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抛弃的七0后
作者/曾庆双
星星不懂月亮的孤独，大山羡慕白云的自由。我的命运如同羊肠小道，极为崎岖，但心里总想着诗和远方。
上世纪70年代尚属计划经济，虽然我当时还很小，但记忆深刻。无论穷富，买任何东西都是需要凭票的，粮票、布票、油票等等不一而足，那个时候大家都过得别无二致，没什么攀比之心，幸福指数不低。
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前，绝大多数农村家庭至少生育了三个以上的孩子。母亲前后生育了六个。大哥三岁时不幸溺水而亡，弟弟因病夭折。最后剩下姐姐、哥哥、我和双胞胎妹妹。
我家是半边户。父亲在新洲仓埠镇米厂上班，是城镇户口。商品粮在那个年代是硬通货，是划分阶层的重要标志。有了它购粮、升学、就业、婚恋一路绿灯。没有它，对不起，一路红灯。父亲是绿灯，我们都是红灯。
除了父亲，我们一家都是农业户口。父亲在镇上上班，只有休息时才能回家与我们团聚。说是团聚，其实父亲回来主要是完成诸如挑粪种菜这类体力重的活儿，比他上班还累。有一年国庆放假，父亲用板车从新洲县城一个人拖回了满满一板车的稻谷壳，它是做饭的好燃料。从县城城关到我家，80公里的往返路程，父亲只用了八个小时。而这样的往返，几乎每个月一次，持续了近三年。
母亲和我们姊妹四人住在乡下，连自家的房子都没有，只好租住在别人家里。我们姊妹四个都在读书，母亲负责操持家务。在计划经济年代，母亲要照顾我们姊妹四人的生活起居，自然挣不了多少工分。我家每年超支成了预料之中的事情（在农村超支户是不受人待见的），虽然父亲每月有固定收入，但人口较多，日子过得很拮据不说，房东不时给母亲脸色，早日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屋成为父母当时最大的愿望。
为了补贴家用，每年暑假，母亲就会带着我们姊妹四人满世界砍柴，当作燃料做饭。离家方圆十里的地方，凡是山上、坡下、堤埂、水塘里（粗壮的水草），只要有柴的地方，都会留下了我们一家五口砍柴的身影。
每天天刚亮，我们必须起床，匆匆吃完早餐，趁着不是很热的时候出去，砍到饥肠辘辘才回家。夏天的太阳太毒了，每次回到家里，又热又饿。吃完母亲做的午饭，我们都抢着时间午休一下。下午四点后，再去把晒干的柴火捆好挑回家。
我和妹妹尚小，挑柴重任就落到了哥哥和姐姐身上。但我和妹妹也没闲着，我们将散落各处的柴归拢捆好，通常要忙到晚上八点左右。等吃完晚餐，我们姊妹四个草草洗完澡后就上床睡觉了，因为第二天还要继续战斗。
一个暑假下来，但凡不下雨，我们都得外出砍柴。
一次母亲在池塘里砍水草不慎滑到深水区，幸亏哥哥姐姐及时出手，才挽救了母亲一命。书上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母亲却劳累一生，没享到啥福。
砍柴岁月持续了十年有余，我当时最大的愿望是哪天能用上蜂窝煤就好，没想到现在我在省城已经用上了天然气。
叔伯大哥谈恋爱时，因女方嫌弃他家境不好，准备撤退。这可急坏了大妈，平时对我家总是爱答不理的大妈，腆着脸央求母亲帮忙从中撮合。母亲非常大度地答应了。
从此我家就成了叔伯大哥的“爱情驿站”。只要他的女友来我家，母亲必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款待她，这些食物我们家过节才能吃上，我都有点嫉妒。
在母亲的斡旋下，叔伯大哥的婚礼如期举行。从此母亲又多了一份职业，给人免费当媒婆，还别说，村里有好几对都是母亲撮合的。
哪家有红白喜事，母亲总是忙前忙后帮着张罗，尽心尽力。母亲用善良和真诚，为我家在村子里挣得了一席之地。村里再也没有用有色眼镜看我家了，尽管我家超支户的帽子一直没有摘。村里哪家有烧不完的柴火，总是悄无声息地送到我家门口，隔壁邻舍哪家有好吃的也会送一些到我家。
父亲生于1934年4月。三岁的时候，没有了母亲，11岁时又没有了父亲，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儿。为了养活自己，他只好到同村的地主家去做长工。地主的儿子小父亲三岁，总是欺负父亲，兴致来了还要拿父亲当马骑。
父亲每天的任务是天亮就要起床去割草放牛，中午回来吃地主一家剩下的饭菜，吃完了还得去洗碗，父亲悲苦的生活就这样周而复始。
