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填饱肚子都艰难的年月,连烧火的柴禾也成了叫人发愁的事。坡上岭下的树木全是集体的,地头的柿树、漆树、核桃树,也都归了公。每年树上的果实熟了,队里收下来,按各家的工分分配。大人们天天忙着出工,生怕少干了活就少分粮,于是,捡柴的担子,便落在了我们这群娃娃的肩上。
坡上管得严,但我们这些孩子,只要不砍活树,只掰些枯枝,是被默许的。我们管这叫“掰干棒”。每天下午放学,匆匆扒完饭,门外伙伴一吆喝,心就飞出了家。我撂下碗,取下屋后墙上那根系着木钩的麻绳,背上背笼,一溜烟冲出门去。
“掰干棒”也有讲究:一要认准枯枝——得是前年甚至更早就干透的;二要扔准木钩,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直到钩子牢牢挂住枯枝;三要使对劲儿,猛一拉,“咔吧”一声,枯枝就掉下来了。要是碰上粗的,一个人掰不断,就得几个人一起帮忙。“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捡柴也让我早早明白了,人多力量大。
柿树的枯枝脆,好掰;核桃树的硬,难弄;漆树的虽好掰,不少孩子怕漆过敏不敢碰。我胆子大,不怕“漆咬”,专挑漆树枯枝掰,所以每次捡的柴总比别人多些。
掰下的干棒,要用镰刀截短,整齐码好,再往背笼里装。别看堆起来一大摊,其实都是干柴,并不很沉。捡柴不只有“掰干棒”。秋后,我们又跑到犁过的玉米地里“弹包谷茬”——把留在地里的玉米根用镰刀钩起,再拿刀背把土捶干净。冬天,我们就上坡割酸枣刺。那活又苦又险,得先用木叉把酸枣棵卡住,再用镰刀割,一不小心,手上脸上就会被划出口子,疼得钻心。所以我们也不太爱割酸枣刺,常是割些野蒿,或是拔些叫“铁丁刷”的野草。
太阳下山时,我们背着比自己还高的柴捆,慢慢走回村子。三娃子家的小花狗总像箭一样从村口冲出来,摇着尾巴在我们脚边窜来窜去。直到今天,已过六十的我,还常常在梦里回到那些日子——掰干棒,弹包谷茬,割野蒿……一幕一幕,又暖,又真。
作者简介:周刚振,笔名讯达,陕西商州人。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