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情结与时代镜像
——湖北作家郑能新小说创作论
陈 勇
背景:郑能新,1963年生于湖北英山,曾任英山县文化馆长、黄冈市群众艺术馆长、黄冈市文联副主席、黄冈市作协主席,现为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曾获“省级、国家级文学奖项数十次,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中国散文排行榜”;个人传略入选《中国微型小说百家》《世界华文小说百家论》等十多部辞书。
郑能新是一位扎根于大别山土地的作家,其小说创作始终贯穿着浓郁的乡土情结与深沉的乡村情感。他的创作,不仅关注当下底层人物尤其是农民的生存状态,更着力于挖掘他们的精神世界与心灵历程,以个体生命的真实体验折射出乡村生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题材选择与精神表达上,郑能新不断拓展和深化了农村小说的表现空间,进一步提升了这一题材的精神高度。
郑能新自1980年步入文坛以来,已出版多部小说集、散文集与报告文学集,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人民日报》《中国作家》《中国艺术报》《长江文艺》《广西文学》《小说界》等全国重要报刊,并被《小说选刊》《读者》《短篇小说选刊》《青年文摘》等广泛转载,其中《父亲的烟杆》《对手》《小保姆》等四十余篇作品荣获各类文学奖项,部分篇章入选大中学教材,影响深远。
郑能新的创作虽题材涉猎广泛,但其小说创作颇具特色,尤其是微型小说,在全国声名卓著,艺术成就斐然。其创作特色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一、浓郁的乡土情结与人文关怀
郑能新始终将笔触对准大别山区的土地与人民,以真挚的情感书写基层人物的人情世态。在长篇小说《破茧》中,他以乡村振兴中的典型人物为蓝本,描绘了一位返乡企业家与七位背景各异的女性以及众多农民共同奋斗的群像。作品通过人物命运的交织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折射出资本与乡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既展示了个体在乡村变革中的挣扎与觉醒,也揭示了集体协作在乡土社会重构中的重要性。这些真实与虚构交织的叙事,不仅记录了乡村物质层面的振兴,更捕捉了文化传承与精神家园重建的深层议题。
作品通过主人公文崇义与七位农村女性在生态农业领域的奋斗历程,生动地勾勒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宏伟图景,展现了他们在面对逆境与挑战时所表现出的坚韧与智慧。小说不仅深刻地揭示了乡村振兴的必要性和挑战性,还通过故事文本向读者传达了一个积极向上、鼓舞人心的核心主题:唯有持续的努力和团结合作,才能实现个人梦想和乡村振兴的愿景。同时,小说也强调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对于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性。
作品人物形象鲜活生动,情节紧凑而富有张力,每一章节都紧密相连、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体系。此外,作者还巧妙地运用象征和隐喻手法,如“破茧”寓意着人物的成长与蜕变,“大别山”则象征着坚韧与希望。在艺术表现上也颇具特色。作者运用生动的语言和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大别山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情怀,使得整个作品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底蕴。同时,作者还善于捕捉人物内心的微妙变化,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来展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情感世界。此外,小说还注重细节描写和氛围营造。无论是乡村的宁静与祥和还是城市的喧嚣与繁华,作者都能够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和精妙的氛围营造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该作最核心的主题就是:七位女性和一大批山里贫困农民的命运改变。这些人物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小说丰富而深刻的社会画卷。作者通过对他们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的细致刻画,展现了在时代变迁下,不同阶层人们所面临的困境与希望。他们的成长与转变不仅是个人的奋斗史,更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缩影。这种群像式的描写手法,使得小说具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和感染力,也让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引发深刻的共鸣与思考。