闲暇的时候，父亲就偷偷地去旁边的私塾，听朗朗的读书声。一次地主家的牛生病了，地主迁怒父亲，把听课正入迷的父亲不由分说地抽了几鞭子，从此父亲再也不敢去偷听了。
父亲并没有诅咒万恶的旧社会，虽然寄人篱下，毕竟有饭吃。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成了自由人。适逢新洲仓埠米厂招工，父亲便随村里20多个青年去米厂报了名，包括地主的儿子。
上世纪50年代米厂的设备自然没有现在先进，稻谷在传送口附近还好，只需用铁锹把谷往里面撮即可，虽然累，但还能勉强跟上机器的速度。可是离它远的稻谷只有靠人工一筐一筐地背到传送口，人哪里跟得上机器呢。一趟下来，不谈汗流浃背，不提又脏又累，单说慢了还要挨骂扣工资，哪个受得了？
这样艰苦的日子，大家都满腹牢骚，和父亲一同到米厂的人都陆续地回家了，只有父亲一个人选择了坚持。父亲照样脏活累活抢着干，毫无怨言，很快父亲不仅转正了，还成为一名优秀的技术工人，工资翻番。
正式工就意味着铁饭碗，商品粮，父亲苦尽甘来，终于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守得云开月明。
70年代末，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的时候，母亲作为家属便来到父亲所在的单位做小工，以补贴家用。父母两个人赚钱，家境逐渐好转起来。1980年4月，对父母来说绝对是难忘的一年，父母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结束了“头无顶，脚无踏”的租房岁月。虽然做的是土砖房子，但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住着，再也不额外承担给房东免费做卫生的义务了。
听母亲讲，那时请人盖房虽然不像现在需要付工钱，但肉丝面条总是要有的。在那个买什么都凭票的年代里，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多少肉，何况我家并不宽裕。父亲要上班，而我们姊妹几个都还很小，自然帮不上什么忙。为了节省开支，晒砖（所谓晒转，就是要把在农田切好的土砖进行不停地翻晒，使其均匀受热并快速干硬）的活儿母亲一个人包了，要知道这活儿在农村都是由男人来完成的。
父亲没有文化，不善言辞。虽然是正式工，但父亲从来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优越感，反而对工作更兢兢业业，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各种荣誉证书贴满了父亲的卧室。
父亲技术高超，爱徒如子，工作上很是照顾他们，特别是对待穷苦家的孩子更是如此，发了工资还不忘请他们打牙祭。后来很多父亲的徒弟都当了领导，有的甚至官至县粮食局局长，这些曾经是父亲的徒弟们也知恩图报，有意推荐父亲当厂长，可父亲没文化，大字识不了几个，婉言谢绝了，在一线一直工作到退休。
吃了没有文化的苦，父亲对我的学习十分上心。父亲总是对我说“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以此来警醒我。为了督促我学习，父亲找了很多关系，把我从乡下调到镇上的新洲师范附属小学就读，亲自照顾我的日常起居。
我上早自习前，父亲雷打不动每天凌晨五点起床，为我做好早餐，自己再去上班。那时鸡蛋可是稀罕物，父亲却把它变着花样弄给我吃，说是给我补充营养，而他自己以不喜欢吃鸡蛋为由，舍不得吃一个。
有时我把鸡蛋留给父亲吃，父亲还发脾气，他说你正长身体，读书又耗精力，你要认真读书，将来要“文能提笔，武能出力”就好了。在镇上读书的十年时间里，父亲当爹又当妈，从来没有喊过一句累。
在转到仓埠读书的第一年，我便荣获了全校唯一的市三好学生，看着烫金的荣誉证书，父亲比我还开心。
在镇上读书期间，有一件事情让我刻骨铭心。根据政策，父亲工作满30年，可以解决一个子女就业问题。
可恨的是时任厂长却公权私用，把这个改变我家命运的指标给了他家的亲戚。此事还是父亲因公出差县里听他的徒弟领导说的，可木已成舟。腐败从来都有，只是现在更甚。
父亲虽然说得轻描淡写，可在我心里却掀起了惊天巨浪。我发誓一定要认真读书，将来当一个刚正不阿的父母官，主持公道，专门惩治那些贪官污吏。后来官没有当成，但耿直的种子由此生根发芽，并一直影响到现在。
