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爱河之脉：

黄河两岸《关雎》与《西厢记》中的爱情文化探赜

作者:雷建德

黄河，这条蜿蜒于中国北方的金色巨龙，不仅哺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其奔涌的波涛更似一条流动的文化血脉，将古老的爱之箴言与情之哲思，深深镌刻在两岸的土地与百姓们心中。东岸山西永济普救寺，《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的缱绻情事穿越时空，依然动人；西岸陕西洽川，《诗经·关雎》那“关关雎鸠”的吟唱，作为中国爱情诗歌的源起，已回响了数千年。黄河两岸，一水之隔，诞育了风格迥异却又血脉相连的爱情文化经典，它们共同勾勒出中华民族爱情观念演变与丰富的壮阔图景。

（雷建德考察《诗经·关雎》诞生地黄河西岸的陕西省合阳县洽川镇）

《关雎》以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温柔敦厚，树立了先秦时期理想爱情的典范。“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咏叹，将男女之爱纳入“君子”与“淑女”的礼义框架，情感的萌动与礼的规范如琴瑟和鸣。诗中对“寤寐求之”、“辗转反侧”的相思之苦的描绘真挚而含蓄，即便“求之不得”，情感的洪流最终也导向了“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典雅与克制。这种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感表达，体现了早期儒家文化对个人情感的塑造与升华，是个体情感与社会伦理秩序的和谐统一。孔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正点明其情感的中和之美，奠定了中国爱情文化中“发乎情，止乎礼”的初始基调。

（雷建德考察《西厢记》故事诞生地黄河东岸的山西省永济普救寺）

越千年而立的《西厢记》，则以其“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嘹亮呼喊，展现了元代社会背景下爱情追求的澎湃激情与对礼教的勇敢冲决。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发生于佛门清净地的普救寺，本身即是对传统空间秩序的微妙颠覆。他们的爱情道路上，充满了对门第观念（崔相国之女与白衣书生）、传统礼法（母女之约、男女大防）的激烈抗争。红娘的机智勇敢，是底层智慧对上层规范的解构；张生的痴情执着，莺莺的大胆矛盾，都鲜活地展现了情感本身的力量如何冲击着僵化的伦理枷锁。王实甫通过“月下联吟”、“长亭送别”等华彩篇章，将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渴望与挣扎，渲染得淋漓尽致，标志着市民阶层兴起后，个体情感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和对幸福的大胆追求。

从《关雎》的“河之洲”到《西厢记》的“普救寺”，地理空间不仅是爱情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文化意蕴的深刻承载者。黄河作为天然纽带，其东西两岸虽分属秦晋，却共享着黄河流域的文化底蕴。《关雎》产生于洽川的河洲湿地，雎鸠和鸣、荇菜参差，自然景物的起兴，象征着爱情萌发的天然、和谐与生机。普救寺则座落于黄河东岸的峨嵋塬头，寺院这一融合了宗教、社会功能的特定空间，为逾越礼法的爱情提供了戏剧性的舞台，其“寺藏姻缘”的设定，暗含了对既定秩序的反讽与突破。这两处地理坐标，一自然一人文，一象征爱情的天然本源，一隐喻情感对人为规范的超越，共同丰富了黄河文化中的爱情哲学。

二者之间，贯穿着一条从“合礼之情”到“真情至上”的内在发展脉络。《关雎》代表着早期儒家理想中，情感与礼法的完美平衡，爱情是社会伦理的一部分，其价值在于促进个人修养与社会和谐。《西厢记》则反映了宋元以降，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市民文化兴起，情感逐渐要求突破礼教束缚，争取自身合法性的时代潮流。然而，这种“变奏”并非彻底的断裂或否定。即使在《西厢记》中，最终的“大团圆”结局——张生高中状元，与莺莺奉旨完婚——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传统价值体系，表明了对社会基本伦理的某种认可与妥协。这正体现了黄河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包容、变通的特质：在坚守核心价值（如对美好姻缘、家庭和谐的追求）的同时，不断吸收新的时代精神，进行自我更新与调适。

黄河两岸，《关雎》与《西厢记》，如同中华爱情文化的双子星座，一者如古朴典雅的雅乐，一者似跌宕起伏的戏剧。它们以不同的音符，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对爱情这一永恒主题的深刻思考与多样表达。从洽川河洲的雎鸠和鸣，到普救寺内的月下情牵，黄河之水见证了中国爱情文化从先秦的礼乐熏陶到宋元的情感张扬的嬗变轨迹，展现了我们民族在情感世界里，既注重社会和谐，又不断追求个性解放与生命幸福的辩证智慧。这份深植于黄河沃土的爱情文化遗产，至今仍在启迪我们思索情感的真谛、平衡个体欲求与社会责任，其生命力，正如那奔流不息的黄河，绵延千古，历久弥新。

（作者系《西厢记》研究、再创作、国内外传播文化学者，山西省永济普救寺文化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