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阵地》：硝烟中的文心与傲骨——论一部非典型抗战剧的美学建构与精神图谱
李千树
在抗战题材影视作品层出不穷的今天，《阵地》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沉的历史质感，在央视一频道甫一播出便引发广泛关注。这部剧作将镜头从血肉横飞的前线战场转向另一片特殊“阵地”——文化抗战的隐蔽战线，通过刻画周恩来、李克农、郭沫若、夏衍、田汉、安娥、任素宁等一系列文化领导人和文化名人在抗战时期的真实经历，展现了一场关乎民族灵魂存续的文化保卫战。
一、时代背景：文化抗战的历史现场
《阵地》的故事背景设定于1937-1945年这段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期。与一般抗战剧聚焦军事对抗不同，该剧敏锐地捕捉到抗日战争中另一条关键战线——文化战线的生死搏杀。当日军铁蹄践踏中国领土之际，文化侵略同步进行，日语被强制推广，中国历史被篡改，倭寇的“笔部队”在狂轰滥炸，精神毒弹遍地开花，民族文化认同面临瓦解危机。《阵地》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展现了周恩来领导下的文化人士如何以笔为枪，团结一切文化名流，在重庆、桂林、香港等地建立“文化阵地”，守护中华文化血脉的壮阔图景。
剧中，周恩来的一句台词点明了主题：“敌人要摧毁的不仅是我们的土地，更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这片阵地，我们不能丢。”“文化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去占领”。这句话道出了文化抗战的深刻意义——它关乎民族精神的存续，是比军事战线更为深层的抗争。
二、人物谱系：历史星空下的文人群像
《阵地》的人物塑造突破了传统抗战剧的范式，以群像方式勾勒出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周恩来形象尤为立体，剧中不仅展现其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更凸显其作为文化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穿梭于文化界各派别之间，既团结左翼文人，也争取中间派知识分子，构建起最广泛的文化抗日统一战线，体现了党对抗战文化领域的坚强领导。在“争取徐悲鸿”一场戏中，周恩来不以政治立场强求，而从民族大义出发，最终打动这位艺术大师，体现了其“尊重、理解、引导”的文化工作艺术。
李克农作为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实质上扮演着我党对于桂林文化抗战统一战线的领导角色。但他不是直接出面进行一线领导，而是通过夏衍及其《救亡日报》等团结广大文化名人，协同文化战线上的各方面力量，共同构筑起最广泛的抗战文化民族战线。
郭沫若的塑造则抓住了其诗人与革命者的双重身份。剧中，他不仅扮演着全国文化抗战重要领导人的角色，而且通过自己的创作，直接投身到文化抗战的大洪流中。如其话剧《屈原》的创作，就是在国民党独裁统治、白色恐怖、极尽高压的不利形势下，在日寇的狂轰滥炸的阴影下进行的。在历时十昼夜的日夜颠倒中，他废寝忘食，不眠不休，伏案疾书，将个人情感与民族命运融为一体，借古喻今，以《雷电颂》发出了抗战时期最具震撼力的文化呐喊。这一段落与场景不仅再现了历史，更诠释了艺术创作与时代精神的深刻关联。
夏衍、田汉、安娥、王鲁彦、巴金、周立波、艾芜、茅盾、欧阳予倩、洪深、焦菊隐、柳亚子等一大批著名文化人物同样饱满鲜活。夏衍的理性克制与田汉的热情奔放形成鲜明对比，却共同构成了文化抗战的两种面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安娥的刻画，作为剧中重要的女性角色，她不仅是田汉的伴侣，更是独立的艺术家与革命者。她不仅创作了《渔光曲》等一大批著名文艺作品，还是我党南方局的联络员，做着重要的隐蔽战线工作。这样的过程，展现了女性在文化抗战中的独特贡献。而通过另一个女性角色任素宁，则反映了一个富家小姐是如何在文化抗战过程中，从一个软弱无力的小女孩，逐步成长为文化抗战战线上的文化战士的成长过程。
三、叙事结构：复调交响中的历史再现
《阵地》的叙事结构颇具匠心，采用多线并行的复调叙事，将不同文化人的故事编织成一张广阔的历史画卷。剧中有周恩来运筹帷幄的政治领导线，有郭沫若创作演出的文化主导线，有田汉安娥情感发展的生活辅助线，还有普通文化工作者冒险传递情报信息的地下工作战线。这些线索彼此交织，共同奏响了文化抗战的宏大交响。