姐姐哥哥初中毕业后就没有再上学，而家里又无田可种，就来到父亲所在的单位做小工。上世纪八十年代，外出做事不叫打工，也没有现在这么容易，没有熟人介绍是不成的，一家六口人有四个在赚钱，这在当时的乡下是不多见的，家里的收入自然不菲。
1986年，父亲作出了一个让全村咂舌的决定——盖楼房。我清晰地记得有位村民说：“大农村的，做楼房干嘛？真是有钱烧不过！”。父亲成为我们村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家的楼房在村民的不屑与嘲讽中盖了起来。十年后，全村都盖了楼房，就连那位当年说风凉话的村民也不例外。
1988年姐姐不听父母的劝告，嫁到偏远的农村，日子至今过得苦不堪言。事实证明，门当户对绝对称得上爱情的第一宝典。
同年，哥哥提前顶职，成为仓埠米厂的正式工。父亲由于技术高超被单位返聘仍在米厂上班。两年后哥哥迎娶了同是吃商品粮的嫂子，日子过得幸福美满。可惜十年后哥哥也下岗了，生活逐渐转入悲催。
1992年高考，我名落孙山。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班长的我竟然连个中专都没考上（九十年代中专包分配）。我的自信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恨不得死了的心都有。
以我的分数，如果身在像北京一样的大城市，上个大学完全不是问题，感叹命运多舛的同时，教育制度公平与否第一次在我脑海盘旋。
父亲让我复读，这样我又成了一名高四生。
高中在读期间，妹妹以不是读书的料为由辍学外出打工，目的是让我能继续念书。当我如愿以偿地拿到大专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才知道妹妹在我高三下学期时，右手的无名指在酒店打工时不慎被绞肉机绞断了，留下了终生的创伤。
当时妹妹连男朋友也没有谈，这对一个青春少女该是多么大的打击啊！而妹妹却怕影响我的学业，坚持不让家人告诉我，直到我临上大学的前一周，妹妹才从酒店回到家里。
大学毕业前夕，我不慎将一个月的生活费遗失，内心十分焦急。于是写信回家，让家人把钱寄到学校来。
没想到家里接到信后，年近花甲的母亲拿着我学校的地址，怀攥400元钱，从家乡仓埠出发，独自乘车来到武汉关。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担心转车途中出差错，就采取了一个最简单而又行之有效的办法——走。于是，母亲拿着学校地址，头顶烈日，一边问一边走，硬是从武汉关走到了位于汉阳五里新村的武汉商业服务学院。不巧的是，当时我在青山实习，联系不上我，母亲只好把钱交给室长。
室长再三请求母亲在校留宿一晚，但母亲执意要回家。当室长将母亲送到武汉关时，已经没有回仓埠的车了。幸好遇到一个好心的准备去新洲县城的司机，顺路将母亲免费带到了离仓埠尚有十余里之遥的靠山店。这样母亲又一个人从靠山店步行10余里路返回仓埠，到家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1996年7月，我从武汉商院毕业，如愿以偿地留在了江城，并拥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友。每次回家，一种飘飘然的成就感荡漾心头，要知道当时能在武汉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是一件多么令人羡慕的事情。
可是好景不长，1998年席卷全国的下岗浪潮，我未能幸免，祸不单行的是女友也因此离我而去。事业和爱情的双重打击，让人几近崩溃。我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租房住下之后，加入了求职的行列，开始了漫漫的打工生涯。
进入打工的行列，国营单位的优越感荡然无存，我整整花了两年时间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适应竞争激烈的职场。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我毕业已经六年了，可是我依然一事无成。几近而立之年，不能孝敬父母不说，还在为生活苦苦挣扎，更让父母揪心的是，我还孤身一人。谈过几次恋爱，可现实的女孩总是在掏空我的真诚之后扭头而去。有时静下心来，想到偌大的武汉，竟然没有自己的安身之地，一种透彻骨髓的悲凉直入心底，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城市里，要怎样站稳脚跟，成为头等大事。
