，翻出压在枕头下的旧刊《读者文摘》，“名人名句”栏里“弯路走得慢，却能看见更多旁人看不到的风景”这句话，像一双温暖的手拍了拍我。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半晌，第二天就着教室的煤油灯，把错题本工工整整重新誊写了一遍。后来作文被当成范文，我飘得上课走神，又翻到《少年文史报》里“谦受益，满招损”的典故，瞬间红了脸，课后攥着作文本去找老师请教改进方法。那些年，是这两本刊物悄悄教我：得意时别翘尾巴，失意时别弯腰杆，日子要像老榆树的根，扎得深，才能长得直。

1984年，国家鼓励学校开展第二课堂，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我和班里另外六个同学，常在中午或傍晚的课余时间凑在老榆树下商量：“咱们也办一份自己的报纸吧！”七个人一拍即合，给报纸取名“百花”——盼着能像《读者文摘》那样，让文字开出温暖的花，也像《少年文史报》那样，藏着成长的力量。可总觉得报纸少了点分量，有人提议：“要不请辛安亭教授题字吧？”辛安亭教授是著名的教育家，时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我们只在课本作者栏见过他的名字，既期待又忐忑。最后壮着胆子用方格稿纸写信，把办报的想法、对《读者文摘》和《少年文史报》的喜爱都写了进去，寄往兰州大学。没过多久，就收到老先生寄来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是宣纸写的“百花报”三个字，苍劲有力，还盖了红印章。我们捧着题字在老榆树下跳起来，树叶沙沙响，像是在为我们鼓掌。

办报最关键的是质量，既要配得上辛教授的题字，也要不负我们喜爱的刊物。我们特意效仿《读者文摘》，在报纸上设了“名言摘抄”栏，把《读者文摘》“名人名句”里的句子工工整整抄在蜡纸上；更把“经典摘录”作为核心栏目，主要从《读者文摘》里挑选文章——选过讲“坚守”的随笔，文字朴实却有力量；也选过写“亲情”的短文，读来让人心里发热。同时，我们也从《少年文史报》里摘录内容：选过“司马光砸缸”的典故，教大家遇事变通；也选过“孔融让梨”的故事，讲待人谦和的道理。除了摘录，我们还在全校贴出征稿启事，用毛笔写在大红纸上：“诚征原创稿件，散文、诗歌、随笔皆可……”很快，稿件像雪花一样飞来：语文老师写散文怀念读书时光，高年级学长投诗歌记录青春，隔壁班同学送来自创的短篇小说，封面上还画了小花。选好摘录内容和原创稿件后，我们趴在课桌上，用尺子比着画格子，把文字一笔一画抄在蜡纸上，每个标点都反复核对，连呼吸都放轻了，怕吹乱了纸上的字迹。

油印机嗡嗡转起来时，油墨味混着《读者文摘》和《少年文史报》的旧墨香飘满教室，我们七个人围着机器轮流摇把手，手冻得通红，却盯着印出来的报纸挪不开眼——辛安亭教授的题字排在最上面，“名言摘抄”栏的句子醒目，《读者文摘》的暖文、《少年文史报》的典故错落排版，满是我们的心血。没想到这份学生办的报纸，后来影响力越办越大：从学校发放，到永登县其他中学来要报，再到邻县学校写信订阅，发行量最多时超过一万份，成了永登全县教育史上首家学生报纸。有同学在教室后墙留言板上写：“读《百花报》，像同时读小版《读者文摘》和《少年文史报》，心里又暖又亮！”看到这句话时，我忽然明白，这两本刊物不仅喂饱了我的精神，还让我有能力把这份“有质量的暖”分给更多人，就像老榆树的树荫，能为更多人遮风挡雨。

四十年一晃就过，《读者文摘》早已在1993年更名为《读者》，《少年文史报》也成了记忆里的旧影，可在我心里，它们永远是青春里最鲜活的注脚。我从穿粗布衣裳的少年，变成了两鬓染霜的中年人。家里的书架上，整整齐齐码着历年的《读者》——从八十年代印着“读者文摘”的旧刊，到如今的新刊，合订本封皮被摩挲得发亮，纸页卷角了就用透明胶带小心粘好，像呵护当年的《百花报》，也像怀念当年的《少年文史报》。现在有了电子书，可每期新《读者》寄来，我还是习惯坐在阳台藤椅上，先翻到“名人名句”栏——看到“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会想起当年在老榆树下抄句子的自己，也会想起《少年文史报》里那些不甘平庸的古人故事。读《父亲的老烟斗》，会想起父亲坐在老榆树下抽烟的模样；读《老街坊》，会念起借我刊物的同学，想起七个人围着蜡纸抄录《读者文摘》和《少年文史报》的夜晚，煤油灯的光映在每个人脸上，温暖得像昨天。

这些年，《读者》的“名人名句”依然是我的“心灵调节剂”：工作遇瓶颈，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能静心梳理思路；生活有矛盾，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解开心里的疙瘩。那些短句里的力量，还有当年从《读者文摘》《少年文史报》里汲取的养分，历经岁月非但没凉，反而像陈酒越品越浓——它们教我的平和与坚韧，早已刻进骨子里，帮我熬过职场风雨，看淡生活起落。

有人说，纸媒的时代过去了，可《读者》（文摘）和《少年文史报》让我知道，真正好的文字从不怕时光打磨。它们不是冷冰冰的像素，是能摸得着的纸页，是纸页上记着的眼泪与感动，是穿越岁月依然滚烫的力量。如今每次翻开《读者》，老榆树下的沙沙声、油印机的嗡嗡声，还有年少时攥着《读者文摘》和《少年文史报》的模样，都仿佛在眼前晃。

我想，这辈子大抵离不开《读者》了。愿这本1981年从兰州出发、陪了我四十多年的杂志，一直带着这份温度走下去——让更多人知道，纸媒不是旧时光的标本，是能装下岁月、温暖人心的“老朋友”，像永登一中的老榆树，年轮虽增，春芽仍新。也愿当年一起办《百花报》的伙伴，再想起那段捧着题字、抄录《读者文摘》与《少年文史报》的日子时，心里还能漾起当年的暖，像想起老榆树下，我们一起读刊物的时光。

作 者

萧毅，笔名从容，毕业于甘肃联合大学英语系，主要从事股票二级市场投资和书画精品收藏，著有《从容操盘手记》等书，现任深圳永毅科技投资和珠海德益投资公司的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