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光而行 铁脉永存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于海莹 王嘉雯

十堰的秋光总带着几分执拗，眷恋地绕着红卫1号隧洞，不肯早早退去。晨光刚漫过武当山的山脊，就顺着隧洞顶部的裂隙钻进来，落在锈色铁轨上——那些细碎的金网晃啊晃，像半个多世纪前铁道兵们没来得及吹灭的矿灯，指尖碰上去，铁轨还留着夜里的凉。待日头稍高，绿皮火车裹着风声驶来，车轮与钢轨碰撞的 “哐当” 声震得隧洞轻颤。隧道洞口留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对联，饱含着历史沧桑感，像铁道兵们没散的誓言，在襄渝铁路的脉络里，永远醒着，永远年轻。

我们学校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前身是1972年成立的第二汽车制造厂职工大学，坐落在十堰市张湾区红卫街道——一个很有时代感的名字，“二汽”1967年在学校旁边的大炉子沟奠基，“红卫建设总指挥部”最初就在这里，襄渝铁路从这里穿城而过。每一年，我们湖北汽车工业学院都会组织学生实践团队，对铁道兵专题进行调研。每一次动员的时候，指导老师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黄永昌老师都会提出一个奇怪的要求——让大家去找到学校附近的红卫1号隧道和2号隧道。

黄院长与这段历史的缘分，是父亲传递给他的。1969 年的十堰，荒坡连野，父亲还不到二十岁，裹着粗布褂子加入 “黄冈民兵师”，跟着五万名同乡钻进武当山的褶皱里 —— 他们要在悬崖上凿路，让火车能爬过这座山。记得小时候，父母闲谈时，经常会说“那年去三线了”。“三线”？他曾以为 “三线” 是地图上画圈的远地方，直到博士毕业来到十堰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任教，父亲陪他走在学校旁的红卫路，指着路边的老墙，手指在剥落的墙皮上划了划，指甲蹭出浅灰的痕：“这里，就是我们当年搭草棚的地方。”黄院长猛地站住—脚下的砖缝里，好像还留着父亲当年踩过的泥，那些听了几十年的 “三线故事”，原来一直睡在他每天走过的路上。

真正让这段历史在他心里扎下根的，是武当山脚下那片青灰色的墓碑。第一次乘火车路过时，他从车窗里瞥见了老营革命烈士陵园 —— 连片的碑石像沉默的山，压得他心头发紧。他原以为这里的烈士，多是抗战、解放战争时的英雄，却没料到，武当山下竟长眠着近两百名为修铁路牺牲的铁道兵。后来他带着学生走进陵园，蹲在墓碑前，指尖拂过碑石上的字 —— 风把字迹磨得有些浅，却能摸到碑缝里嵌的松针，像有人总在这儿轻轻扫过，怕灰尘盖住那些名字。那时陵园里只有一本四十年前编的小册子，泛黄的纸页上，烈士名录缺了整整一行，十几个名字像被风吹走的蒲公英，没了下落。陵园的陈太燕老师攥着他的手，指节泛白，红着眼眶说 “终于有人来记他们了” 时，黄院长望着周围的苍松 —— 松针落在肩上，轻得像历史的重量，他忽然觉得，父亲的 “三线”、陵园的墓碑、自己的讲台，在这一刻拧成了一股绳：这些名字，不能就这么被忘了。

于是，他成了那个 “拾光的人”。

他带着学生从十堰火车站坐 201路公交，到白浪，到铁兵花园—— 只要遇见在梧桐树下晒太阳的老人，提起 “铁道兵” 三个字，他们浑浊的眼睛就会骤然亮起来，像有人划了根火柴，点燃了心底埋了几十年的火种。有一次他们碰到湖南邵阳的唐老爷子，老人拄着拐杖，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指腹在第三排最右的墓碑上磨了又磨：“当年隧道塌了，陈农青的腿被砸断了，还爬出来喊‘里面有人’…… 血顺着石阶往下流，在青苔上洇出黑印子，我们跟着血印子挖，却没拉住他。” 那天的风裹着武当山的松涛，学生们蹲在地上记笔记，笔尖划过纸页的 “沙沙” 声，像在跟半个多世纪前的青春说话。黄院长站在一旁，看着碑上的年纪 ——19 岁、21 岁、23 岁，比他身边的学生还小 —— 这些从不是冰冷的数字，是没来得及娶媳妇的少年，是母亲在村口盼归的孩子，是战友们每次吃饭都会多摆一副碗筷的兄弟。“为有牺牲多壮志”，他忽然懂了，这句诗里藏着的，是这些年轻人没说完的话，是襄渝铁路能穿过群山的底气。

