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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李一信和文化名人的故事
作者: 李富田
李一信，峰峰矿区和村镇李岗西村人，曾在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工作二十多年。历任人事处长、办公厅主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中华文学基金会副总干事长和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由于工作关系，他和我国的文化名人有过多次接触，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孙静轩（1930——2003，中国当代诗人、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他是文学研究所的第二期学员，当年和邓友梅一样，都还是不足20岁的风流倜傥的青年。听到京华聚会的消息后，人未进京，梦中就早已回到北京鼓楼东大街103号学府旧址。像千里游子梦回埋着自己衣袍的降生地乡下老屋，心切切，情依依。来京后默默地寻到学府旧址，在大门口久久盘桓不肯离去。看门的小伙子对这位不修边幅的老头说“老爷子，你想在这里找黄金吗”？“不，找比黄金更贵的东西”。小伙子以为这老头犯什么神经，继续调侃“世上哪有比黄金更贵的东西呀”？“有，这里有我遗落的一个梦”。离开学府旧址后，他已痛哭了四场。他想起了丁玲，想起了老校友，想起了在祖国第二个春天里，那些和他一样“重放的鲜花”的命运，想起了……
在8月24日的首次聚会上，老作家们的眼睛在互相寻找着。寻找着40多年前那熟悉的面孔。120多位校友，来京聚会的不足50人，大家的心头微微掠过一丝怅惘。当主持人说到如今唯一健在的老所长公木（1910——1998，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曾任东北大学教育长、副校长、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副所长、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曾以创作《英雄儿女》《白毛女》《豹子湾战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而闻名。因买不到来京车票不能如期赴会时，人们的心情沸腾了。他们各自使尽招数，出谋划策筹措车票。当得知公木最终找到他的一个老朋友（离休的铁路局长）讲明来由，才破例解决了来京车票。当晚便在老伴的陪同下踏上了南来的列车。第二天中午，85岁高龄的公木不顾旅途的劳顿参加了下午在文采阁的聚会。
特邀代表已故老所长的爱人陈明在会上的发言义重情深。他说:丁玲在弥留之际回顾她的一生时说，她这一辈子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但她是党的女儿，是党的作家，一生跟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想到党所经历的困难，个人受点委屈就微不足道了。她在告别人世前说有一件事是遗憾的，那就是对不起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同志们。许多同志为她受到无辜的株连，希望生前能有机会亲自向同志们致歉。她带着没有实现的夙愿默默地走了。陈老悲咽地说，丁玲九天有知，我今天在这里替她还愿，向同志们道一声对不起。他深深地鞠下九鼎长躬。
全场为之唏嘘，窗外的青藤也为之折腰。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也许是作家们身世的写照吧。中央文学研究所先后招收的三个班的学员正是这样的“宝剑”和“梅花”。他（她）们和老所长丁玲一样，历经磨难和苦寒，终于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春天，大多数人都成了文坛巨子和文学工作的领导人。这次来京聚会和未能来京而寄信或捎话来的作家们都是文坛宿将。
李一信和中国作协党组以及书记处的同志们，和作家们一起重温着文学摇篮里有过的温馨，听着作家们激动的讲述、中肯的建议和对文学事业的展望，由衷地激发了高度的责任心和对文学事业的无限钟情。
紧锣密鼓的两天聚会眨眼而过，京都已经花灯初放。而在文采阁聚会的文坛巨子们还在高歌老作家公木创作的风靡全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六）
在中国作家协会这座文学圣殿里，李一信把接触到的文化名人和知名作家都作为他可以随时“描红的帖子”。不断学习他们为人处事的准则，高超的写作技巧和文采，博览群书的汲取着营养。尤其是对工作中和生活里有意义的创作素材，他都记在心里，写在纸上，不断丰富着自己的创作激情。
1985年6月1日，他怀着蓝天白云似的心情走进了作家李准的府邸，开始了拉家常式的单独采访。
李准（1928——2000）中国著名作家、编剧，河南洛阳人。自幼因家境贫困辍学，曾当过盐栈学徒，邮递员。1948年家乡解放后进入银行工作，并开始文学创作。代表作《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黄河东流去》等，曾获茅盾文学奖、百花奖等。参与《高山下的花环》、《牧马人》等电影剧本创作，多次获国家级奖项。
几句寒暄过后，李准燃起一支香烟。“从哪里说起呢”？还未等回答，他便憨厚地笑了笑接着说:“就从俺跟老董的事说起吧”。
