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〇四回 

铁牛破碱千重浪  良种盈仓万户香

作者：刘连成

       1985年的春天，双辽农场的稻田埂上，风都带着一股“炸锅”的味儿。三分场三小队的队长刘连富，成了全场的焦点——他接下了总场旱育苗、机械插秧、配方施肥的试验任务。

       “这铁疙瘩能比咱一弯腰一插苗准？”老把式王大爷蹲在田埂上，吧嗒着旱烟，看着远处那台延吉产的CT935插秧机，满脸的不相信。周围一圈职工也跟着附和，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刘连富没急着争辩，黝黑的脸上挂着笑，从兜里掏出个红本本晃了晃——那是他刚拿到的吉林省农业厅青年农民培训结业证。他蹲下身，捏起一块2.5厘米厚的营养土秧块，声音洪亮：“床土得撒匀，隔离层要铺好，机器才能不掉链子。这事儿，咱先试！赔了，算我的！”

       首战机械插秧，刘连富把自家的田当成了“战场”。正午的日头晒得地面冒热气，他跟着农机手寸步不离，调试、讲解，裤脚沾满了泥浆，比插秧的职工还忙。他把“配方施肥”说成“饿了喂饭、渴了浇水”，把“均匀撒播”比作“站队不挤不散”，硬是把拗口的技术变成了大白话。

       秋收时，试验田的稻穗密了三成，亩产多了百十来斤。王大爷捧着饱满的稻粒，砸吧着嘴，再也不说风凉话了：“行，这刘‘技术员’，真有两下子！”

       可推广的坎儿，才刚刚开始。1986年，总场号召买插秧机，大伙却犯了难——又怕机器不靠谱，更不敢贷款。刘连富带着账本挨家挨户算：“人工插一亩得三天，机器俩小时！省下来的工夫，能多垦半亩地！”

      最终有12户咬了牙，可职工王万发还是犯愁，凑钱时差了一大截。刘连富拍了拍他的肩膀，把准备盖新房的钱先垫上了：“等稻子卖了，把本还我就行，利息不用，顺带请我喝顿酒！”王万发感动得眼圈都红了，当天就把插秧机开回了家。

       到1989年，尝到甜头的职工们，就算机器涨了价，也争相自筹资金购买。全队机械插秧面积，一下子占到了总面积的七成。

       1991年，刘连富升任三分场场长，目光又盯上了那块被老职工戏称为“种啥啥不收”的低洼盐碱地。那地方常年积水，地里的碱霜白花花的，看着就让人犯怵。

      他拉上总场的张庆志副场长一起“啃硬骨头”。冬天，带着技术员往冻土上拉农家肥，每公顷堆得像小山似的，超过40立方米；春天带水旋耕，他踩着胶鞋在泥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查情况，裤腿冻成了冰壳也不歇；播种时更是盯着温度计，非要等地温稳定过14℃才让下秧。

       有回调试排灌系统，他脚下一滑摔进了排水沟，浑身湿透，爬起来却笑着喊：“这沟挖得够深，保准能排净积水！”

        那年秋天，奇迹发生了。“涝洼地”里的“玉丰”稻穗压弯了秆，每公顷产量竟突破了7500公斤！职工们围着刘连富欢呼，他却蹲在田埂上，手里捏着一把金黄的稻粒，望着远处轰鸣的拖拉机，眼里满是兴奋。

       风拂过稻田，泛起层层金浪，就像他这些年的脚步——虽满是泥泞，却始终朝着丰收的方向。连续多年，农场水稻亩产翻了近三成，曾经的盐碱沼泽地，真的变成了米粮仓。

       刘连富是个闲不住的人。每到水稻种植季，总爱往田间跑。看着年轻人操作着更先进的农机，他总会想起当年那句承诺：“跟着新技术走，准能让大米干饭，油油汪汪地摆在咱每家每户的饭桌上！”

       夕阳下，他的身影被拉得很长，与翻滚的稻浪融在一起，成了双辽农场最动人的一幅画。

注：刘连富是1880年第一位来到哈拉巴山下衙门屯开荒占草的山东汉子刘玉春的第五个重孙。他的祖父刘德福是新中国成立后衙门屯的第一任村长；他的父亲是双辽县衙门屯县农场的员工之一。他继承了先辈的遗志，为家乡的建设辛勤耕耘，留下了一串串美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