在“香港文化大营救”这一叙事高潮中，多条线索汇聚一处：周恩来在重庆远程指挥，夏衍在香港具体组织，安娥等在桂林接应，而普通文化人则在险境中辗转迁徙。这种叙事方式既展现了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也让观众从多个视角理解了文化抗战的全貌。
四、美学追求：诗性叙事与历史质感
《阵地》的艺术特色显著，其最大特点在于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的平衡。剧中主要事件和人物均有历史依据，但在细节处又进行了合理的艺术加工，如虚构了周恩来与郭沫若在防空洞中讨论文化战略的对话，既符合人物性格，又深化了主题表达。
场景设计方面，剧组精心还原了抗战时期的文化空间——上海的淞沪会战、南京的大屠杀、长沙会战、重庆的潮湿雾霭、桂林的奇山秀水(溶洞）、香港的殖民建筑，不仅为剧情提供了真实背景，本身也成为文化意象。特别是对文化人生活工作环境的再现，从郭沫若堆满书籍的简陋居所，王鲁彦的贫病交加，茅盾住着简陋的居所，坐着小板凳创作《霜叶红于二月花》，到田汉创作《秋声赋》过程中与安娥的争吵又和好，以及诸多的戏剧排练场景，这些空间不仅是物理存在，更是精神场域的具象化。
剧作的诗性语言也是一大亮点。人物台词既有历史人物的语言风格，又融入了文学化的表达，如田汉说道：“戏剧就是我们的阵地，舞台就是我们的战场，每一句台词都是射向敌人的子弹。”这样的语言既符合人物身份，又升华了主题。
五、精神内核：文化自觉与民族气节
《阵地》超越了一般历史剧的范畴，其核心主题是文化自觉与民族气节的颂歌。在全民族抗战的背景下，文化不再只是才子佳人的风花雪月的雅事，也不是文化人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孤芳自赏，而是关乎民族存亡的精神堡垒。剧中，各种文化人士面对物资匮乏、生命威胁，依然坚持创作、演出、出版，并且相互支持，扶危济困，精诚团结，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日寇“笔部队”等“文化殖民”，以及国民党、汪伪投降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最有力反击。
通过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和《秋声赋》等的过程，剧作揭示了文化作品如何由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当田汉在狱中写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时，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命运产生了共振，这一刻，艺术真正成为了民族的号角。
六、现实回响：历史之镜与当代之思
《阵地》的价值不仅在于历史再现，更在于其对当代的启示。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认同问题再次凸显，如何守护文化主体性，如何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成为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新课题。《阵地》中文化先辈的精神——既坚守文化根脉，又大胆创新形式——为今天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剧中，周恩来对青年文化工作者说：“传统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古董，而是活在我们创作中的生命。”这句话穿越时空，依然振聋发聩。它提醒我们，文化传承不是机械复制，而是创造性转化；文化自信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开放包容中的定力坚守。
《阵地》通过重温那段文化抗战的历史，不仅向当代观众展示了一幅文人群像，更唤起了对文化价值、知识分子使命的深层思考。在娱乐至上的影视生态中，这样的严肃创作犹如一股清流，证明主旋律作品同样可以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
硝烟散去，文脉绵延。《阵地》中的文化守护者们用他们的智慧与勇气，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守住了精神家园。他们的身影穿过历史长廊，与今天的我们对话，提醒着：文化阵地，永远需要有人坚守；民族精神，永远值得为之奋战。这或许就是《阵地》作为一部文艺作品，最深刻的价值所在。
2025年10月21日晚于济南善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