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雪原与人心间重建自我

——论《缝狗》中儿童主体性的回归

文/舒辉波

李谦始终对东北地域文化怀着质朴深情，她注重田野调查，将地域文化与民俗文化融入儿童文学创作。其作品不仅展现出自然之美，更因融入长白山原住民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及人类文化学内容而内蕴丰厚。长篇小说《缝狗》固然具备上述特征，却也呈现出新的创作倾向。在我看来，《缝狗》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以儿童视角为棱镜，既刺破了教育规训的虚妄，又留存了成长的复杂肌理，为儿童文学如何彰显“儿童主体性”提供了珍贵范本。尹小安的黑瞎子沟之旅，本质上是一场被功利教育规训甚至异化的儿童，在自然与民间伦理中重建主体性的救赎之旅。

当今家庭及学校对“好孩子”的要求，往往被简化为“听话”“优秀”“符合标准”，这种实用性评价标准实则是成人世界对儿童主体性的隐性剥夺。尹小安初登场时，正是这种异化的典型：他的价值判断被“排名”“竞争”“面子”所绑架，澳大利亚游学资格的得失成为衡量自我价值的标尺，而他对陈辰的怨恨，本质上是“输不起”的规训产物。正如蒙台梭利在《童年的秘密》中指出的：“成人以‘教育’之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儿童，却看不见儿童内在的成长动力。”

“蒲公英”微信群的存在，构成了功利教育的微型缩影。群里的孩子们用“宁古塔”“发配”解构黑瞎子沟之旅，将游学异化为“打卡竞赛”——陈辰的澳大利亚、“诗人”的西安兵马俑、吴啸杰的北京冬令营，本质上都是被消费主义包装的“教育商品”。尹小安最初对微信群的依赖，折射出城市儿童对虚拟社交的沉迷：他们习惯在屏幕后用表情包表达情绪，用点赞衡量友谊，在虚拟社交中塑造“人设”，却在真实冲突中形象坍塌——当大狗扑来时，尹小安下意识将林月灵挡在身前，这正是长期“自我中心”逻辑的极端显现。

功利教育的核心悖论在于：它打着“培养优秀人才”的旗号，却用标准化评价体系消解儿童的主体性。尹小安对“寒假日志”的功利性期待（“惊艳全班乃至全校”），对陈辰“告密”的执念，本质上是将自我价值与“胜出”绑定。当大头气呼呼地问他“你们城里的小孩儿，都是胆小鬼吗？”，他先急忙摇头，转念又点头——明明知晓并非所有城里孩子都如此，却仍出于自保选择附和。这种矛盾的反应，正是规训机制内化的明证：他已在潜意识中将“自我保护”异化为“自私自利”，却对这份异化浑然不觉。

更深刻的异化藏在细节里。尹小安初到黑瞎子沟时，对仓房血马甲的第一反应是“破获命案”，这是被悬疑剧驯化的思维；他用“军训内务获奖”证明自己，实则是将“服从规则”等同于“优秀”。这些被规训塑造的认知，让他像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世界：狗是“危险动物”，乡村是“落后标本”，民间是“愚昧象征”……

黑瞎子沟的民间伦理以一种“反教育”的方式，为尹小安的主体性觉醒提供了土壤。与城市教育的“标准化评价”不同，这里的道德准则根植于生存实践：五爷的“老爷们儿”哲学——“没事不招事儿，出事儿不怕事儿”，没有华丽辞藻，却直指担当的本质；大头怒斥他“不算男生”时的暴怒，林月灵受惊吓后仍为他辩解的善良，构成了一套基于“共情”与“责任”的价值体系，这种来自同伴的真实反馈，远比课堂上的“德育课”更具说服力。

作品刻意回避了“成人拯救儿童”的俗套叙事，而是让民间伦理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六爷带着大头登门和解时，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只用“小哥俩拉拉手”的朴素智慧，让尹小安在羞耻中领悟“和解不是软弱”；十四爷缝狗时的专注与温柔，则在解构“动物工具论”的同时，传递出“生命平等”的哲学——当尹小安追问“大青算不算好狗”时，他已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判断善恶，而非依赖成人给定的答案。诚如皮亚杰在认知发展理论中所言：“真正的成长始于对‘标准答案’的质疑。”

这种主体性的唤醒体现在尹小安的行为转变中：从用恶作剧捉弄伙伴，到主动给林月灵拍掉头发上的雪；从拒绝给奶奶开门，到为五爷劈柴、喂狗；从对“寒假日志”的功利期待，到对“缝狗”“冻青”的纯粹好奇。这些变化并非源于成人的刻意教导，而是在真实的人际互动中自然生长——正如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派饭”传统，民间伦理的传递从不在说教里，而在“你帮我一把，我扶你一程”的日常中。

