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招生对象包括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

        声音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回荡，每一个字都像一记重锤，敲在欧阳玉模的心上。他猛地站起身，手肘不小心撞倒了桌上的墨水瓶，蓝黑色的墨水迅速在木质桌面上洇开，像一朵骤然绽放又迅速枯萎的花。但他浑然不觉，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法，僵立在原地，耳朵竭力捕捉着收音机里传来的每一个音节。

        “真的……恢复了？”他喃喃自语，声音干涩而颤抖。十年了，整整十年！那个在1966年秋天被无情碾碎的大学梦，那个深埋心底、几乎被岁月的尘埃覆盖得不见天日的火种，竟在这一刻，被这则短短的消息轰然点燃，瞬间燃成燎原之势。

       他几乎是冲回家的，脚步踉跄，心口怦怦直跳，仿佛十八岁那个奔跑在郴州一中校园里的少年灵魂附体。回到家，他无视妻子桂仙关切的目光，径直冲向墙角那个落满灰尘的旧木箱，手忙脚乱地打开。箱底，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他高中时代的课本——《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还有那本边角已磨损的《古文观止》。他小心翼翼地捧出来，纸张已然泛黄发脆，散发出陈旧的霉味。手指抚过书页上那些依然清晰、却恍如隔世的公式、定理和诗文注解，十年来的压抑、苦闷、不甘，以及此刻喷薄而出的希望，交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冲得他眼眶发热，视线模糊。

        “清华……北大……”他低声念出这两个曾在无数个深夜咀嚼过的名字，感觉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那一夜，煤油灯下，他翻看着那些熟悉的习题，直到东方既白。三十岁的人了，竟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得彻夜未眠。

       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发消息公布了这一政策，标志着高考制度正式恢复。第二天，他怀揣着巨大的憧憬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忐忑，走进了县教育局局长办公室。局长欧阳玉腾，是他同村同辈的堂兄弟，年纪比他稍长，此刻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色严肃。

        “玉腾哥，”欧阳玉模沿用着村里的称呼，声音因激动而有些发紧，“恢复高考的消息，你肯定知道了。我……我想报名。”

       欧阳玉腾抬了抬眼皮，示意他坐下，自己则拿起桌上的搪瓷缸，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茶。“玉模啊，你的来意，我大概猜到了。”他放下缸子，手指轻轻敲着桌面，“你的心情，我理解。十年了，谁心里没个大学梦呢？”

        欧阳玉模的心提了起来，预感到“但是”即将出现。

       果然，欧阳玉腾话锋一转，语气变得语重心长，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但是，玉模同志，你要认清自己的位置和身份。你是我们县的教学骨干，桥市中学的教学和学区辅导员工作，哪一样离得开你？现在学校刚走上正轨，你带的那个学习小组，团支部，正是出成绩的时候，你走了，这一摊子交给谁？”

       他顿了顿，观察着欧阳玉模急剧变化的脸色，继续说道：“国家恢复高考，机会是难得，可名额也有限啊。全国多少下乡知青，眼巴巴等着这个机会回城？他们比你更年轻，处境更艰难，更需要这条路。你已经是公办教师，是国家干部，端的是铁饭碗，组织上培养你这么多年，不容易。你要顾全大局，发扬风格，把机会让给更需要的年轻人嘛。退一万步讲，你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可能还是要回来教书的。”

       一番话，冠冕堂皇，滴水不漏，像一盆掺着冰碴的冷水，从欧阳玉模头顶浇下，瞬间冻结了他所有的热情和希望。他想争辩，想说自己才三十岁，也想说教学骨干更需要深造，还想说这不公平……但看着堂兄那张公事公办、不容置喙的脸，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他理解组织的“难处”，甚至能体谅这位堂兄局长的“苦衷”，但这种理解，丝毫不能减轻他内心那如同潮水般汹涌的失落、委屈和痛苦。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局长办公室的。深秋的阳光明晃晃地照着，他却觉得浑身发冷。街上，张贴着庆祝恢复高考的红色标语，一些年轻的面孔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复习资料，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久违的、属于希望的热烈气息。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了。梦想近在咫尺，却被“工作需要”、“顾全大局”这样轻飘飘却又无比沉重的理由，轻易击碎。此后数日，他看到学校里几个年轻的同事，甚至几个他曾经教过的、面孔稚嫩的学生，拿着盖好章的报名表，兴奋地奔走相告，那种复杂的滋味，如同钝刀割肉，缓慢而真切，痛彻心扉。

        1977年12月17日至19日‌，湖南省高考比其他省份推迟一个星期，如期举行。这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统考，全国约570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27.3万人，其中湖南省63万人参加考试。这一改革为后续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命运的戏剧性，有时显得格外残酷。就在欧阳玉模心灰意冷之际，一纸通知下来，因他业务能力突出，经验丰富，被抽调参加本地区高考评卷工作，并担任湖南省招生办、郴州3班（评卷点）文科语文评卷小组组长，副组长为欧阳洋，组员共计二十人。