不仅如此，由于我从事的是餐饮行业，尽管离家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我却一年也难得回家一次，倒是年迈的父亲偶尔来汉看我一下，感动之余，便是深深的愧疚。
一天，我突然接到已是77岁高龄父亲的电话，说他已到公司门口。我随即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赶往公司，老远就看到瘦弱的父亲守着一大袋东西，站在公司门口不停地四处张望，在诺大的停车场显得那么孤单和无助，没有了年轻时的伟岸和挺拔，看到这些，我的鼻子酸酸的，眼泪夺眶而出。
不能赡养父母，我已经羞愧难当，更让父母操心的是下岗时我已 29岁了，却依然是孤身一人。父母不仅要担心我的工作，更要担心我的个人问题。大家知道，在农村这个年龄没结婚是要被人笑话的，不比现在。打工的日子再苦再累我都能承受，因为我知道，在武汉能自食其力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安慰，纵使不能赡养父母，至少也不能让他们再为我工作的事操心了。
即使这样，下岗仍然象幽灵一样如影随行，在下岗如同下雨一样频繁的日子里，我只好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下一轮的求职中去。即使再恶劣的工作环境，我也咬着牙坚持，不想连累父母。
为了保住难得的饭碗，我拼命工作，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有一年的休息时间不到10天。明知公司有些规章制度不合理而且有违劳动法，但我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我别无选择，唯有默认和接受，象我这样的弱势群体在中国还有很多很多。有时妻子对此颇有微词，我只能一笑而过。我知道中国尚有4000万下岗职工和每年几百万求职的大学生，在中国找一个饭碗真的好难，好难！我何尝不想休息啊！我何尝不想常回家看看！！我只是不想因此而影响了工作。我知道，今后的路更为艰难，我只有倍加努力。唯其如此，我在心里才有所慰籍，以减清不能赡养父母的负罪感。
安居才能乐业，我也不知道在四处奔波定无居所的情况下，拿什么乐业、敬业？唯一让我永远不能释怀的是我无力赡养我的父母，他们养育我30多年，直到现在还在为我打拼，我却不能孝敬他们一天。
住在我出租屋隔壁的一对夫妻双双下岗，失去了收入来源的他们，整日眉头紧锁。可能是不堪生活的压力，这对夫妻借钱吃了最后一顿大餐后，在家里用煤气自杀身亡。这样一件极端的事例并没有引起媒体的关注，如果放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一定是铺天盖地的大新闻。
普通百姓的生老病死，还不如明星们的吃喝拉撒，多么嘲讽和悲哀！
时至今日，明星们的地位更是蹭蹭上涨，娱乐圈的蝇营狗苟们对社会是一个严重的撕裂。他们一天的收入普通老百姓一辈子也赚不回。
始终不明白，曾经的戏子如今却是高高在上的存在，他们拿着比科学家都高的收入，炮制的不是烂片，就是强奸吸毒、偷税漏税的新闻。
难怪现在小孩子们的理想动不动就是网红、明星，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打工之余，书籍成了我的精神食粮，看报的过程中，我内心深处的文学梦被点燃，于是尝试着向报刊投稿，可每次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但我并没有放弃。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0年11月10日，我的处女作终于在《武汉晚报》上发表了。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和鼓励，从此一发不可收，20多年来，我先后在各类报刊杂志与网络平台上发表文章近600余篇，获奖十数次。写作虽然没有给我带来财富，但成为我求职的敲门砖和生活的精神支柱。
