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拾光而行 铁脉永存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于海莹 王嘉雯
十堰的秋光总带着几分执拗,眷恋地绕着红卫1号隧洞,不肯早早退去。晨光刚漫过武当山的山脊,就顺着隧洞顶部的裂隙钻进来,落在锈色铁轨上——那些细碎的金网晃啊晃,像半个多世纪前铁道兵们没来得及吹灭的矿灯,指尖碰上去,铁轨还留着夜里的凉。待日头稍高,绿皮火车裹着风声驶来,车轮与钢轨碰撞的 “哐当” 声震得隧洞轻颤。隧道洞口留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对联,饱含着历史沧桑感,像铁道兵们没散的誓言,在襄渝铁路的脉络里,永远醒着,永远年轻。

我们学校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前身是1972年成立的第二汽车制造厂职工大学,坐落在十堰市张湾区红卫街道——一个很有时代感的名字,“二汽”1967年在学校旁边的大炉子沟奠基,“红卫建设总指挥部”最初就在这里,襄渝铁路从这里穿城而过。每一年,我们湖北汽车工业学院都会组织学生实践团队,对铁道兵专题进行调研。每一次动员的时候,指导老师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黄永昌老师都会提出一个奇怪的要求——让大家去找到学校附近的红卫1号隧道和2号隧道。
黄院长与这段历史的缘分,是父亲传递给他的。1969 年的十堰,荒坡连野,父亲还不到二十岁,裹着粗布褂子加入 “黄冈民兵师”,跟着五万名同乡钻进武当山的褶皱里 —— 他们要在悬崖上凿路,让火车能爬过这座山。记得小时候,父母闲谈时,经常会说“那年去三线了”。“三线”?他曾以为 “三线” 是地图上画圈的远地方,直到博士毕业来到十堰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任教,父亲陪他走在学校旁的红卫路,指着路边的老墙,手指在剥落的墙皮上划了划,指甲蹭出浅灰的痕:“这里,就是我们当年搭草棚的地方。”黄院长猛地站住—脚下的砖缝里,好像还留着父亲当年踩过的泥,那些听了几十年的 “三线故事”,原来一直睡在他每天走过的路上。

真正让这段历史在他心里扎下根的,是武当山脚下那片青灰色的墓碑。第一次乘火车路过时,他从车窗里瞥见了老营革命烈士陵园 —— 连片的碑石像沉默的山,压得他心头发紧。他原以为这里的烈士,多是抗战、解放战争时的英雄,却没料到,武当山下竟长眠着近两百名为修铁路牺牲的铁道兵。后来他带着学生走进陵园,蹲在墓碑前,指尖拂过碑石上的字 —— 风把字迹磨得有些浅,却能摸到碑缝里嵌的松针,像有人总在这儿轻轻扫过,怕灰尘盖住那些名字。那时陵园里只有一本四十年前编的小册子,泛黄的纸页上,烈士名录缺了整整一行,十几个名字像被风吹走的蒲公英,没了下落。陵园的陈太燕老师攥着他的手,指节泛白,红着眼眶说 “终于有人来记他们了” 时,黄院长望着周围的苍松 —— 松针落在肩上,轻得像历史的重量,他忽然觉得,父亲的 “三线”、陵园的墓碑、自己的讲台,在这一刻拧成了一股绳:这些名字,不能就这么被忘了。
于是,他成了那个 “拾光的人”。
他带着学生从十堰火车站坐 201路公交,到白浪,到铁兵花园—— 只要遇见在梧桐树下晒太阳的老人,提起 “铁道兵” 三个字,他们浑浊的眼睛就会骤然亮起来,像有人划了根火柴,点燃了心底埋了几十年的火种。有一次他们碰到湖南邵阳的唐老爷子,老人拄着拐杖,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指腹在第三排最右的墓碑上磨了又磨:“当年隧道塌了,陈农青的腿被砸断了,还爬出来喊‘里面有人’…… 血顺着石阶往下流,在青苔上洇出黑印子,我们跟着血印子挖,却没拉住他。” 那天的风裹着武当山的松涛,学生们蹲在地上记笔记,笔尖划过纸页的 “沙沙” 声,像在跟半个多世纪前的青春说话。黄院长站在一旁,看着碑上的年纪 ——19 岁、21 岁、23 岁,比他身边的学生还小 —— 这些从不是冰冷的数字,是没来得及娶媳妇的少年,是母亲在村口盼归的孩子,是战友们每次吃饭都会多摆一副碗筷的兄弟。“为有牺牲多壮志”,他忽然懂了,这句诗里藏着的,是这些年轻人没说完的话,是襄渝铁路能穿过群山的底气。
团队还去了李安普烈士的家。这位铁道兵排长的照片,仍端端正正摆在农家小楼的客厅中央 —— 照片里的青年穿着军装,笑容亮得像山村里的太阳,领口的纽扣擦得反光。李安普的妻子颤抖着烈士证书,先蹭了蹭封皮的磨白处,那是她摸了几十年的地方;翻开内页,“李安普” 三个字的烫金快磨掉了,边缘却贴着透明胶带,是老人怕字掉了,再也找不到儿子。“他说等铁路通了就回来,带我坐火车……” 老人的声音发颤,“可铁路通了,他没回来。” 阳光穿过木窗,落在证书上,不敢伸手去碰 —— 那纸页上,除了油墨的香,好像还留着李安普没来得及回家的温度。原来 “铁路是用生命铺就的”,从不是一句口号,每根枕木里都裹着这样滚烫的青春,每寸铁轨上都印着这样沉甸甸的牵挂。