       当考生们在考场内奋笔疾书时，欧阳玉模和所有评卷老师被集中到一处戒备森严的校舍，开始了长达月余的封闭式评卷。评卷点设在某校的几间大教室里，窗户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防止窥探。时值寒冬，教室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烧得通红的煤炉子，发出哔哔啵啵的声响，空气中弥漫着煤烟、旧纸张和墨水的混合气味。

       他负责的，正是语文试卷的作文评阅。这一年高考，语文作文题目是《心中有话向党说》。

       每天，他坐在堆积如山的试卷中间，像一名审判命运的法官，又像一个偷窥灵魂的读者。那一道道或稚嫩、或老成、或娟秀、或潦草的笔迹，诉说着一个个被时代洪流裹挟、却依然顽强挣扎的个体生命。那些文字里，跳跃着无数个和他一样，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灵魂。

       他读到一位下乡知青的作文，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丢失青春的痛惜和对未来的渴望：“……十年的锄头，磨硬了我的手掌，却磨不灭我心中对知识的渴求。党啊，我想对您说，请给我一把钥匙，打开通往科学殿堂的大门，让我把失去的光阴追回来……”

       他读到一位三十余岁的父亲的倾诉，文字朴实却动人：“……我的孩子已经三岁，每晚我抱着他，看着天上的星星，就在想，我不能让他像我一样，只在田埂上认识世界。党啊，我想对您说，高考让我看到了灯，我想成为孩子的点灯人……”

       他也读到一些令人扼腕的试卷。有的考生通篇都是空洞的政治口号和语录摘抄，华丽的辞藻下，是苍白的思想和被扭曲的表达能力；有的字迹歪斜，文理不通，明显是基础教育被长期荒废的后果。每当此时，他心中便涌起一股深切的惋惜和悲哀，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创伤。

        最折磨他的，是那些优秀的作文。思路清晰，文采斐然，情感真挚。他仿佛能看到作者那张年轻、充满希望的脸。他为这些才华感到由衷的欣慰，像园丁看到好苗子般欣喜。但随即，一种尖锐的痛苦便会袭来——这些苗子有机会茁壮成长，而他自己这棵曾被寄予厚望的“苗子”，却早已被限定在另一条路径上，再也无法抽枝展叶。这种反复的欣慰与痛苦的交织，是对他心灵的反复拷问和凌迟。

       每天长达十二小时的高强度、高责任的工作，让他精疲力尽。夜晚，躺在集体宿舍冰冷的板床上，他常常失眠。窗外北风呼啸，他的内心同样无法平静。他感觉自己像一个饥饿的人，被迫为他人烹饪盛宴，食物的香气时刻撩拨着他的味蕾，他却连一口汤也喝不到。

       评卷工作进入复查阶段，压力更大。他与副组长欧阳洋以及其他几位核心组员，逐份复核有争议的试卷，确保公平。一次，为了一篇立意独特、但个别用词可能“犯忌”的作文是否该给高分，组内发生了激烈争论。

        “这个‘探索’的提法，是不是太模糊了？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位老教师谨慎地提出质疑。

       欧阳洋也倾向于保守：“稳妥起见，还是降一个档次吧。”

       欧阳玉模拿着那份试卷，看着上面虽略显青涩但充满思辨色彩的笔迹，仿佛看到了十年前的自己。他深吸一口气，力排众议：

        “同志们，党中央恢复高考，就是要选拔有真才实学、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这篇文章，观点明确，感情真挚，语言也有特色。我们不能因为一两个词语就扼杀一个可能的人才。我认为，应该维持原分。责任，我来承担。”

       他的话掷地有声。最终，那篇作文获得了应有的分数。在那一刻，他似乎在另一个战场上，守护了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想。

       长达月余的封闭评卷终于结束。当欧阳玉模拖着几乎虚脱的身体，踏进家门时，桂仙看到他吓了一跳。他眼窝深陷，脸颊消瘦，整个人像被抽走了精气神。连续的精神煎熬和身体透支，让他积压多年的梦想、希望、失落和委屈，如同决堤的洪水，彻底冲垮了身体的堤坝。他病倒了，高烧不退，在床上昏昏沉沉地躺了整整好几天。

       在病中，他时常梦回1966年的郴州一中教室，梦到黑板上的三角函数公式，梦到北上列车的轰鸣，梦到天安门广场上那片红色的海洋……十年风云，恍如一梦。

       病稍好后，他挣扎着走到书桌前，铺开稿纸，想写点什么。最终，他只写下了一行字：

       “青苗已成荫，无力再参天。但护新木长，亦算酬当年。”

       墨迹干涸，他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仿佛将胸中积郁十年的块垒，都随着这口气吐了出去。窗外，腊月的寒风依然凛冽，但春天的气息，似乎已在看不见的地方，悄然萌动。他的大学梦，碎了，但生活，以及他作为教育者的责任，仍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