1994年妹妹出嫁，六年后不幸染上了“红斑狼疮”。得知妹妹重病缠身，当时在汉已参加工作的我给妹妹寄去了1000元钱。可妹妹又分文不少地寄给了我。
她在来信中说：“你一个人在武汉，现在又下岗了，挺不容易的。再说你还未成家，随时要花钱……”信还未看完，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双眼。
2002年5月25日，惊闻妹妹病逝的噩耗，我内心难过得如同刀绞。当我连夜从咸宁赶到家时，亲人的恸哭在黑夜里愈发显得凄凉。我伏在妹妹的遗体上失声痛哭。
如果生命能交换，我真的愿意替代妹妹，她太年轻了。妹妹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而我竟然没来得及见妹妹最后一面。
一件尘封已久的事情在我海脑里像电影一样浮现。那是2001年的大年三十，刚吃完团年饭，拍了一张全家福之后，我便带着侄儿、外甥到街上拍照去了。当我回到家的时候，不知何时换了一套崭新衣服的妹妹（病中的妹妹很少打扮）朝我喊道：“哥！来，给我照一张！”我迅速举起相机，试图将灿若桃花的妹妹的美丽定格成永恒。可是，当我准备按动快门的时候，才发现胶卷已经用完了。担心妹妹失望，短暂的犹豫之后，我还是按动了快门，“咔嚓”的一瞬间，妹妹笑得更甜了，这是我见到妹妹笑得最开心的一次。照完之后，妹妹说：“一直想照一张单身照，今天总算心想事成。”看着一脸幸福的妹妹，我暗自神伤。
当初我为什么就没有想到为妹妹照一张单身照呢？我只好在心里默默地盘算着，等下次回来，一定为妹妹补拍一张她梦寐以求的单身照。
假期很快结束了，我又开始了忙碌的打工生涯。可是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却一直没有回家，尽管为妹妹补拍单身照的事我不曾忘记。
如果我有一双翅膀，我会带上相机飞到妹妹的身边，为她补拍一张最靓的单身照。我有一双翅膀吗？没有！所以，我至今带着深深的忏悔游走在人间。给妹妹补拍单身照，成为我永远的心债。
听母亲讲，妹妹临终前还问起我的近况，并让家人尽量不要打电话给我，以免影响我的工作。妹妹总是设身处地地为我作想，而我又为妹妹做了什么呢？
比我更悲痛的是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一夜之间父母苍老了很多。
厨师行业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下岗就像下雨一样频繁。作为科班出身的我，从事的仅仅是案台工作，虽然后来荣升为厨部总监，但我内心仍有极大的隐忧。
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同时基于职业生涯的考虑，我决定改行，从事我喜欢的策划工作。有了改行的动机，我又增添了无穷的动力。
从此，除了搞好本职工作之外，我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学习餐饮策划上。别人下班后不是打牌就是看电视，我一头扎进诸如《餐饮策划》、《品牌管理》等有关策划的学习之中。虽然很辛苦，但我依然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2002年，单位准备组织“五一”文艺晚会，不巧的是负责晚会的企划部经理因病休假，我自告奋勇地毛遂自荐。也许是理论知识较丰富的原因，我丝毫没有因为是第一次组织这样的活动而胆怯，相反我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组织工作。
周密的准备和精心的布置，使得晚会大获成功，庆功会上，酒店总经理给予了我极高的赞誉，使我信心倍增。自此酒店有关策划的活儿我也会有意无意地接触到一些，策划水平在每一次活动中不断得到提升。
2003年3月的一天，我在《楚天都市报》上看到一则招聘信息，一家即将开业的大酒店正在招聘策划部经理，我欣喜若狂，决定前往一试。到达招聘现场，填完应聘表后，我并没有像其他人听了招聘小姐“回家等通知”的话后就默默地离开。
