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迟缓些。大源水库工地上，残雪尚未完全消融，裸露的黄土被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硌脚。欧阳玉模虽说已抽到了水库指挥部工作，但他闲时还会和工友们重复着打钎、放炮、抬石的繁重劳动。日子在汗水和号子声中，像工地旁那条近乎干涸的溪流，缓慢而滞涩地流淌着。生活的色彩，是单调的土黄与灰蓝。

        一个歇工的傍晚，夕阳给工棚镀上了一层虚弱的暖色。欧阳玉模正就着咸菜啃杂粮饼，同村的朱翠花婶婶笑吟吟地找了过来。朱婶是村里的“消息树”，也是热心的媒人。

       “玉模，收工啦？”朱婶在他身边的木墩上坐下，拍了拍身上的土，“有桩好事，你爹娘托我问问你的意思。”

         欧阳玉模抬起头，有些疑惑。

         “是桂仙那姑娘，”朱婶压低了些声音，脸上堆着笑，“欧阳贤良老师家的闺女，你俩还是同学哩！她爹和你五叔增凡，那是拜了把子的好兄弟，都在公家门上教书，知根知底的。两位老兄弟一合计，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都想把你和桂仙促成一对儿！特意让我来问问你，牵这根红线。”

        欧阳玉模愣住了，拿着饼子的手停在半空。桂仙……那个眼神明亮、歌声清脆的姑娘，那个在煤油灯下认真听他讲北京故事时满眼崇拜的姑娘，那个收工路上并肩走着、会让他心头泛起莫名暖意的姑娘。印象里，还是小学初中时，那个扎着两条麻花辫、说话细声细气的女同学。无数个画面在脑海中闪过，他的耳根不由自主地热了起来。

         “那姑娘，没得挑！”朱婶见他没说话，继续夸赞，“手脚勤快，性子又好，识大体，顾大局。她爹贤良老师放了话，你家虽然眼下困难点，但他们不图别的，就图你是个正派的文化人，有出息！”

         “文化人”这三个字，像一根细针，轻轻刺了一下欧阳玉模的心。他这算哪门子“出息”呢？大学梦碎，回乡务农，如今只是个水库工地上的劳力。但桂仙的身影，和她那双带着笑意与柔情的眼睛，却实实在在地驱散了他心头的些许阴霾，带来一种安稳的期盼。

        他沉默了片刻，终于点了点头，声音不大，却清晰：“朱婶，我……我没意见。”

       说媒的过程顺利得超乎想象。两家本就是旧识，父辈又是至交，对两个年轻人更是怎么看怎么满意。欧阳玉模的父母，尤其是父亲欧阳增禹，更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欧阳家穷，在长城村是出了名的。人口多，劳力少，几个孩子读书的花销，像无底洞般吸干了这个家庭的元气。解放十几年了，别人家渐渐有了起色，欧阳家却依然在贫困线上挣扎。大儿子倒是争气，湖南大学毕业，分配在天津的大厂工作，算是“飞”出去了。可按当地风俗，男子成年，本该衣锦还乡，在老家觅得贤妻，光耀门楣。可托人左说一个媒，右牵一条线，方圆几十里的姑娘家，一听是长城村的欧阳家，都纷纷摇头。他家那几间东倒西歪的土坯房，和那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光景，实在让人望而却步。

        最让父亲欧阳增禹感到屈辱的是，有一次，连一个家境贫寒、姑娘本人还有些智力障碍的远房亲戚，也毫不留情地拒绝了这门亲事。那一次，这个沉默寡言、一辈子要强的农村汉子，仿佛被抽走了脊梁骨，竟为此羞愤难当，倒在床上，整整一个星期没脸出门见人。家里笼罩着一层看不见的阴云。

        如今，玉模这桩婚事，不仅门当户对（对方看中的是“文化”而非钱财），更是了却了父母最大的一桩心事，怎能不让他们欣喜若狂？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九日，天气阴冷。欧阳玉模他换上了一件还算干净的旧外套，到了桂仙家所在的村口。桂仙早已等在那里，她也特意换了件半新的蓝布罩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羞涩的红晕。

        去公社的路是坑洼的土路，两人一开始都有些沉默，只听见车轮碾过碎石的声音和呼呼的风声。

         “冷吗？”欧阳玉模问。

         “不冷。”桂仙低声答。

      过了一会儿，桂仙轻声说：“玉模，我爹说……以后日子会好的。”

        欧阳玉模迎着风，大声回应：“嗯，会好的！”

        到了公社，办理结婚登记的地方很简陋。办事员是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看了看他们的介绍信，又打量了一下这对年轻人，例行公事地问了几个问题，便在两个红底金字的结婚证上用力盖下了公章。结婚证也只是一张厚一点的纸，就象一张小小的五彩奖状。那“咚”的一声轻响，却像惊雷一样落在欧阳玉模的心上。