郑能新的乡土书写并非局限于对田园风光的简单描摹或对往昔岁月的怀旧式回望,而是始终扎根于当下乡村的现实土壤,关注着时代变迁中乡土社会的阵痛与新生。他笔下的乡土,既有泥土的芬芳与人性的温暖,也有现实的粗粝与变革的阵痛,这种真实而立体的呈现,让他的作品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乡土叙事,成为观察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一扇独特窗口。而贯穿其所有乡土题材创作的,是那份对土地的赤子之心和对乡亲的深厚情谊,正是这种不加掩饰的人文关怀,使得他的文字具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能够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界限,引发不同读者的情感共鸣。无论是书写乡村振兴的宏大主题,还是聚焦个体命运的细微悲欢,郑能新都始终将人文关怀作为创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展现乡土世界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同时,也为当代文学的乡土书写贡献了独具特色的艺术表达。
二、鲜活的人物塑造与情感张力
郑能新笔下的人物形象鲜明、血肉丰满,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染力。如《文化局长》(原载《北方文学》)《一馆之长》(原载《长江文艺》)等中篇小说作品中,他不仅塑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基层干部形象,更通过他们的命运轨迹,揭示了时代变迁中基层文化生态的困境与希望。
《文化局长》以细腻写实的笔触,塑造了一个在理想与现实夹缝中艰难前行的基层文化干部形象。小说通过明亮局长的日常工作与内心挣扎,折射出当代文化建设的复杂图景,呈现了一幅充满张力的文化生态画卷。
作品最动人处在于对文化人处境的深刻洞察。明亮这个人物身上凝聚着传统文化人的气质与现代官员的无奈——他熟读诗书、胸怀理想,却不得不周旋于酒桌饭局;他珍视每一件文物,却只能眼看着博物馆在风雨中飘摇。这种身份的矛盾通过一个个生动细节自然流露:从深夜冒雨查看博物馆险情,到为筹集资金四处“化缘”;从被雷击落的单位牌匾,到那个预示离任的梦境。这些情节不仅推动叙事,更成为人物命运的隐喻,暗示着文化在现实重压下的脆弱处境。
小说巧妙地通过空间叙事构建象征体系。破败的博物馆与在建的文化中心形成鲜明对照,前者代表着传统文化保护的困境,后者则象征着文化发展的艰难突围。而龙潭河谷之行,不仅是情节的过渡,更是明亮内心世界的投射——那险峻山谷中的攀登,何尝不是他文化苦旅的写照?
作品对官场生态的描摹入木三分。无论是南西局长饭桌上的段子,还是副书记换车的插曲,都真实再现了文化部门在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地位。而“王八蛋”分不开的尴尬场面,更是将文化人在官场中的窘境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描写不带刻意批判,却更显现实质感。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展现困境的同时,也写出了希望的微光。书记市长对文化的重视,博物馆项目的最终落地,黄梅戏艺术节的成功举办,这些情节平衡了作品的沉重感,让读者在叹息之余仍能看到文化坚守的价值。
《文化局长》的成功,在于它超越了简单讴歌或暴露的二元叙事,而是以平视的角度,理解并呈现了一个文化守夜人的真实状态。在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明亮对文化的执着近乎悲壮,他的坚持让我们看到:文化的火种,正是靠这些平凡而坚韧的守夜人,才得以在风雨中传承不熄。
《一馆长》以细腻写实的笔触,勾勒出基层文化馆长古进在体制夹缝中挣扎求存的鲜活形象。小说通过文化馆失窃事件串联起基层文化单位的生存困境:经费短缺如影随形,人才流失与关系户安置形成尖锐矛盾,形式主义的行政压力与捉襟见肘的现实形成荒诞反差。郑能新以幽默犀利的方言对话,将古进面对多方掣肘时的焦灼与韧性刻画得入木三分。
尤为深刻的是对体制内生态的透视——综合治理的一票否决制如同悬顶之剑,人情社会的潜规则时刻考验着管理智慧。古进在创意经营与传统业务间的艰难平衡,折射出文化单位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普遍困境。结尾处辞职报告在火焰中的升腾,既是现实压力的具象化,又暗喻着基层文化工作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永恒挣扎。