我知道，要从那么厚一摞应聘表中脱颖而出，谈何容易啊。于是我对招聘小姐说：“请问你们老总在不？我想和他面谈一下，烦请通报一声。”招聘小姐犹豫了一下，径直把我带到隔壁总经理办公室。就这样我梦寐以求的转行在一夜之间变为现实，成为该店首任策划部经理。我倍加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工作兢兢业业，深得领导信赖。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生活给了我太多裂缝，或许是为了让更多的光照进我心中。
2004年初，因为发展的需要，我又应聘到一家大型的餐饮公司，担任策划部经理，一干就是七年。凭着过硬的专业技能和扎实的文字功底，我的工作干得风声水起，很快得到了老板的首肯。由于工作出色，我先后担任过该公司策划部总监、总办主任、总助等职务。
事业有了起色，长久不来的爱情不期而至，2005年我终于结束了单身生活。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我有幸登上湖北省经视台《走近打工仔》的舞台，成为一时的新闻人物。
我拼命工作，不敢懈怠，不敢请假，不敢生病，不敢休息，每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知道，在这座城市里，我只是飘萍，经不起任何风吹浪打。
获悉我下岗了，已经退休在家的父亲又“上岗”了。他在乡下养了十几头并不怎么赚钱的猪，说是帮我在武汉买房子。
每天清晨，父亲要到离家五里之遥的镇上挑潲水回家，作为猪的饲料。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风霜雪雨，从未间断。
在一个冰雪交加的早晨，父亲一不小心摔了一跤，连人带桶倒在路旁的地沟里，幸亏同村的人把父亲搀扶回家。可倔强的父第二天带伤照常去镇上挑潲水。在父亲看来，这些猪就是他的希望，更是我幸福的筹码。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父亲硬是不让人告诉我，还是叔伯侄儿事后说给我听的。别人是“养儿防老”，父亲是“养儿苦老”。
当事业遭遇天花板的时候，我毅然决然地再次选择了跳槽。
2010年，我应聘来到了现在的工作单位——一家有6000员工的集团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虽然中途经历了很多挫折，但我都挺过来了。我深知，只有经历了“行到水穷处”的窘境，才能体会到“坐看云起时”的豁然。
2011年11月，从19岁就嫁给父亲，劳累了一生的母亲病逝，享年70岁。母亲走得很安详，或许是在她有生之年，终于看到我成家了，我竟然没有特别悲伤。
2014年，我喜圆购房梦，成为房奴大军的一员，可惜母亲看不到了。
严格说来我当时还不具备买房的实力，但我不知哪来的的勇气，硬是把房子买下来了，至今非常庆幸当初的决定。如果当时犹豫一下，以现在的房价，就是借个胆我也不敢买，选择大于努力此时具象化了。
新房装修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把父亲接到武汉，可是父亲在城里住不惯，住了两个月后回到乡下去了。
现实世界常常是非常魔幻的，疫情之后房价断崖式下跌，令人猝不及防。高位接盘的购房者叫苦不迭，太多人成也买房，败也买房。房子自古至今都成为老百姓的负累。
2016年，《楚天都市报》创刊20周年之际，全文刊发了我撰写的《从厨师到酒店高管》，算是对我走入社会20年的总结，深感欣慰。
职场如战场，虽然看不见硝烟，但斗争无处不在。因为太过耿直，我从不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成为公司另类的存在。
在大公司上班能力其次，手腕居上，可惜我的情商跟不上智商，既不会左右逢源，也不会八面玲珑。
一次我无意间转入了一场高层斗争的漩涡，集团总经理极尽打压排挤之能事，欲除掉我而后快。本来准备辞职走人的，但转念一想，我并没有做错什么。相反，是总经理拉帮结派，贪污受贿。深思熟虑后，我给董事长写了一封简短的信，陈诉了总经理种种不是。
经集团总裁办调查后，解除了总经理的职务，但我也落了个喜欢告状的坏名声，大家都提防着我。看来我还没有完全领悟“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真正含义。后来我成为董事长助理，这是后话。
在集团高层呆过，不得不感叹社会的残酷。