优秀的儿童文学从不回避人性的幽暗，因为真实的成长始终伴随着对复杂世界的认知。《缝狗》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既写儿童的成长，也写成人的挣扎，让尹小安在观察人性复杂性的过程中完成自我确认。五爷既是驯狗高手，也是偷猎者；十四爷既是“缝狗神医”，也是屯里人眼中的“叛徒”；白脸男人的孝心与偏执、大头的直率与宽容，共同构成了一张立体的人性网络，让尹小安明白：世界从不是“非黑即白”的考题，而是需要用一生去理解的谜题。

这种复杂性在“狗叙事”中达到高潮。大青从“逃兵”到“复仇者”的生命轨迹，颠覆了“忠诚即绝对服从”的简单认知；十四爷“缝狗”时的冷静与对大青坟墓的守护，展现了“人与动物互为救赎”的深层联结；五爷的狗穿上带血的护甲进山，既是暴力的参与者，也是暴力的受害者。尹小安对狗的态度转变——从恐惧到牵挂，从工具化认知到生命共情——实则是主体性从“自我中心”到“生态共生”的拓展。当他最后拥抱四眼时，已不再用“宠物”或“危险”定义动物，而是承认它们作为“生命伙伴”的平等地位。

《缝狗》对“教育异化”的批判更具锋芒。尹小安初到时，将黑瞎子沟视为“宁古塔”，将游学视为“打卡任务”，这种心态与当代教育中“旅行即拍照”“体验即作文”的功利思维如出一辙。而黑瞎子沟用最朴素的方式击碎了这种虚妄：冰车不是游乐场的道具，而是可能摔断腿的真实挑战；大狗不是温顺的宠物，而是会暴露人性怯懦的镜子；甚至十四爷的“叛徒”标签，也远比故事书上的“英雄叙事”更接近人性本真。在这里，成长不是“完成任务”，而是“直面真实”。

“蒲公英”微信群作为贯穿全文的叙事装置，暗藏着精妙的象征意味。初期，这个群是尹小安确认自我身份的重要坐标：群里的调侃、比较、炫耀，构成了他熟悉的“社交货币体系”。孩子们用“白草黄沙”的文字想象黑瞎子沟，用“澳大利亚考拉”反衬林海雪原的“落后”，本质上是用虚拟世界的标签简化真实世界的复杂——这与当代儿童沉迷短视频、用表情包替代真实情感的状态高度契合。

微信群出现频次的递减，与尹小安主体性的觉醒形成隐秘的互文。当他在冰面上与大头争执、在仓房发现血马甲、跟随十四爷进山时，对微信群的依赖逐渐减弱：他不再需要用“探险视频”获取关注，不再用“游学排名”证明价值。最后一次群聊中，陈辰的留言与尹小安的回复打破了此前的对立，这种和解并非“原谅告密”，而是尹小安终于明白：友谊的价值不在“谁对谁错”，而在“真实联结”。此时的微信群已不再是主体性的支撑，而是成长的参照系——证明他已从虚拟社交的牢笼中走出，在真实的人际互动中找到了自我。

这种转变在尹小安的“寒假日志”想象中完成闭环。他最初期待用“命案悬疑”“叛徒秘闻”惊艳全校，而最终打动他的，是五爷咳嗽时的背影、十四爷采摘冻青的执着、大头递来的冰车。这些不被“优秀标准”收录的瞬间，恰恰是主体性最珍贵的质地：它承认怯懦，也拥抱勇气；接受不完美，也相信成长；在功利的世界里，守住对真实的敬畏。

我认为儿童文学的使命不是塑造完美人格，而是守护成长的混沌性。《缝狗》的价值，在于它拒绝将成长简化为“从坏到好”的线性叙事，而是展现了主体性确立的“混沌性”：尹小安依然会犯错，依然有怯懦，却在每一次真实的碰撞中更接近“完整的自我”。这种叙事对当代儿童文学有重要启示：真正的儿童主体性，不在于“符合成人期待”，而在于“拥有直面真实的勇气”；好的儿童文学，不必给孩子提供标准答案，而应陪他们在混沌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当尹小安最后回望柳条沟，想象老虎的呼吸时，他已不再是那个需要“游学证明”的城市少年。长白山的风雪洗去了规训的尘埃，民间的伦理唤醒了沉睡的共情，而人性的复杂则让他懂得：成长不是成为“别人眼中的优秀”，而是找到“自己认可的真诚”。这或许是作品留给读者最珍贵的礼物——在功利教育的洪流中，始终为孩子保留一块可以“慢慢长大”的雪原。

舒辉波，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

▲ 本文刊发于2025年9月15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T03

《缝狗》

作者：李谦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