这篇小说堪称基层文化单位的微观史诗,在诙谐的叙事中蕴含着深沉的时代追问,那些被行政指标与生存压力淹没的文化理想,恰似火焰中跃动的光影,既脆弱又顽强。
而在中篇小说《曾经经过那年代》(原载《中华文学》)中,郑能新则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特定历史时期乡村人物的命运沉浮,展现出一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与情感认同。他以辛辣幽默的笔触,勾勒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基层文人的生存图景。小说通过“白脸”刘洪的文学之路,展现了一个山区小县文化圈的生态缩影——文学曾是底层青年改变命运的阶梯,却也成为困住理想主义者的围城。
郑能新以“我”的视角切入,通过白脸、陈立水、龚立志三人迥异的命运轨迹,精准捕捉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症候。当“农二哥”白脸凭借小说获奖转为国家干部,当陈立水在文学与生计间狼狈挣扎,龚立志在官场与文场间长袖善舞,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文学信仰的消解,更是商品经济大潮下精神价值的震荡。
作者擅用鲜活的本土语言,如“山头佬”“吃粥”等俚语营造出浓郁地域色彩,而“破棉鞋”“女作者”等绰号更成为人物命运的隐喻。其中陈立水跳楼、宇宙情感纠葛等荒诞情节,既强化了批判力度,也揭示了物质贫困与精神困顿的双重压迫。
这篇小说犹如一部文坛“清明上河图”,既记录着文学曾经的圣洁光辉,也毫不避讳地展露了文人群体的局限与挣扎。在理想与现实的撕扯中,那些为文学癫狂的身影,最终都成了转型年代的生动注脚。
而短篇小说《山子》(原载《长江文艺》)中的全福、《山魂》(原载《女子文学》)中的旺安等人物,更是将大别山农民的淳朴坚韧与生命韧性刻画得入木三分。《山子》是一篇浸透乡土悲情与人性挣扎的短篇力作。小说以极简笔触勾勒出山乡伦理的厚重帷幕,通过全福、灵芝、天宝三人间的情感纠葛,展现传统宗法社会对个体命运的绞杀。
郑能新的叙事具有山岩般的粗砺质感。开篇暮色中汉子扛炭行走的剪影,已然奠定全福作为乡土守望者的悲剧身份。那棵反复出现的古枫,既是山村命运的隐喻,更是宗法制度的化身。其“怪声”与最终焚尸的柴火,构成完整的禁忌象征体系。
作者对情感的处理尤为精妙。全福十年守候的痴狂,灵芝在伦理与真情间的撕裂,天宝用文明外衣包裹的虚伪,都在克制的对话与细节中迸发力量。当灵芝猛然惊觉全福已守候整整十年,那声冲向山岗的呐喊,实则是被困女性对命运的最后突围。
悲剧的深刻性在于:真正杀死他们的不是塘水,而是无处不在的宗法目光。全福被除名焚尸的结局,灵芝死后仍被天宝宣告“属于自己”,揭示出乡土社会对离轨者从肉体到记忆的彻底清除。山中自此沉寂的歌声,正是被传统伦理吞噬的生命回响。
《山魂》以粗粝笔触刻写深山猎人的灵魂困局。疤拉脸旺安在狼口下救女、强占为妻的暴烈,与六年後面对“亡夫”归来时的自毁抉择,形成惊心的道德张力。郑能新用猎枪、狼群、送命沟等意象,构建了远离世俗的丛林法则世界,却让人性中的占有、牺牲与救赎在此激烈碰撞。
那一枪调转的结局,炸裂的不仅是枪膛,更是角色身份认同的彻底崩塌——他最终以毁灭自身的方式,完成了从掠夺者到献祭者的转变。女人背负尸身下山的背影,暗示着野蛮与文明永恒的拉扯。小说在3000余字里承载了关于爱、罪与尊严的沉重诘问,留下山风般凛冽的余响。
同时,郑能新善于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暗流,当现代文明冲击传统乡村时,所展现出的人物情感复杂性与张力,往往通过人物在坚守与妥协、眷恋与疏离之间的挣扎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山子》中的灵芝,既受困于传统宗法制度的束缚,对全福的深情不敢言说,又在内心深处渴望挣脱世俗的枷锁,这种情感的矛盾让她在面对天宝的虚伪和全福的痴狂时,始终处于痛苦的拉扯之中。而《山魂》里的旺安,从最初掠夺式的占有到最终毁灭式的自我牺牲,其情感的转变充满了原始的野性与人性的光辉,展现出在极端环境下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与深邃。郑能新还常常将人物的情感与特定的乡土环境紧密相连,让大别山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都成为人物情感的寄托与外化,使得这些人物的情感不仅真实可感,更具有了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底蕴,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张力,让读者在品味人物命运的同时,也深深感受到那片土地上人们的喜怒哀乐与精神追求。