有的人吃一顿饭的花费就是一个普通员工一年的工资，有的人食不果腹；有的人坐拥十几套房产，有的人居无定所，连房都租不起；有的人整日花天酒地，挥金如土；有的人成天忙到晚，任劳任怨，只为碎银几两。
贫穷限制了想象，是资本在兴风作浪。
2018年，父亲因病离世，享年84岁。
父亲的离去让我痛不欲生，久久没有从悲痛中缓过神来，他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梦中出现，我思虑成疾，一年之后才有所好转。
父母都很平凡。他们没有穿过绫络绸缎，没有吃过鱼翅鲍鱼，没有住过星级宾馆，没有坐过高铁飞机。可是这些丝毫不影响父母在我心目中的伟大形象。他们在世时对我倾情的付出如汪洋大海，承载着我一路远航。
他们虽然去世了，可他们面对困难不屈的精神却一直激励着我。
国家政策总是因时而动，变幻莫测。曾经贵比黄金的城镇户口放开了，农村户口却变得吃香了。国家鼓励生二胎的时候，标志着计划生育的终结。可却在网上引起了群嘲，原因无它，唯“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房价）耳。
2020年，新冠病毒突如其来，令人措手不及。武汉封城，只能禁足在家，没有了收入。可是市场乱象却令人头疼，平时30元钱的鱼，竟然被黑商炒到了100多元，一颗白菜炒到60元的新闻也见诸报端。
封城的日子我写了许多关于疫情方面的诗歌及散文，40余首分别刊登在各大网络平台，其中《中国的复兴和强大势不可挡-致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的公开信》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连续三年的抗疫，动不动就封城的一刀切，搞得百业凋零，怨声载道，大量的店铺关门歇业，全国失业人数高达6000万，市场哀鸿遍野，惨不忍睹。
我所在的单位由于受到疫情及地产衰退的双重打击，未能扛过2022年的冬天，6000人一夜失业。更悲惨的是如同我一样大约600管理层被迫投资的钱打了水漂，苦不堪言，申诉无门。这600人的家庭，一夜回到解放前，不知道全国类似我们这样遭遇的家庭到底有多少，而所谓的首富们却照样过着堪比皇帝而又穷奢极欲的生活。
清醒的人是孤独的，诚如鲁迅所言：孤独是一种高贵的品质，也是一种无奈的命运。不在孤独中逆袭，就在孤独中沉沦。
2021年，儿子文龙中考，没能考上高中。全国一半的中考生如同儿子一样，被分流了。他们的命运从中考的那一刻起就被基本定格，我再次对中国教育制度产生了质疑。
普通百姓的上升通道越来越窄，优质资源大多掌握在精英阶层手上，谁都不能染指，纵使是出道即巅峰的刀郎也不例外。
《2002年的第一场雪》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唱片销量超过270万张，盗版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00万。只因刀郎是草根出身，一样被所谓主流音乐人所抵制而黯然离场。
2023年7月，一首《罗刹海市》火爆网络，屏霸热搜，轰动世界。短短两周内《罗刹海市》全网播放量已超100亿，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神曲。
《罗刹海市》的爆火与其说是在内涵乐坛“四人帮”，不如说是反映了广大底层民众的心声。听《罗刹海市》，大家都颇有“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之感。
底层民众苦所谓的精英久矣。老百姓没有话语权，更没有申诉渠道，《罗刹海市》如惊雷乍起，引起了各阶层民众的强烈共鸣。在互联网与新媒体加持下，民众埋在心里的怨愤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关于《罗刹海市》的各种版本在各种媒体上精彩演绎，最为典型的是陕西美女歌手凭借翻唱《罗刹海市》，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手而红动中国。
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各类的心灵鸡汤充斥着自人民的眼球，以金钱为唯一成功标准的言论大行其道。贫富悬殊越来越大，为富不仁者越来越多，阶层日益固化，焦虑感接踵而至，百姓的幸福指数在物质高度丰富的今天，却降低了。