老董是李准的爱人，叫董冰。出身在一个下中农家庭。小时候因家里很穷，没有读过一天书。三岁上和李准定得亲，17岁上娶得亲，是乡间说的那种完全由父母包办的“娃娃亲”。她是在娶过门之后，坐在炕上一边纺棉花，一边跟着当教书先生的爷爷学完了小学全部课程。平素常不爱讲话，不爱串门，但很要强。解放后为了走出家门参加工作，曾咬着牙攥着拳学会了珠算。后来托她的妹妹帮她找工作。当时，李准已到北京工作，她写信说想去当售货员，一定会比别人干得好。李准立即给单位领导和家里去信做她的思想工作，说服她安心在家照料孩子。那时，他们已有了四个孩子，要是出去工作，孩子们可咋办？就这样，董冰40多年一直在家里当家庭妇女。夫妻俩从来没有吵过一次嘴，红过一次脸。先后生养了六个孩子，为了这个家完全牺牲了自己。
李一信插话说“那董冰是李双双的模特喽”？李准告诉他“那倒不是，但她给我提供了这个人物形象的素材，我是写农村的，她比我对农村还熟悉，与其说老董仰仗我，不如说我更需要她”。
李准说:谈起农村的事情，谈起作品中的故事，老董的嘴就像决口的河，说个没完。她记忆力很强，几十年前的事她都能清楚地记得。农村的人情风俗她更是记得烂熟，她是俺一本没有写出的日记。多年来每次写什么都要提前告诉她，写成后再逐段念给她听。文章里写得细节失真了她听到后都会帮助纠正。在《唢呐情话》里写到娶亲一节，说是男方四个人抬着空花轿去女方家迎亲。她听了后就觉得太可笑了。她说，抬花轿的才没那么傻呢，那花轿的幔子裹在抬杠上抗在肩上，到了女方家的家门口，轿夫才把幔子撑开抬进村的。不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这些细节是会被忽略的。李准塑造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多数都是自己家和董冰家最熟悉的人物为模特的。所以，董冰对他的作品最有发言权。
说着话，上街买菜的董冰回来了。她穿了件蓝花的白底衬衫，平整憨厚的脸庞，娴淑，恬静，端庄。李准把她介绍给李一信，并告诉她来意。她淡淡一笑，坐在沙发上，并不发言。李准启发董冰:“你想想，你都对俺的哪些作品提出过批评？你说过《唢呐情话》里有几处不真实，也批评过《李双双》，还有《牧马人》批评得就比较厉害”！
“那是啥年月”？董冰终于进入角色了。她颇动感情地说:在那个年月，农民扯七尺布做件花衣裳都不容易，可你在李秀芝脱坯那场戏里，让她把新衣裳一脱朝地上一摔，光着膀子脱起坯来。最后，两只大泥手又抓起了那件花衬衫。可能吗？能不心痛吗？
李准笑了。说《牧马人》上映后，许多人还为脱坯那场戏叫好。可老董一针见血地提出了批评，真是俺作品的第一个批评家哩。
李准说:他的作品主要是写给农民看的，而董冰完全可以作为七八亿农民的代表。他的作品能在老董的手下通过，那就有了七八分把握。
李准把李存葆同志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改写成电影剧本时，全家只有董冰投了赞成票。她提出两点看法。一是小说写得比较公平，大干部的孩子是孩子，农民的孩子也不是柴火。二是原作把梁大娘写得太进步了。他的独苗三喜死了，肯定是有许多想法的。人死账不烂，欠账是要还的，梁大娘是个有血有肉的女性。早年丧夫，屎一把尿一把把儿子拉扯成人，儿子死了，她不辞辛苦带着儿媳赶到儿子牺牲的前线。不向部队领导坚决要求把儿子的遗体运回家乡安葬，起码也会有让儿子安葬故土的愿望吧。
李准在改写电影剧本时，采纳了董冰的意见。
李准向李一信透露:董冰正在以柔和而细腻的笔触创作自传体长篇小说。
董冰写长篇小说，而且已经写出了30多万字的初稿。让李一信感到十分惊讶。深切感受到她和李准一样要强。
董冰写小说，连李准都感到出乎意料。当董冰捧着已经写出的30多万字的小说初稿给李准看时，他才大吃一惊。原想让儿子克坚帮妈妈看看的，但想到妻子走过的路，想到妻子为自己作出的牺牲，便不忍心冷落妻子的一片情意，认真地阅读了这部尚未完全脱稿的作品。
李准告诉李一信:“他为董冰那真实细腻的笔触所感动。有可能自己写的许多作品没有一部能够留在世上，而董冰这唯一的作品会成为中国的《阿信》，会以他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与世共存”。
快要结束这次采访时，李一信突然想起一个朋友给他讲过的故事:这位朋友在南方热带植物园工作，来京看望他时特意送给他一把檀香木折扇。那玲珑剔透的檀香木骨架轻轻地摇动，散发出甘甜的清香，让人不由地对檀香木无限敬仰。朋友意味深长地告诉他:檀香树的培植是很困难的，它不仅需要温湿的气候，而且在成材的过程中，必须有一棵其它的树木种植在它的身旁，作它的“伴生树”。那檀香树就是靠“伴生树”的根瘤菌的养分孕育成材的。人们只知道檀香树可贵，有谁知道“伴生树”为它做出的牺牲！
回家不久，李一信以《檀香木与伴生树》为题，创作出了一篇感人的纪实文学。当年荣获《八小时以外》杂志优秀作品奖。
李一信从1983年转业至中国作家协会，在近20年的岁月里，他先后接触过几百位作家和诗人。很多人成为他的导师和知心朋友。工作上兢兢业业，交往中诗词唱和，生活上关心备至，这里记述的只是几个小小的片段。他始终把作家当亲人，主动和作家交朋友，不仅较好的履行着作协的职能，而且为人善良，供事一言九鼎，言而有信。不亏是名副其实的“一信”其人。作家们有目共睹，心悦诚服。而且在中国作协这座“文学黄埔”的圣殿里耳濡目染，先后创作出版了十多部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和全国知名作家。他常说自己是“月亮里的兔子沾了光，圣殿里的耗子学得几句经文”。总是自谦“我就是文苑篱边一颗草”。
2025年10月于滏阳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