郑能新的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并多被国家级选刊选载,其作品皆以独特的乡土视角和深刻的人性关怀,在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他笔下的人物并非扁平化的符号,而是充满血肉与灵魂的个体,他们的每一次欢笑与泪水、每一次坚守与动摇,都牵动着读者的心弦。这种将地域文化特色与普世情感价值相融合的创作手法,使得郑能新的作品不仅成为展现大别山乡土风貌的生动画卷,更成为探讨人类共通情感与精神困境的文学载体,引发了不同地域、不同背景读者的广泛共鸣。其小说《周老师》中坚守讲台的民办教师,以及《城乡故事》中的来福等,他们或坚韧、或隐忍、或执着,皆在平凡中见崇高,于细微处显真情。而小说《对手》以凝练笔法勾勒出两位将军跨越半生的命运交锋,堪称微缩史诗。小说通过“凤凰山”这一时空坐标,将历史洪流与个人际遇巧妙交织:昔日同乡挚友因时代裂变成为战场敌手,又因价值观差异在暮年迎来精神层面的终极对决。
作者以“雪龙驹”“五福剑”等意象构建的战争记忆,与当下招商引资的现实形成锋利对照。尤其精妙在于双重“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慨叹——前者见证人民力量改变战局,后者暗讽物质时代价值观颠覆。当将军在奠基礼乐中轰然倒下,不仅是英雄暮年的悲剧,更是理想主义在实用主义面前的悲壮谢幕。
郑能新用两千多字完成了一代人的精神传记,在历史回响与现实错位间,留下关于信念、记忆与时代变迁的苍凉诘问。
这些人物形象之所以能引发读者的强烈共鸣,在于郑能新始终将人物置于具体的时代语境和生活场景中进行刻画。他不回避人性的复杂与生活的艰辛,而是通过对人物言行举止、心理活动以及所处环境的细致描摹,让读者能够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挣扎与坚守。无论是基层干部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还是文化人的困境与追求,亦或是乡村人物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下的命运起伏,郑能新都以其独特的洞察力和表现力,赋予了这些人物鲜活的生命力,使得他们不仅仅是文学作品中的角色,更成为了时代变迁的见证者和社会现实的折射镜,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深刻体会到人物背后所蕴含的深厚情感和社会意义。
三、语言的本土化与诗意表达
郑能新的小说语言质朴自然,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与生活质感。他善于运用地方口语与民间表达,使文本充满地域风情,同时又于平实中见哲理,于简洁中蕴深情。如《熊医生》语言质朴简练,以白描手法勾勒人物,对话与细节生动传神。文本通过熊医生与权贵的对峙,展现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权力的狭隘,深度在于对尊严与自由的探讨——熊医生在体制内受挫却在乡野重获生命力,暗示真正的价值实现不在高位而在本真。乡土社会的温情与官场的虚伪形成反差,深化了对人性异化与回归的思考。《五叔》中乡邻对话的场景,真实可感。而《父亲的烟杆》则以质朴深情的笔触,通过一杆传承三代的烟杆,勾勒出中国式父爱的沉默与厚重。紫红竹身、玉石烟嘴的烟杆,不仅是家族信物,更是父亲精神世界的象征——他擦拭烟杆的虔诚,吸烟时的优雅姿态,都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守护着尊严与传承。
小说最动人的转折在于父亲为儿子学业毅然变卖视若生命的烟杆。这一抉择让象征物完成了从传家宝到牺牲品的转化,烟杆易主时报纸卷烟的呛人烟雾,成为父爱最悲壮的注脚。结尾“我”赎回烟杆却无人可递的怅惘,在青烟袅袅中完成中国式父子情的闭环:那些未曾言说的付出,终将在岁月沉淀中被理解,成为永久的怀念。
在郑能新的笔下,方言俚语并非简单的点缀,而是与地域文化、人物性格深度绑定的叙事元素。他常将田间地头的俗语、邻里间的俏皮话融入对话,既让人物形象更接地气,又暗含生活的智慧与幽默。同时,他并非单纯堆砌方言,而是提炼其精髓,使其在保持乡土本色的同时具备普遍的情感共鸣力。这种语言上的本土化处理,不仅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更让读者在方言的韵律中感受到乡村生活的独特节奏与温度。
除了本土化的表达,郑能新的小说语言还充满了诗意的张力。他善于从平凡的乡村事物中发掘诗意,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乡村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这种诗意并非刻意雕琢,而是源于对乡村生活的深刻体察与热爱,他将对土地、对乡亲的深情融入字里行间,使语言在质朴中透着灵动,在平实中蕴含深情。无论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还是对乡村生活场景的描绘,都充满了诗意的美感,让读者在阅读中不仅能感受到故事的魅力,更能领略到乡村文学独特的艺术韵味。
这种本土化与诗意的融合,形成了郑能新小说语言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用带着泥土芬芳的语言讲述乡村故事,用诗意的眼光审视乡村生活,让读者在感受乡土风情的同时,也能体会到文学的美感与力量。这种语言风格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特色的体现,更是对乡村文学创作的有益探索,为乡村题材小说的语言表达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借鉴。