可是许家印之流，一边享受着至高的荣耀，一边干着坑害老百姓的勾当，这样买办资本在中国实在是太多了。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1998年的下岗潮和2022年的失业潮，七〇后都未能幸免，改革肯定是有牺牲的，但为什么买单的总是弱势群体老百姓呢？王侯将相，真的宁有种乎吗？
就在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下岗一年了。期间不是在求职，就是在求职的路上。简历投了数百份，可都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失业者全国有很多，年过50，再有能力也无工可打，曾担任过大型集团董事长助理的我，也只能望龄兴叹。看着日渐缩瘪的荷包和每个月雷打不动的房贷，我心急如焚，濒临崩溃。
一边是体制内的所谓专家竟然倡导80岁退休，一边是入职年龄的门槛越来越低，这叫35—60岁的人怎么活命？
这期间的25年内需如何推动？三胎政策如何落实？老百姓谈何幸福？让这些所谓的专家60岁去找工作，看他还敢胡言乱语？当然，体制内的人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考公热不断升温的主要原因。
如果内卷到博士生去应聘城管，985毕业去送外卖，谁还会相信读书能改变命运？如果就业形势良好，年纪轻轻的谁愿意躺平？如果劳累了一辈子连基本的安居乐业都不能得到保障，谁还相信勤劳致富？
正如《罗刹海市》这首歌的结尾，那马户又鸟是我们人类的根本问题。
机制不优化，土壤不改良，政策不落实，百姓在苦海里挣扎也就顺理成章。对我等百姓而言，还是顾好眼前的苟且再说。
如果说社会是《红楼梦》，我就是刘姥姥，虽然进过几次大观园，但终究是局外人。如果没有时代红利，纵然你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在强大的现实面前，都无济于事。
50年风雨历程，50年悲欢离合，50年酸甜苦辣，50年喜怒哀乐，汇成了一句话：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个人的一座山在时代的洪流中，即使宝贵如仅有一次的生命，也溅不起一点浪花。
如果非要描述一下此刻我写这篇文章的心境，或许这首歌词《人到中年》是最适合不过了。
人到中年
一个人喝醉了许久
无人倾诉，内心烦忧
失业的苦酒只能独自消受
独自抚摸伤口
走在无人的街头
寒风从身边猛烈刮过
午夜的漆黑在等候
等候下一个相守
保温杯泡着隔夜的哀愁
房贷和车贷如同冰窖
求职已老，退休尚早
焦虑挫败不时涌上心头
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
如今困在生活的裂缝间
勒进腰间的是岁月结成的茧
泪雨滂沱向四面八方奔流
人到中年却成了生活的囚徒
豪情万丈，壮志未酬
拼尽全力找不到生活的出路
无人问津的日子何时是尽头
呜呼，被抛弃的70后！
作者艺术简介
毕业于武汉商业服务学院，一直从事酒店管理工作。酷爱文学，热爱写作。陆续在《武汉晚报》《楚天都市报》《三峡商报》《长江日报》《中国烹饪》《中国文化报》《诗刊》《现代作家》《中国诗歌网》《大国歌词》《东方乐坛》《词曲基地》《中国原创歌词网》等报刊杂志及各网络平台上发表诗歌、散文及歌词500余篇（首）。有作品相继入选《望乡》《大爱真情》《中国当代散文精选》《诗词的力量》等书刊。在各级各类征文大赛中荣获一、二、三等奖十数次。
作者系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国诗歌网、中国歌词网会员。先后荣膺西部电影节“年度杰出诗作家奖”，被中国当代艺术家网评选为“全国重点推荐艺术家”，中国冠军之路最佳原创作品奖。
一直笃信“执笔取暖，煮字疗饥”的力量，希翼自己能在文学的天空里自由翱翔，写字修心，渡己悦人。
电话：1882705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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