       拿着那两张薄薄的、却重若千钧的证书走出公社大门时，天空竟飘起了细碎的雪花，晶莹剔透，悠悠扬扬，落在他们的肩头，落在鲜红的结婚证上。

       “下雪了。”桂仙伸出手，接住一片雪花，看着它在掌心融化，嘴角是藏不住的笑意，眼里闪着光。玉模心里祈祷着：这是好的征兆，我们一直会走到白头。

       婚期定在了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旧历是腊月十一。玉模对桂仙说：“家里准备把那头过年猪杀了，年底办酒，热闹一下。”桂仙摸着那红本本，只是笑，用力地点了点头。

       婚礼前的准备紧张而忙碌。欧阳家倾其所有，杀了那头养了一年的猪。猪肉大部分要用来宴客，自家只留下些边角碎肉和猪油过年。玉模没有钱添置新衣服，在县里工作的五叔欧阳增凡得知后，翻箱倒柜找出了自己一件半旧的深蓝色中山装，亲自送了回来。

        “玉模，试试看，合不合身？”五叔拍着他的肩膀，“叔没什么好东西给你，这件衣服，我开会时常穿，还算体面。”

        欧阳玉模感激地接过，试穿了一下。他个子比五叔高，衣服明显短了一截，袖口也吊在手腕上面。衣领因为常年汗渍，已经有些发硬，边缘处线头脱落，露出了里面的衬布。母亲赶紧找来针线，就着昏暗的油灯，一针一线地将衣领仔细缝好，又尽量将衣服的边角拉扯得平整些。

        “委屈你了，孩子。”母亲缝着衣服，声音有些哽咽。

       “不委屈，妈，挺好的。”欧阳玉模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在灯下晃动，心里酸涩，却又充满力量。

        腊月十一这天，长城村的欧阳家老屋，前所未有地热闹起来。土坯房打扫得干干净净，门上、窗上都贴了大红喜字。屋子里，借来的桌椅板凳从堂屋一直摆到了门外的土路旁。二十二桌酒席，在这个贫穷的小山村，已是了不得的排场。锅里炖着萝卜猪肉，蒸着杂粮米饭，香气混合着炊烟，弥漫在屋前屋后的上空。

        乡亲们陆续到来，带着自家攒的鸡蛋、一块布票或者几句真挚的祝福。母亲穿着她最体面的衣服，端着自家酿的米酒，穿梭在宾客之间，笑着笑着，眼泪就淌了下来，她拉着桂仙的手，对旁人说：“我二崽成家了……成家了……” 父亲欧阳增禹，今天特意挺直了腰板，脸上是多年未见的、舒心的笑容，不停地给男客们递着廉价的纸烟。

       拜堂的仪式极其简单，向着毛主席像三鞠躬，就算是向“组织”汇报了。没有繁文缛节，但乡亲们的哄笑声、祝福声，孩子们争抢糖果的喧闹声，让这个清贫的家充满了滚烫的人间烟火气。

        闹洞房持续到很晚。多是些粗俗却无恶意的玩笑，欧阳玉模和桂仙都红着脸，一一应付过去。当最后一批闹洞房的人意犹未尽地散去，新房里终于安静下来。

        那间用旧屋仔细收拾出来的新房，墙壁用石灰水草草刷过，依旧掩盖不住土坯的粗糙。红喜字和毛主席像贴在墙上方。屋里最像样的家具，是欧阳玉模自己动手打的那个粗糙的书架，上面整齐地码放着他的高中课本、那些刻印的剧本和零零散散的书籍稿纸。一盏煤油灯放在窗台上，豆大的火苗轻轻跳动着，将两人有些拘谨的身影投在斑驳的墙壁上，忽明忽暗。

        桂仙已经换下了那件崭新的红格子上衣，穿着家常的棉布衫，两条乌黑的辫子解开了，柔顺地垂在肩头。她坐在床沿，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

        欧阳玉模看着她，心中百感交集。有梦想破碎后尘埃落定的怅惘，有对未知前路的隐隐担忧，但更多的，是一种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的温暖踏实，以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他走过去，坐在她身边，轻轻握住她的手。那双手，因长期劳动而粗糙，却温暖而有力。

        “桂仙，”他轻声开口，声音在静夜里显得格外清晰，“跟着我，怕是要吃苦了。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

        桂仙抬起头，眼神清澈而坚定，像山涧里不曾被污染的清泉。她摇了摇头，打断他的话：“不怕。玉模，有力气，肯干活，夫妻同心，日子总会好的。”她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

        窗外，是湘南冬夜特有的寂静，远处模糊的山峦像沉默的巨兽匍匐在黑暗中。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更显得这夜的深邃。在这个动荡不安、前途未卜的年代，组建一个家庭，如同在风浪颠簸的茫茫大海上，亲手筑起了一个小小的、却温暖而坚固的巢穴。从此，无论外面风雨如何肆虐，这里将是他们共同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