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正荣

       晨光初透窗棂时，我总爱握着那把竹制扫帚。篾条在掌心留下微凉的纹路，扫过水泥地的声响，像细雨敲在青瓦上——这是我与世界最早的对话。童年的屋院不大，阳光斜斜切进来，照见飞舞的微尘，它们在光束里翻涌、旋转，仿佛藏着无数个小小的宇宙。我踮脚够着墙根的蛛网，竹扫帚掠过砖缝时，惊起几只蜷缩的潮虫，慌忙钻进青苔的褶皱里。母亲倚着门框笑："这孩子，把屋子扫得比脸还干净。"那时不懂什么道理，只觉得看着桌面的水渍被抹布吮干，墙角的蛛网化作扫帚尖的一缕白，心里便像晒过的棉被，膨松又温暖。

       教室里的扫帚要比家里的长些，木质的柄上留着前几届学生的指痕。放学后，我总最后一个走，把歪斜的课桌椅摆成整齐的方阵，用湿抹布擦净黑板上残留的粉笔字。粉笔灰在暮色里浮沉，落在肩头像一层薄雪。老师进来取教案，撞见我正踮脚擦高处的标语，便抚着我的头说："窗明几净，才装得下书声。"同学们渐渐也跟着留下，有人擦玻璃，有人倒垃圾，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株株努力伸展的树。后来想起，那些被扫帚拢起的纸屑，被抹布拭去的墨痕，原是在悄悄擦拭着少年们的心——让浮躁沉淀，让杂乱归序。

       16岁那年，军绿色的扫帚握在手里，忽然有了重量。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空降兵128团7连的营房是水泥地，泛着冷硬的光，被子叠成方方正正的"豆腐块"，连牙缸里的牙刷都要朝着同一个方向。我总比号声醒得早，摸黑抓起扫帚，沿着墙根扫出细细的灰线。霜气重的清晨，扫帚划过地面会带起细碎的冰碴，"沙沙"声在寂静的营区里格外清晰。指导员李景超查房时，常蹲下身看床底——那里连一根头发丝都没有。他拍拍我的肩，掌心的老茧蹭过我军装的纽扣："打扫的是营房，练的是筋骨里的齐整。"我才懂，那些被扫净的痰迹，被摆齐的胶鞋，原是军人对纪律最朴素的敬礼。

       1983年空降兵15军军部的军人大礼堂前，梧桐叶总落得铺天盖地。我奉命参与黄继光陈列馆的修建，每日天未亮便提着竹簸箕出门。扫帚掠过广场的青石板，带起昨夜的落叶与晨露，在地面拖出长长的水痕。偶尔有早起的哨兵跑步经过，皮鞋踏过水痕的声响，与我的扫帚声叠在一起，像首简短的进行曲。当第一缕阳光越过礼堂的飞檐，落在"黄继光"三个烫金大字上时，我刚好扫完最后一片落叶。广场空旷得能听见风的回声，我望着陈列馆的轮廓在晨光里渐次清晰，忽然觉得掌心的扫帚有了温度——它扫过的不仅是尘埃，更是对英雄的敬意，是想让每一个前来瞻仰的人，第一眼就看见最洁净的庄严。

       退役后我调过五六个单位，走进办公室，我仍爱亲手握着拖把。地板吸足了清水，会透出温润的光，文件柜里的卷宗要按日期码齐，连笔筒里的钢笔都要笔帽朝上。下属说"让保洁来做吧"，我却笑："自己的案头，自己扫得才安心。"有时处理完繁杂的事务，暮色已漫进窗棂，我便拧一把湿抹布，细细擦去桌面上的茶渍。水珠在木纹里慢慢晕开，又被抹布吸走，恍惚间像看见年轻时扫过的营房、擦过的黑板。那些被整理的文件，被拭净的桌面，原是在帮心厘清头绪——让混乱变得有序，让烦躁归于平静。

       家里的扫帚换过好几把，从竹制的到塑料的，唯独那股清扫时的专注没变。钟点工每周来一次，擦得窗明几净，但我总在周末的清晨，再亲手扫一遍。阳台的花架下积着落叶，书架的缝隙藏着灰尘，厨房的瓷砖沾着油烟的痕迹。我跪在地板上，用旧牙刷刷净地砖的勾缝，泡沫在晨光里泛着细碎的光。我的母亲说"何必这么仔细"，我却望着窗台上的绿萝——叶片上的浮尘被拭去后，连叶脉都看得清清爽爽，在阳光下绿得发亮。这或许就是打扫的深意：不只是拂去看得见的尘埃，更是在梳理看不见的心绪。

       如今握着扫帚的手已生了薄茧，扫过地面的声响，却仍像童年时那样动听。我渐渐明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从来不是说要从清扫一间屋起步去治理天下，而是说，当你认真对待一片落叶、一缕尘埃时，便是在修炼一种态度——让浮躁沉淀，让杂乱归序，让每一个平凡的清晨，都因这份洁净而有了分量。那些被扫帚拢起的，被抹布拭去的，终究会化作心里的光，照亮往后的路。

                     2025年10月8日于重庆

编者注：

        赵正荣，重庆市人，中共党员。1980年12月入伍，空降兵128团7连战士。后调空降兵15军政治部，参与黄继光纪念馆建馆工作。转业重庆市工作后，历任教师、记者、报社总编辑、社长、区旅游局长、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区委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区教委书记、区委宣传部部长、区委机关党委书记、区纪委书记、一级巡视员等。赵正荣好学深思，文武兼备，异常勤奋。在中央和地方报刊发表新闻稿件七千多篇。七次立功，多次受到中央宣传部和重庆市委表彰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