团队还去了李安普烈士的家。这位铁道兵排长的照片，仍端端正正摆在农家小楼的客厅中央 —— 照片里的青年穿着军装，笑容亮得像山村里的太阳，领口的纽扣擦得反光。李安普的妻子颤抖着烈士证书，先蹭了蹭封皮的磨白处，那是她摸了几十年的地方；翻开内页，“李安普” 三个字的烫金快磨掉了，边缘却贴着透明胶带，是老人怕字掉了，再也找不到儿子。“他说等铁路通了就回来，带我坐火车……” 老人的声音发颤，“可铁路通了，他没回来。” 阳光穿过木窗，落在证书上，不敢伸手去碰 —— 那纸页上，除了油墨的香，好像还留着李安普没来得及回家的温度。原来 “铁路是用生命铺就的”，从不是一句口号，每根枕木里都裹着这样滚烫的青春，每寸铁轨上都印着这样沉甸甸的牵挂。

图为拾光的人黄永昌，湖北汽车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院院长

这些年，黄院长的 “拾光路”，沿着襄渝铁路越走越长。在红卫 1 号洞旁，他和学生听火车呼啸而过，车轮撞着钢轨的声响，像铁道兵们没唱完的壮歌，在隧洞里绕了一圈又一圈；在丹江口水库边，老民工卷起裤腿，露出膝盖上的老疤 —— 疤叠着疤，硬得像铁：“扛钢轨走山路，疤掉了又长，长了又掉，可钢轨没掉过一次，我们怕啊，怕耽误了修路。” 在铁二团姚尚明老师的书房里，满柜的手稿夹着干枯的树叶、旧车票，姚老师翻到 1971 年的那页：“这叶子是在红卫 1 号洞旁捡的，那天刚凿通一段，我们在洞外摘的，说留着当纪念。” 在铁三团蔡本学老爷子的手机里，几百个短视频存着老兵们的歌声 —— 嗓子哑了，调子却没跑，唱到 “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时，老人还会跟着晃头，像回到了当年的工地。他带着团队走完了襄渝铁路湖北段，看着这条钢铁巨龙在群山里蜿蜒，才真的明白：当年两万五千名铁道兵驻守十堰，修的 128 公里铁路，不是用机器挖的山，是用钢钎凿的；不是用车轮量的路，是用脚走的；不是用水泥铺的，是用生命一点点堆的 —— 这是刻在山河里的脉络。

曾有学生问他：“老师，研究这些旧事儿有什么用？” 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再次将学生带到红卫一号洞前。恰巧，一列客运列车呼啸穿洞，车窗里一个孩子扒着玻璃朝外挥手，笑容灿烂；远方，另一列货运列车拖着满载的集装箱，正沉稳地驶向西南。黄院长指着那两条铁龙，对学生们说：“看，李安普没能回来，可这火车，正载着比当年更多孩子的‘梦’，去往更远的地方；农青没能见到铁路通车，但如今每天有上千吨的货物从这里经过，让更广阔天地里的人过上好日子——这就是他们的‘用’，也是我们必须记住的理由。”

这道理，正如唐老爷子那句朴实的话：“共产党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黄院长心中，这话从来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隧道里就着冷水啃窝头的日夜，是塌方时逆着人流向里冲的背影，是牺牲前最后一刻仍念着“要把路修通”的执念。它早已不是一句话，而是刻进骨血里的信仰。

现在的黄老师，还总带着老师和学生们在十堰的街头巷尾 “拾光”，探寻，感知，找到“历史感”。在红卫洞旁，他教学生用相机顺着阳光拍红漆字，“这样能拍出字里的温度”；在烈士陵园，他把补全的烈士名录递给学生，“你们看，这些名字现在能排满一页了，咱们给历史补了光”；在农家小院，他帮学生整理口述史料，“要记清老人说的每个细节，那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他总说：“这里的每块碑、每句话，都是能照到现在的光。”

风又掠过铁轨时，还会带来半个多世纪前的回响 —— 是钢钎敲石头的闷响，是老兵们的号子声，是李安普没说完的 “等我回来”。黄院长常会蹲在铁轨旁，看着阳光把自己的影子和锈色的铁轨叠在一起，像把现在的光，搭在过去的路上。他知道，自己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散在时光里的 “光”，一一捡起来，递给学生，递给后来人 —— 让那些没回来的青春再亮一次，让刻在山河里的信仰，永远，永远地传下去。

作者于海莹，中共党员，硕士，现任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辅导员。

作者王嘉雯，共青团员，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法学院涉外法治241班学生

责编：槛外人 2025-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