四、细腻的心理描写与人性洞察
郑能新擅长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展现人物在命运抉择中的复杂心态。在《一斤茶叶》中,六斤因送错茶叶而陷入焦虑与自责,其心理活动被刻画得层层递进、真实可信;作者没有简单地将人物心理标签化,而是深入到角色的内心世界,捕捉其在特定情境下的微妙情绪变化,从最初的慌乱无措到试图弥补时的忐忑不安,再到真相揭开后的释然与无奈,每一个心理转折都充满了生活的质感。这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精准把握,不仅让角色形象更加立体丰满,也让读者能够透过文字触摸到人物的灵魂,引发对人性本质的深层思考。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度挖掘,揭示出人性的复杂与多面,使作品具有了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情感冲击力。《心态》中的刘二在面临下岗危机时的愤怒与迷茫,折射出社会转型期普通人的普遍心理状态;作者以白描式的笔触勾勒出刘二从最初得知消息时的震惊,到与同事争执时的暴躁,再到深夜独坐灯下的颓然,将个体命运置于时代洪流中,展现出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小人物的挣扎与无助。而在《生日》中,来福送儿参军却遭遇丧子之痛,其内心挣扎与隐忍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具艺术感染力。作者用克制而富有张力的笔触,将一位父亲的悲恸层层铺展。来福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却在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每一次欲言又止的神情中,让读者感受到那份深入骨髓的痛楚与坚韧。这种对人物心理的细腻描摹,不仅展现了平凡人在命运重压下的情感韧性,更通过个体的遭遇折射出特定时代背景下乡村家庭的生存境遇,使作品的人性洞察更具普遍意义,也让读者在共情中体会到生命的沉重与希望的微光。
郑能新在心理描写中常融入对环境与细节的捕捉,以外部物象映衬内心波澜。这种将心理活动与自然景物、生活场景相融合的写法,打破了单纯心理剖析的单调感,使人物的内心世界在具体情境中自然流淌。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心理刻画方式,既避免了直白的情感宣泄,又赋予了文本更为含蓄悠长的艺术韵味,使作品的人性洞察在留白中得到延伸与深化。
郑能新的小说,源于土地,扎根人民,他以真诚的笔触书写大别山人的喜怒哀乐,以深情的目光凝视乡村的变迁与坚守。其心理描写既不刻意炫技,也不流于空泛,而是如同山间清泉般自然浸润于故事肌理之中,让读者在人物的心跳与呼吸间触摸到乡土中国的精神脉搏,也使他的作品在展现地域特色的同时,具备了直抵人类共通情感的文学穿透力。这种将心理刻画与乡土叙事深度融合的创作实践,不仅丰富了当代乡村小说的表现维度,更让作品中的人性之光在乡土的土壤上愈发鲜明而动人,为读者理解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乡村社会与个体生命提供了独特的文学视角。他的作品不仅是个人艺术追求的体现,更是时代记忆与乡土精神的生动载体。
黄冈,这片人文荟萃的红色沃土,曾孕育无数英雄与智者。生于斯、长于斯的郑能新,承续着这片土地的文脉与灵气,以笔为犁,深耕不辍。我们有理由期待,他将继续以饱满的创作热情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当代文学增添更多具有乡土气息与时代精神的锦绣篇章。
作者简介:陈勇,出生于1963年2月,湖北监利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出版《爱比阳光更温暖》等小说集11部、《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百家论》等评论集13部,《鱼鹰》等几十篇小小说作品获全国大奖。《老人与狗》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微型小说卷》。作品翻译成英文日文越南文等多种文字,传播海外。入选2023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十大贡献人物,2023世界小小说十大新闻,2024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十大新闻。著作被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000多个中外图书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