图为拾光的人黄永昌,湖北汽车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院院长
这些年,黄院长的 “拾光路”,沿着襄渝铁路越走越长。在红卫 1 号洞旁,他和学生听火车呼啸而过,车轮撞着钢轨的声响,像铁道兵们没唱完的壮歌,在隧洞里绕了一圈又一圈;在丹江口水库边,老民工卷起裤腿,露出膝盖上的老疤 —— 疤叠着疤,硬得像铁:“扛钢轨走山路,疤掉了又长,长了又掉,可钢轨没掉过一次,我们怕啊,怕耽误了修路。” 在铁二团姚尚明老师的书房里,满柜的手稿夹着干枯的树叶、旧车票,姚老师翻到 1971 年的那页:“这叶子是在红卫 1 号洞旁捡的,那天刚凿通一段,我们在洞外摘的,说留着当纪念。” 在铁三团蔡本学老爷子的手机里,几百个短视频存着老兵们的歌声 —— 嗓子哑了,调子却没跑,唱到 “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时,老人还会跟着晃头,像回到了当年的工地。他带着团队走完了襄渝铁路湖北段,看着这条钢铁巨龙在群山里蜿蜒,才真的明白:当年两万五千名铁道兵驻守十堰,修的 128 公里铁路,不是用机器挖的山,是用钢钎凿的;不是用车轮量的路,是用脚走的;不是用水泥铺的,是用生命一点点堆的 —— 这是刻在山河里的脉络。
曾有学生问他:“老师,研究这些旧事儿有什么用?” 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再次将学生带到红卫一号洞前。恰巧,一列客运列车呼啸穿洞,车窗里一个孩子扒着玻璃朝外挥手,笑容灿烂;远方,另一列货运列车拖着满载的集装箱,正沉稳地驶向西南。黄院长指着那两条铁龙,对学生们说:“看,李安普没能回来,可这火车,正载着比当年更多孩子的‘梦’,去往更远的地方;农青没能见到铁路通车,但如今每天有上千吨的货物从这里经过,让更广阔天地里的人过上好日子——这就是他们的‘用’,也是我们必须记住的理由。”
这道理,正如唐老爷子那句朴实的话:“共产党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黄院长心中,这话从来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隧道里就着冷水啃窝头的日夜,是塌方时逆着人流向里冲的背影,是牺牲前最后一刻仍念着“要把路修通”的执念。它早已不是一句话,而是刻进骨血里的信仰。
现在的黄老师,还总带着老师和学生们在十堰的街头巷尾 “拾光”,探寻,感知,找到“历史感”。在红卫洞旁,他教学生用相机顺着阳光拍红漆字,“这样能拍出字里的温度”;在烈士陵园,他把补全的烈士名录递给学生,“你们看,这些名字现在能排满一页了,咱们给历史补了光”;在农家小院,他帮学生整理口述史料,“要记清老人说的每个细节,那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他总说:“这里的每块碑、每句话,都是能照到现在的光。”
风又掠过铁轨时,还会带来半个多世纪前的回响 —— 是钢钎敲石头的闷响,是老兵们的号子声,是李安普没说完的 “等我回来”。黄院长常会蹲在铁轨旁,看着阳光把自己的影子和锈色的铁轨叠在一起,像把现在的光,搭在过去的路上。他知道,自己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散在时光里的 “光”,一一捡起来,递给学生,递给后来人 —— 让那些没回来的青春再亮一次,让刻在山河里的信仰,永远,永远地传下去。

作者于海莹,中共党员,硕士,现任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辅导员。

作者王嘉雯,共青团员,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法学院涉外法治241班学生
责编:槛外人 2025-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